朱元璋出身安徽凤阳贫苦之家，早年生活困顿。在元末乱世中，他凭借卓越的领导才能和众多忠臣良将的支持，从众多义军中脱颖而出，历经艰苦卓绝的战斗，最终统一华夏，建立了大明王朝。

洪武三年，为表彰开国功臣，朱元璋封赏了十位公爵、二十八位侯爵，并赐予丹书铁券以示承诺永保安康。然而好景不长，此后二十年间，朱元璋接连发动多次大案，大量诛杀功臣及其家族。据统计，约有四万多人因此丧生，其中包括与朱家联姻的胡惟庸、李善长，以及战功赫赫的大将军蓝玉。

更令人唏嘘的是，连朱元璋自己的亲侄子和外甥等血亲也未能幸免。这一切都源于他对朱氏皇权永固的极端追求，任何可能威胁到皇室统治的因素都被无情铲除。这种残酷手段虽稳固了朱明王朝的基业，但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反思。

朱元璋一方面对官员要求严格，倡导廉洁奉公，另一方面却大肆分封朱姓皇族。他将自己的二十多个儿子和一个侄孙封为藩王，给予他们土地、军队和财富。这些藩王每年可享受五万石米的俸禄，以及其他如钞币、绢布、盐茶、马草等丰厚待遇。即便是最低级的“奉国中尉”，也能获得二百石禄米。

然而，对于帝国各级官吏，朱元璋则采取了极为苛刻的政策。明朝官员的俸禄是历代王朝中最薄的，从正一品到从九品，俸禄从八十七石米递减至仅五石米。即便后来以绢、钞或银两折算，待遇依然微薄。相比之下，皇族成员的生活却极为优渥。

到了明末，朱氏皇族繁衍至数十万人，这些人只知在王府中繁衍后代，却对国家事务毫无贡献。庞大的皇族人口成为国家财政的巨大负担，几乎掏空了整个王朝的资源。而那些为国家殚精竭虑的官员，其待遇与皇族相比，可谓天壤之别。这种巨大的不平等，也间接加速了明朝的衰落。

朱元璋在六十五岁那年，太子朱标不幸病逝，这位一向铁腕的皇帝也难掩悲伤，在东角门对着群臣落泪，展现出他鲜为人知的脆弱一面。按照传统礼制，朱标的儿子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

六年后，朱元璋驾崩，他可能至死都在安慰自己：大明江山将由朱家嫡系传承万世。然而，谁也没想到，短短几年后，朱家内部就爆发了叔侄之争。那些被朱元璋视为威胁的文臣武将早已被清除殆尽，反而是他的儿子朱棣异军突起，最终夺得了原本不属于他的皇位。这或许让九泉之下的朱元璋也感到意外和无奈。

明朝建文帝朱允炆，是太祖朱元璋嫡长子朱标的亲子。他自幼聪颖好学，以仁孝闻名。在父亲朱标病重期间，年仅十四岁的朱允炆日夜侍奉，“侍懿文太子疾，昼夜不暂离”，尽显孝道。他悉心照料父亲两年之久，直至朱标去世。

朱允炆守丧期间“居丧毁瘠”，多日粒米未进，悲痛欲绝。

连铁石心肠的朱元璋都为之动容，抚摸着孙子的背劝慰说：“你真是个孝子啊！但不能只顾着悲哀而不进食，这样会伤了身子。我还健在，你若如此，叫我如何是好？”

听闻此言，朱允炆才勉强进食，强忍哀痛，只为让祖父安心。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十月，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到了洪武二十九年，朱元璋特意安排诸王到东宫参拜朱允炆，行宫廷大礼。

朱允炆生性谦和，在接受诸王参拜后，立即进入内殿，以“家人礼”回拜各位叔叔，表达对长辈的尊重。当年朱标辅佐朝政时，因性格仁厚，常常减免刑罚，救下不少人性命，却因此惹得朱元璋不满。

朱允炆在作为皇太孙期间，协助明太祖朱元璋处理国家事务，展现出宽厚仁慈的治理风格。当时，由于朱元璋几乎铲除了所有的武臣谋士，加上对孙子的宠爱，朱允炆得到了祖父的信任与支持，使得朝中氛围相对和谐。

