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车行岷山主峰雪宝鼎
《欧行日记》诚如郑振铎所言为“半部之半”，仅有一篇“自记”与1927年5月至8月的日记，5万字上下。估摸是每天写了之后再抄一份寄给高君箴看的，所以在旅欧的日子里，至少从这“半部之半”中看得，郑先生平日里做得最多的作业有两样，一样是写信，另一样就是“抄日记”。我想，这也是“半部之半”之所以能够得到保存的原因，日记遗失了，但抄给高君箴的那份却保留了下来。
我个人感觉《欧行日记》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一面是作为大龄文青郑振铎的初次出洋，看到一切都感到新奇，包括看海与看海岸，看风土人情，体验大洋客轮的吃喝拉撒睡。所以除了大风大浪，不能忍耐晕船呕吐之外，其余时间都泡在甲板上散步，或躺在藤椅上聚谈，或凭栏远眺看海上、海岸风景，或蜷曲餐厅一角写信写日记写文章，或向同船的法国军官学习法语。何等之Gentlemanly spirit（绅士风范）。不像今天的中国大妈在邮轮上除了一日三餐抢吃抢喝，便是聚集在表演台上跳广场舞扰民消食，为下一场抢饭做热身。
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人心人性的品质竟然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变化，思来想去，不禁令人扼腕叹息。
郑振铎乘坐的海轮叫Athos号，有翻译为“阿多斯”的。与他同船到巴黎去的有陈学昭、袁中道、徐元度和魏兆淇。除郑振铎之外，以陈学昭后来最为出名，她也是最终完成了留学规划的一个人，获得法国克莱蒙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陈学昭既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翻译家，同时也是一位右派。1938年与丈夫，法国留学博士何穆一道去了延安。袁中道是一位画家，那次留学欧洲，去了比利时布鲁塞尔美术学院，但不幸得了肺病，英年早逝，1934年就挂掉了。徐元度算是我们的黄石老乡，阳新人，后来改名徐霞村，也是一位作家和翻译家。魏兆淇则是鲁迅在厦大的学生，笔名卓治，是一位文青。
一条船上聚集了五个显摆做作的年轻文青，又得度过漫长的一个月的航程，哪里就安静得下来，于是群起合计为《文学周报》出几个“Athos专号”，头天晚上商议已定，第二天下午，陈学昭就写了一篇《法行杂简》，而直到5月23日，船将到香港，郑振铎才写了一篇《我们在Athos上》和一篇《别离》。后一篇文章发表时更名为《离别》，是根据他五月21日登船的日记扩展而来。
Athos号是一艘具有传奇色彩的海轮，这个我们以后也许要说到，也算是当时的豪华客轮。即使如此，它的航速之慢，也是令人咋舌。郑振铎在船上穷极无聊之时，抄了一通Athos的船期表，它和实际航程有点不一致。这艘船5月21日下午14点从上海出发，24日到达香港，27日到达西贡，进行三天的物资补充，30日启航，6月1日到达新加坡，在海上整整航行6天后，6月6日到达科伦坡，7号凌晨开船，这一次在印度洋整整航行了7天，14日到达亚丁港，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通往地中海的亚丁湾，一个盛行海盗与流氓组织的地方。
Athos号14日从亚丁到达吉布提，准备通过红海、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在红海中走了5天，19日进入苏伊士运河，20日到达埃及的塞得港。然后航行了5天，6月25日到达法国的马赛港。Athos号的艰难海程终于结束，下船之后转乘火车，26日到达了巴黎。
这一路下来，单是坐船就走了一个月零几天，可见当年交通之不便利。而今天从上海直飞巴黎，仅仅需要12个小时。
不过这事看你怎么去理解与衡量。我可以举一个例子。2010年我应邀出席一个会议，到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合作市。上午7点在武汉登机，9点就到了兰州的中川机场。后来从黄龙返程，湖北省项目执行机构的官员要给我买从黄龙机场回到武汉的机票，我给拒绝了。坚持晚上住在川主寺镇，第二天随大巴走了整整20个小时到达兰州，第三天从兰州搭乘火车，第四天上午返回武汉。这一路，我在大巴和列车上拍了2000多张照片，觉得很有收获，比坐飞机要好玩很多。
我曾经三次乘坐列车走京广线转陇海线，还有一次转了兰新线。虽说路途十分辛苦，经常遭遇晚点，但每次也十分开心。这就是旅途带给人的愉快吧。
我的意思是说，尽管郑振铎一行在海上折腾了一个月零几天，饱经狂风暴雨晕船呕吐之苦，但也有很大的收获，比如第一站香港，基本上靠着海边航行，风平浪静，所以到香港之后，郑先生心情大好，“海水是碧绿的，两岸小山林立，青翠欲滴。”然后下船到香港尽情游览了一通，而且下船上了汽船，居然是免费，待得上了太平山顶，是不是太平山顶呢，他写的是To The Peak Tram，即到山顶缆车，而这条山顶缆车线到达的就是太平山顶。几个人看了群山海岛，心中颇为欢喜。上船之后还大谈上海虽好，但有两点比不上香港。认为香港这个人工的创造物的确是太精致，太有趣。
在香港游览，郑振铎还谈到了不同的银元的兑换率，为今天大多数人所不知。这就是袁大头、鹰洋、港洋之间的价值的不一样。港洋是港英政府发行的大洋，鹰洋是墨西哥或者美国制造的银元，袁大头是中国制造的银元。郑先生一行到了电车站上缆车，费了三角港洋，而一个鹰洋只相当于港洋的九角。袁大头相当于港洋的多少钱没说。据说沿海一带比较崇尚鹰洋，因为它的含银量比较高。这些事情倘若不出门，或者坐飞机去巴黎，一辈子也搞不清楚。
自香港至巴黎，郑振铎开始花钱了。香港所费不多，除了搭乘到太平山顶的电缆车之外，中间几个人吃了一餐饭，吃得很不好，到先施公司搞了一通血拼，具体买的啥也不清楚。返程雇了一小舢板，费二角。回到船上还在可惜忘了买荔枝。
人心嘛，没得到的总是最好的。他说：“在香港果市上，见荔枝一颗颗地放在盘中，皮色淡红，含肉极为丰满，如二八少女，正在风韵绝世之时，较之上海所见者，不啻佳胜十倍。我们一个个都渴想一尝。”后来发奇想云：“假定有风雅知趣之港商，当此荔枝正红之时，用了一只小艇，张了小长帜，用红字标着‘荔枝船’三字，往来于海中求售，一定是生意甚佳的。”
你说郑振铎这家伙，与爱妻分别不过三天，写信的时候卿卿我我，但旅途中间满脑壳转悠的都是些啥乱七八糟的念头，一看就有危险的犯错误的思想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