在法律改革方面，朱允炆依据《礼经》并参考历代刑法，对洪武年间过于严苛的七十三条法令进行了修订，减轻了刑罚，赢得了百姓的广泛赞誉。例如，在洪武二十八年，废除了黥面、刺字、刖足、阉割等残酷刑罚，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朱允炆对仁政理念的倡导和对老皇帝的积极影响。

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去世，朱允炆继位成为建文帝，并宣布改元。

然而，面对诸王以叔父之尊而不守规矩的局面，年轻的建文帝深感忧虑。这些叔叔们手握重兵，对身为皇太孙的朱允炆态度轻蔑，认为他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

为了寻求解决方案，朱允炆向侍读黄子澄请教如何控制诸王势力。黄子澄以汉景帝削藩平定七国之乱的历史为例，详细阐述了削藩政策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听闻此计后，朱允炆信心倍增，认为有了这一策略便可以安心应对局势。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定都南京，然而南京距离北方边塞有六七千里之遥。残元势力的蒙古军队时常在边境地区出没，烧杀抢掠，严重威胁着边境安全。为此，明初对边疆重镇采取了由皇子坐镇的政策。

朱元璋对功臣宿将极为猜忌，却对自己的儿子们无比信任，赋予他们极大的权力。他下令诸王可在封国内专制一方，各自拥有数万精兵，并有权调动周边军队。作为出身贫苦的皇帝，朱元璋行事果断狠辣，但他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并不深刻，未能预见到自己去世后，亲生儿子会带兵造反，威胁到他用无数鲜血和生命建立的明朝基业。

尽管朱元璋性格多疑且嗜杀成性，但朝中仍有不少深谋远虑、忠心耿耿的大臣。

早在洪武九年，叶居升就上书直言，指出分封制度可能带来的隐患：

“古语云：‘城池规模过大，必为国之祸患。’我朝鉴于宋元宗室衰弱的教训，在各地大肆分封。秦王、晋王、燕王等诸王的封地广阔，宫殿宏伟几乎与京城相当，更有大量精兵卫士护卫。

臣担心数代之后，诸王势力过大，难以控制。届时若试图削减其土地和权力，必然引发怨恨，如同汉代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否则，他们可能会凭借地利抗拒朝廷，甚至率军入京争夺皇位，到那时再防范就为时已晚了。”

叶居升深刻指出了诸侯藩王势力过大的隐患，他勇敢地反对当时普遍存在的“疏不间亲”观念。他警告说：

"如今有人认为‘诸王都是天子的亲生子，也是皇太子的亲人’，但我们为何不从汉、晋的历史中汲取教训呢？

汉景帝是高祖之孙，而七国之王皆为景帝的同宗兄弟或子孙。然而，一旦削减他们的封地，他们便起兵反抗中央。

再看西晋，各王皆为武帝的子孙，但世代更替后，他们互相拥兵自重，最终导致皇室危机，引发五胡乱华的灾难。由此可见，过度分封必然带来祸患，历史教训清晰可见。”

为了进一步说服皇帝，叶居升引用了贾谊劝谏汉文帝的策略：

“应尽早划分诸国领土，为空出的土地留待王子子孙后代使用。因为小国弱力易于管理，且不会滋生叛逆之心。建议在诸王建国之前，就限制其城市规模、减少卫兵数量、划定疆域范围，以备未来分封王子孙之需。此制度确立后，具备圣贤德行的王子可入朝为相，其余则世袭为藩王，与国家共存亡，永享荣华。”

叶居升的奏章条理分明、直言利害，却让朱元璋勃然大怒，认为他别有用心，离间皇室关系。随后，锦衣卫迅速行动，将叶居升逮捕入狱，施以酷刑，直至折磨致死。自此以后，再无人敢对此事发表意见。

其他皇帝可能只有几处“逆鳞”，但朱元璋这条老龙全身上下，甚至最私密的地方都是“逆鳞”。更何况在明朝，干涉皇家事务动辄得咎，甚至可能招致灭族之祸。因此，在洪武年间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再也没人敢提起藩王分镇的问题。

建文帝继位后，颁布了太祖朱元璋的“遗诏”。其中最关键的内容在最后：

“诸王留守封地，不得前往京城。各王国所属的文武官员和军队必须听从朝廷指挥，唯有护卫官军仍由藩王直接统领。”

这份诏书的目的有二：一是防止诸王借奔丧之名带领大军进京争夺皇位；二是明确规定藩王属下的官吏要直接听命于朝廷。

“诏书下达后，诸王心中不悦。”他们互相秘密联络，私下都认为是新任兵部尚书齐泰故意阻挠这些“孝子”进京祭拜先帝陵寝。

不久之后，户部侍郎卓敬又秘密上疏，建议限制藩王权力。“奏疏呈上后，没有得到回复。”

建文帝虽然没有公开回应，但实际上正在认真考虑削藩的具体步骤。尽管卓敬的奏疏是秘密呈上的，但由于诸王耳目众多，消息很快便传开了。

于是，“燕、周、齐、湘、代、岷诸王频繁相互煽动，流言蜚语传至朝廷”。

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建文帝秘密召见了以前的老师黄子澄和兵部尚书齐泰，商讨削藩的重大决策。

齐泰认为，燕王手握重兵，并且“向来心怀壮志”，应该率先对其采取行动，削夺其封地。然而，黄子澄却持不同意见，他认为燕王早有异心，常年秣马厉兵，难以轻易制服，主张“应先对付周王，剪除燕王的羽翼，再图谋燕王也不迟”。

建文帝年少，身边的两位辅臣又皆为书生，仓促之间便决定了重大国策。

于是，在建文帝即位当年的七月，他下令曹国公李景隆突然调集大军奔赴河南，将周王府团团围住，逮捕了周王及其世子、嫔妃等人，押送至南京。

随后，建文帝下旨削去周王爵位，将其废为庶人，并流放至云南偏远之地看管。

同年十二月，建文帝又将代王迁徙至蜀地，因代王被指控“贪婪残暴”，将其交由蜀王监管，实行“双规”。由于事发突然，周王与代王措手不及，确实未费太大周折就被一举拿下。然而，这两位王爷的“罪状”并不明确，令朝中不少人感到疑惑。

当时，朝廷中的大臣多迎合新帝之意，纷纷上书请求削藩。但有一位退休的都督府断事（高级参谋）高巍却上书劝谏，提出将诸王的封地重新分配给已婚的王子们，通过犬牙交错的方式进行分封，使他们互相牵制、维护和监视。如此一来，既能广施恩惠，又可避免因强行削藩而引发矛盾，诸侯势力削弱后，天子自然更加尊崇。

“建文帝对这一建议颇为赞赏，但却未能采纳”。

或许是因为当时齐泰与黄子澄正深受宠信，建文帝对他们言听计从，意图一举削夺诸藩王的实权。

建文元年五月，朝廷因岷王朱檛涉及“不法之事”，将其废为庶人。随后，湘王朱柏因私自印制钞票与擅自杀人，遭到朝廷严厉谴责。

朝廷派遣使臣前往湘王封地，命令他进京接受审讯。

然而，湘王朱柏性格倔强，对身边的人说道：“我听说古代大臣在下狱之前，大多会选择自行了断。我是高皇帝之子，身为一国之君，怎能屈辱于狱吏之下苟且偷生！”于是，他召集诸子与嫔妃，紧闭宫门，在宫殿内自焚而亡。

建文帝及朝臣并未因此停手，继续采取行动。他们诏令齐王朱榑入京，将其废为庶人并投入大牢。

紧接着，又下诏将代王朱桂软禁于大同，并废为庶人。短短数月之内，针对藩王的案件接连发生，震动天下。这也恰好为实力最强的燕王朱棣提供了起兵的借口。

正如后人所言：“诸藩者，削亦反，不削亦反。”然而，建文帝及其朝臣在一开始并未选择以燕王朱棣开刀，这无疑是他们最大的失误！

清初历史学家谷应泰对建文帝削藩一事提出了颇有“事后诸葛亮”色彩的观点。他认为，明太祖朱元璋在世时就该采取措施，让各藩王的子嗣入京为质，并在京师禁宫内设立“百孙院”，挑选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的老师教导这些皇子皇孙，既可对他们进行文化熏陶和礼仪教育，又能起到人质的作用。

同时，他还建议派遣勇猛能干的大臣将领驻守各地要冲，修筑坚固的城池堡垒，以防范藩王可能的异动。待这些王子成年后，立即下诏分封他们到小国去，形成众多弱小的封国，彼此牵制，从而无法产生谋反的能力。

然而，这种设想不过是谷应泰的一厢情愿罢了。朱元璋身为一代雄主，性格残暴多疑，毕生精力都放在防备大臣、压制百姓上。他通过严苛的制度钳制人口流动，屠戮功臣，又怎会容忍有人在他生前提出建立“百孙院”这样的建议？即便真有大臣敢上疏进言，恐怕也会被朱元璋追查动机，稍有不慎便会株连九族，落得满门抄斩的下场！

朱棣在正统史书中的身份是明确的——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与懿文太子朱标、秦王朱樉、晋王朱棡（注：应为“朱棡”而非“朱枫”）、周王朱橚等兄弟同为孝慈高皇后马氏所生。

然而，在历史记载中，也有一些细节引发了后人的疑问。例如，《明史》卷一百四十一中提到齐泰的一段话：

“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先帝时，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令欲问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

这句话暗示了周王朱橚与燕王朱棣之间的特殊关系，并提到朱橚是朱棣的“母弟”。但问题在于，如果按照官方说法，朱橚与朱棣皆为马皇后所生，那么他们应是“嫡弟”，而非“母弟”。这是否意味着朱棣与朱橚可能有共同的生母，而这位生母并非马皇后？

进一步查阅资料可以发现，周王朱橚的生母实际上是朱元璋的碽妃孙氏。据明清笔记史料记载，孙氏可能是高丽人。如果这一说法成立，那么朱棣是否也可能与孙氏有关？甚至有人提出更离奇的说法，认为朱棣的母亲是元顺帝遗留下来的妃子弘吉剌氏。这种观点认为，弘吉剌氏被朱元璋纳为妃嫔时已怀有身孕，而朱棣正是她的儿子。这样一来，朱棣就可能成为元顺帝的后代。

不过，这种说法更多带有传奇色彩，缺乏确凿证据支持。正如民间传说元顺帝可能是宋朝末代皇帝赵昺的后裔一样，这些故事往往反映了失败者对胜利者的某种心理补偿。

从外貌特征来看，朱棣的确与他的父亲朱元璋差异较大。史载朱棣“貌奇伟，美髭髯”，而朱元璋则以相貌奇特著称，甚至被形容为“窝瓜脸”。因此，有人推测朱棣可能具有北方民族或高丽人的血统。

无论朱棣生母是谁，他作为朱元璋的亲儿子这一事实不容置疑。他在洪武三年被封为燕王，十三岁时前往北平建立藩王府。长期在北方边疆征战的经历，使他成长为一位智勇双全、善于用人的军事统帅。

在洪武二十三年的蒙古战役中，朱棣表现出色，不想他的两位兄长秦王朱樉和晋王朱棡（原文中的“朱枫”应为笔误），他率领部队长途奔袭，在迤都山大败乃儿不花部，缴获大量战利品。这次胜利让朱元璋对朱棣更加器重，此后多次委派他统兵出征，并赋予他节制北方边军的权力。

朱棣不仅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军事领袖，还拥有近二十年的地方治理经验。早在洪武二十五年皇太子朱标去世后，他就开始萌生争夺皇位的念头。

后来，朱棣为了合法化自己的篡位行为，永乐年间编纂的官方史书中加入了许多虚构情节，比如声称朱允炆天生相貌有缺陷，朱元璋曾有意改立朱棣为储君等。这些说法显然缺乏可信度，因为历史上许多皇帝都有身体上的缺陷，但都被美化为天命所归。建文帝的不幸遭遇使他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连小时候侧睡导致的“额颅稍偏”都被当作不适合当皇帝的借口，这显然缺乏说服力。

从文学修养来看，朱棣长期生活在军旅之中，即便才华横溢，在诗词创作上也难以超越自幼受顶尖硕儒教导的建文帝。而朱元璋本人文化水平有限，更不可能因为一个对子就萌生更换太子的想法。

永乐帝麾下的谄媚之臣编造的各种说法实在令人不堪忍受。例如明朝郑晓在《逊国记》中记载：太祖命建文帝赋诗新月，建文帝随口吟出：

“谁将玉指甲，抓破碧天痕。影落江湖上，蛟龙不敢吞。”

太祖听后感慨良久，说：“必免于难。” 这类故事很可能是后人杜撰的虚构之词。

朱元璋出身贫寒，未必能领会如此深奥的诗意。而且这首诗风格柔弱、意境消沉，与接受过正统儒家教育的皇太孙形象不符，倒更像是落魄文人的作品。

为了渲染燕王朱棣的天命所归，后世某些文人编造了如下故事：

“当年诸王分封时，太祖常挑选名僧担任辅佐。道衍和尚（姚广孝）预见到燕王将来会登大位，便主动表示：‘若能侍奉大王，我愿献上一顶白帽给大王佩戴。’因‘白’加‘王’即为‘皇’。与其说这位高僧有识龙颜之慧眼，不如讲朱棣早怀异志。”

道衍和尚（姚广孝）到北平后，又引荐了相士袁珙。

据传，“燕王派人召见袁珙，却故意让他在酒馆与使者饮酒。燕王身穿卫士服，带着九名随从混入其中。

然而袁珙一见便拜倒于燕王面前，说道：‘殿下为何如此轻率？’燕王装作不解，称自己只是护卫校士。袁珙未再言语。

随后燕王召见他详问，袁珙叩首道：‘殿下日后必为太平天子！’

为避免引起怀疑，燕王假借罪名将袁珙遣走。袁珙行至通州后，又被秘密召回府邸。”

袁珙本就是靠看相谋生的机灵人，既有道衍和尚（姚广孝）的提前点拨，又见朱棣浑身散发着贵族气质，恐怕只有傻子才认不出来他是谁。

听闻自己未来将是“太平天子”，燕王既疑且喜，最终还是“密召入邸”。不论此记载是否属实，都清楚地暴露了朱棣在藩王时期就已萌发的篡位野心。

朱允炆登基后，首先对叔叔们展开了削藩行动。其中，周王朱橚率先被逮。而心怀不轨的燕王朱棣也开始暗中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他不仅精心挑选壮士作为卫军，还四处网罗奇人异士和术士。朱棣深知篡位是大逆不道的重罪，因此身边聚集这些术士，更多是为了寻求心理安慰，并向身边的人传递某种暗示。

同年年底，建文帝及其大臣察觉到燕王的异常举动，于是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一方面，以防御北方蒙古为由，派遣武将驻守开平，并下令调动燕王所属的卫兵出塞。另一方面，派工部侍郎张昺担任北平左右政使，任命谢贵为都指挥使，密切监视燕王的一举一动。

此外，朱棣的姐夫徐辉祖（功臣徐达之子）经常从妹妹那里打听到燕王的动态，并秘密向建文帝汇报。徐辉祖因此深得信任，被加封为太子太傅，与李景隆共同负责军队事务，随时准备对付燕王。

建文元年（1399年）春天，燕王派遣长史葛诚前往京城奏事。实际上，这也是为了探听朝廷的态度和虚实。

建文帝对葛诚推心置腹，询问燕王的情况。葛诚为人老实，又感念皇帝垂询，便将燕王平日里的一些不轨行为如实上报。

建文帝听后既高兴又担忧，于是派葛诚返回北平，密令他作为内应。然而，朱棣生性多疑，与父亲朱元璋颇为相似。葛诚回到北平后，朱棣察觉其神色有异，便对葛诚产生了怀疑。

三月，燕王朱棣依照礼仪觐见新君，他“循皇道而入，登陛而不拜”。在众目睽睽之下，朱棣表现得愤怒且强硬，不仅老谋深算，更显得气势逼人。当时便有监察御史上奏弹劾他“对君不敬”，然而建文帝仁慈宽厚，回应称“至亲勿问”。

随后，户部侍郎卓敬再次秘密上奏：“燕王智谋超群，酷似先帝。北平之地，乃是金、元崛起之所，应将其改封南昌，以绝后患。”

建文帝看罢奏折，面色骤变，“将奏折藏于袖中”，未作明确表态。

次日，建文帝亲自召见卓敬，问道：“燕王乃骨肉至亲，何至于此？”

卓敬言辞犀利，答道：“隋文帝与杨广难道不是亲父子吗？”

建文帝沉默良久，终究下不了决心，只是挥手说道：“爱卿不要再说了。”于是让卓敬退下。

四月，燕王朱棣返回封国。

正所谓“天予不取，必受其咎”！若是在南京想要处置燕王朱棣，只需两名狱卒即可，随便安个罪名，先把人抓起来再说。可惜建文帝过于仁慈软弱，不知一直主张削藩的齐泰和黄子澄等人究竟在做什么，关键时刻未能力劝建文帝采取行动。放虎归山，最终养虎为患，令人追悔莫及。

建文帝确实采取了一些防范燕王朱棣的措施，例如派遣耿瓛、景清等人前往北平，同时命令宋忠率领三万军队驻守开平，表面上是防备边疆，实际上是为了削弱燕王的实力。他还暗中下令张芮和谢贵密切监视朱棣的行动。

然而，朱棣回国后迅速装病不出门。不久又传出病危的消息，以此来迷惑朝廷。

到了五月，太祖朱元璋的忌日按照礼制，各诸侯王都应该亲自到陵墓祭拜。但朱棣以重病为由，派他的世子朱高炽以及另外两个儿子朱高煦、朱高燧前往京城参加祭祀。

有人建议朱棣不要让几个儿子都去京城。

但朱棣却说：“这样可以让朝廷不怀疑我们。”

果然，当燕世子朱高炽等三人到达京城后，兵部尚书齐泰建议建文帝将他们全部软禁。但黄子澄反对，认为：“不能这样做。如果让他们回去，可以消除疑虑，否则反而会引发变故。”

此时，三兄弟的舅舅魏国公徐辉祖向建文帝密报：“我的这三个外甥中，朱高煦最为勇猛且行为无赖，不仅对朝廷不忠，还可能背叛他父亲，将来必定成为大患。”

建文帝犹豫不决，又咨询了徐辉祖的弟弟徐增寿以及驸马王宁的意见。这两人与燕王父子关系亲密，经常一起饮酒、骑马、欢歌，所以他们都为朱棣父子说好话。最终，建文帝决定让他们全部返回北方。

在朱高煦即将离开之际，他还不忘偷偷潜入舅舅徐辉祖的马厩，窃取了一匹最优良的骏马，这一行为充分暴露了他无赖的本质。

原本，朱棣派遣三个儿子前往京城后不久便心生懊悔，担心这三个孩子会被当皇帝的堂兄一网打尽。然而，当朱棣看到三个儿子毫发无损、安然无恙地归来时，不禁喜出望外，大声感叹道：“吾父子复得相聚，天赞我也！”

建文帝放任朱棣返回北平，这是一大失误；

接着又允许燕王世子朱高炽等人回国，使得朱棣起兵造反再无顾虑，这是第二大失误；

更为严重的是，建文帝竟然放走了勇猛善战的朱高煦，这是第三大失误。

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关键时刻为朱棣军队增添最强助力、使兵锋更加锐利的正是这位朱高煦。到那时，建文帝才懊悔不已地说：“吾悔不用辉祖之言。”但一切都为时已晚。

既然已经放虎归山，建文君臣本应静观其变，等待时机，避免刺激朱棣产生立即反叛之心。然而，在建文元年七月，建文帝却下令逮捕并处决了燕王府的官校于谅和周铎，并且下诏谴责朱棣，此举无疑加速了局势的恶化。

为了争取时间，朱棣在北平装疯卖傻。他在街上大喊大叫，抢夺别人的酒食狼吞虎咽，还胡言乱语、躺在地上打滚咒骂，甚至一连好几天都假装昏迷不醒。

张芮和谢贵到王府“探病”。当时正值盛夏酷暑，却见朱棣披着厚重的棉被，在大火炉前“烤火”，还不停地喊冷。张芮和谢贵见状，立刻秘密上奏，建文帝等人也因此对朱棣的病情信以为真。

幸好燕王长史葛诚是朱棣的内应，及时通报他即将起兵的消息。

兵部尚书齐泰得知后迅速采取行动，下令派遣使者前往北平，要求当地官员逮捕燕王府相关人员，并密令张芮、谢贵伺机行事。

同时，朝廷还秘密命令北平都指挥使张信（他曾长期效忠燕王）亲自逮捕朱棣。

如果张信遵命行事，那么无论朱棣有多大的能耐，也只是一条孤立无援的“独龙”。一旦皇命下达，只需轻松一招，就能将他押送京城，这场纷争也就此结束。

然而，历史偏偏在关键时刻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折。

张信手握密旨，脸上写满忧愁，虽心事重重却不敢开口。母亲察觉到他的异样，便追问原因。

张信无奈之下只得将实情告知。母亲听后大吃一惊，连忙说道：“万万不可！我早有耳闻，燕王注定是真龙天子。命中该当大位之人，岂是轻易能对付的？”

至此，朱棣身边聚集和尚、道士、相士的秘密才在紧要关头被揭开。想必这位母亲平日里礼佛敬道，常往来于寺庙道观之间，从各种传言中得知不少消息，因而深信燕王是天命所归的九五之尊。

亲生母亲的话自然不能不听，张信心中已有了决断，决定直接向燕王摊牌。他策马前往燕王府邸，却被守门人拦住，对方以王爷病重为借口推托不见，实际上是朱棣担心被人当场擒拿，所以拒绝见任何人。

但张信自有妙计，他换乘了一顶妇人的小轿，乔装打扮后顺利进入府门，然后自报身份求见。

朱棣无奈之下，只能装作生病哼哼唧唧，在床上勉强“带病”接见。张信一进房间便跪拜行礼。朱棣则假装半身不遂，含糊不清地比划着，装作无法言语。

张信说道：“殿下不必如此。有什么要事，请与我商议。”

朱棣用含混不清的声音回答：“我病得很重，并非装出来的。”

张信接着说：“殿下如果不把实话告诉我，我身上带着圣旨，您应该束手就擒，随我去京城受审。但如果殿下心中另有打算，请不要再瞒着我！”

见张信推心置腹，朱棣也不再掩饰，急忙从床上跃起，向张信跪拜，感激道：“您救了我一家人性命！”

随后，二人密谈许久，又召来和尚道衍（姚广孝），共同商议起兵之事（朱棣登基后，对在战场上并无寸功的张信格外优待，

“论功与诸战将等同，升都督佥事，封隆平侯，享禄千石，并赐世伯券”。

无论是在朝堂之上还是日常见面，朱棣都尊称张信为“恩张”，还将监察藩王动静等机密要务交予张信负责，始终恩宠有加）。

与此同时，张芮、谢贵等人手持建文帝颁发的逮捕燕王府官员并削夺燕王爵位的诏书，带领北平七衙属吏和屯田军士将燕王府团团围住。

有了张信的支持，朱棣心中稍安。他立即命令卫队长张玉、朱能率领八百壮士进入府衙，以应对突发变故。

张芮、谢贵率兵包围王府后，大声呼唤王府属官出门受捕，还不断向府内射箭以示声势。因燕王府兵力薄弱，朱棣颇为惊慌，询问左右：“外面敌军人多势众，该如何是好？”

朱能建议道：“若能先擒杀张芮、谢贵，其余士兵便容易对付。”

朱棣思索片刻，计上心头。“既然诏书只是针对我府中的官属，我们可以骗张、谢二人入府，告知他们诏书中所列之人皆已就擒，需他们进府查验。”

于是，朱棣大开王府之门，安坐于东殿之中，对外宣称自己重病痊愈。在此之前，他已在殿门与端礼门内埋伏下精壮武士，并约定好听令行事。

随后，燕王派人传唤张芮与谢贵前来王府。起初，二人担心有诈，拒不前往。

为了诱骗他们入府，燕王又特意安排人携带一份详细列明将要逮捕的属官名单给二人查看，声称请他们入内查验“犯人”身份。

张芮和谢贵经过一番考量，想到建文帝的诏书只是要求抓捕燕王的属官，并未与这位皇叔彻底决裂。犹豫片刻后，便按剑而行。

当二人抵达王府门前时，身边的卫士被门卫拦阻。由于朱元璋时期皇族至高无上的威严仍在，王府不容随意闯入。遵循惯性思维，张芮与谢贵也未坚持带护卫入内。

进入燕王府的大堂后，只见朱棣手持拐杖而坐，一副大病初愈的模样。两旁府中属吏齐聚，乐声响起，设宴敬酒。

几轮酒过后，一名侍女端着精致漆盘上前，盘中瓜片摆放整齐。

“正好有人送来新瓜，今日就与你们一同品尝。”朱棣边说边起身，亲自拿起两片瓜走向张芮与谢贵。

二人起身行礼致谢，正欲伸手接瓜，不料朱棣突然变脸，怒喝道：“即便是普通百姓之家，兄弟宗族尚且能够互相保全。我身为天子亲属，却时刻担忧性命难保。朝廷如此对待我，天下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得！”话音刚落，朱棣将瓜掷于地上，怒目直视张芮与谢贵。

燕王府内突然伏兵四起，众多卫士蜂拥而上，将张、谢二人当场擒拿捆绑。与此同时，葛诚等建文帝安插的“内应”也被迅速拿下。

朱棣猛地扔掉手中的拐杖，大声喊道：“我根本没病！这是为了应对奸臣陷害才假意装病！”他一挥手，命令手下将张、谢等人押出，就在王府堂前斩首示众。

张芮和谢贵带来的卫士们一直在王府外等候多时，以为两位主子正在与王爷饮酒作乐，逐渐松懈下来，不少人因此散去。不久，当他们得知张、谢二人已被燕王所杀时，顿时大乱。原本包围王城的明军群龙无首，瞬间溃散。

唯有北平都指挥彭二表现得较为沉着冷静。他单枪匹马奔入市中，高声呼喊：“燕王造反了！”随即召集千余名士兵猛攻端礼门。

然而，在战斗正酣之际，燕王手下的两名勇士乘乱突袭，将彭二从马上砍落，随后乱刀将其击杀。失去了指挥的士兵们顿时四散奔逃。

朱棣见局势已定，立即下令让张玉等人率兵连夜出击，夺取北平九门。由于事发突然，八个城门很快被攻下，唯独西直门守军顽强抵抗，死守不退。

燕王随即派遣指挥唐云单独前往劝降。唐云高声喊道：“你们不要再自寻死路！朝廷已经答应燕王可以自行治理北方事务。现在投降者一律免罪，若有迟疑，定斩不饶！”守门官兵听后慌乱不已，不知真假，最终纷纷弃械而逃。

在短短两三天时间里，燕王朱棣已完全掌控了北平城。朝廷派遣的都指挥使余瑱和马宣因兵力单薄，一个退守居庸关，另一个则逃往蓟州。明将宋忠率领三万大军从开平赶至居庸关，但由于惧怕燕军的勇猛，选择退守怀来。

在此背景下，燕王朱棣引用明太祖《祖训》中的内容：

“朝中无正直大臣，内部有奸佞叛逆时，应起兵讨伐，清除君侧之恶。”

朱棣以铲除齐泰、黄子澄为名，将自己的军队称为“靖难之师”，正式宣布起兵反抗。

建文帝及其朝臣得知变故后，随即下诏剥夺燕王朱棣的爵位。双方由此展开战争。

朱棣起兵后，进军势如破竹。当大军抵达通州时，驻守当地的明将房胜便率全城投降。

随后，燕军将领张玉迅速攻陷蓟州，斩杀明将马宣；又接连攻克遵化与密云等地。不久之后，燕军还成功夺取居庸关。明守将余瑱因缺乏援军，只得撤退至怀来，投奔正在此地驻扎的宋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