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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亡于万历的说法由来已久。

《明史》中记载：“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这里的神宗就是万历帝。明史专家孟森说：“明之衰，衰于正德、嘉靖以后，至万历朝则加甚焉。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看来明亡于万历的说法被很多人接受，那么，明朝究竟是如何亡于万历帝之手的呢？

说到万历帝，人们首先想起的就是怠政，这已经成为他的标签。

不过，万历帝并非一开始就如此。他登基不久后，朝堂上由张居正主政。张居正得到太后和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东厂提督太监冯保的全力支持，成为帝师，教导万历帝为君之道。此时的万历帝虽年幼，但有张居正辅佐，政局打理得井井有条。张居正去世后，万历帝也是想有一番作为的。

万历十二年（1584年）年底，京畿周边出现大旱，老天不作美，而皇帝是天子，要为天下臣民向上天祈雨。为了显示虔诚，从皇宫到南郊往返20多里路，万历帝都是步行往来。后世以勤勉著称的崇祯帝去南郊祭天，也并非每次都步行。看来，此时的万历帝还算是个称职的皇帝。

万历十四年（1586年），对于万历帝，海瑞称赞道：“自张居正刑犯后，皇上乾纲独断，无一时一事不惟小民之念。”大意是说，张居正之后，万历独掌朝政，时时刻刻都将老百姓挂念在心上。依海瑞之性格，断不会颠倒黑白。但这一切逐渐发生了变化，自万历十四年（1584年）起，万历就开始不履职了，并且这种情况日甚一日。

之前祭天还步行前往，后面就是坐马车都不去了。明朝的祭天在南边，祭地在北边，万历帝是一律不去。不仅如此，连自家的宗庙也不祭拜了。按常理来说，每逢重大节日，或者立下重要政绩，比如打了大胜仗，都是需要皇帝到宗庙告慰祖先的，但万历帝一概不去。

祭拜活动都这样了，那朝政自然也不理，万历帝竟然有20多年不上朝。不上朝的做法，并非万历帝首创，嘉靖帝也曾20多年不上朝。不过，嘉靖帝虽然不上朝，但朝政不乱。为何能如此？因为嘉靖帝虽不上朝，但是他理政啊！臣下有政事，写了奏章，嘉靖帝会审阅、会安排，相当于处理政务的形式由朝会变成了文件往来。所以，嘉靖帝20多年不上朝，却依旧牢牢掌控着权力。

然而，万历帝不一样，他既不上朝，也不理政。不仅如此，大臣们就连见皇帝一面，都是很艰难的。不只是普通大臣，就连明朝的首辅，想见万历帝，都一样困难。比如，明朝大臣申时行担任首辅9年，皇帝召见他的次数屈指可数；而另一位大臣朱庚当了3年的首辅，连皇帝一面都没有见到。至于其他从未见过皇帝的大臣，比比皆是。

文华殿外的文华门成为众多大臣们向皇帝请命的地方。在这里，有等待、有哭泣、有呼喊、有廷杖，唯独很少有皇帝的回应，文华门成了万历怠政最好的见证者。大学士方从哲向万历帝请求补充阁臣，上了十多道奏疏，无一回应。方从哲在文华门外候旨，一连六天无果。

其实，大臣们也不必这么焦急，皇帝至少做到了一视同仁，对自己朱家人也是一样的懈怠。按照惯例，瑞王18岁就应当结婚，但他20多岁还是单身，朝臣多次上书提及瑞王的婚事，万历置之不理（？是婚礼时间过了的意思吗？建议作者适当更改，让语意更清晰）。惠王、桂王没有选择配偶，万历同样不作处理。太子8年没有老师讲学，首辅叶向高屡屡上书请求择名师，万历一概不回应，导致后来泰昌帝和天启帝的文化水平都不高。这位德高望重的帝国首辅可以说是绝望的。经过叶向高的力争，朝廷开展了考试，选拔了70多名人才，请求万历帝任命。叶向高为此事前后上书了几十封，但过了两年，皇帝都没有把任命书安排下来。

至于外国使臣来朝无人接待；各地饷银押解京师无人签收；监狱里囚犯数年不审判，监狱爆满；都察院8年没有主管等等情况举不胜举。深感绝望的叶向高向万历帝请辞，未得到批准，只能称病在家。皇帝不理事，内阁只有首辅一人，所有的文件都涌向叶向高的府邸，堪称大明王朝的一道奇观。更有甚者，科举会试时，朝廷竟找不到合适的官员来主考，叶向高只得亲自主持考试。到了主考那天，叶向高居然又收到了大量的政府文件，没办法，处理公务的官员们找不到皇帝，就只能找首辅。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首辅到哪里，就把文件送到哪里。

老成持重的叶向高都被逼到这个份上，那性子颇急的吏部尚书赵焕就更不用说了。此时，内阁大学士只有一人，赵焕实际上就是朝廷的二号人物。而且，六部之中，只有吏部尚书赵焕一人在职，户、礼、工三部只有一位侍郎。赵焕受不了了，上书请辞，我干不下去了，不干了，但也等不到回音。于是，赵焕最后上了一书，就自行离职了。赵焕的前任吏部尚书孙丕扬也是以同样的方式离职的。赵焕走了，皇帝终于发话了，又把他请回来。赵焕以为这次有戏，赶紧上疏，但都石沉大海。

不久，萨尔浒战败的消息传回，帝国危急，百官焦急地等待皇帝决策，但万历帝依旧不理。赵焕坐不住了，率百官到文华门，固请皇帝临朝议政，但仍没有任何回音。78岁的赵焕坚决不退，到了晚上，最终等来了皇帝的回信，就一个字：退。赵焕怒了，忍不住说：“他日蓟门蹂躏，敌人叩阍，陛下能高枕深宫，称疾谢却之乎？”意思简单明了，他日敌人打到京城，陛下难道还可以待在深宫之中，称病退敌吗？赵焕这句话一语成谶，十年后变成现实。

在萨尔浒惨败之后，辽东空前危急，群臣至少有两次集体请求万历帝出来，和大家一起商讨应对之策，但万历帝一概置之不理。皇帝这样的行为，就连远在南京的大臣也很不满，上书说：“台省空虚，诸务废堕，上深居二十余年，未尝一接见大臣，天下将有陆沉之忧。”这句话说得很不客气了，说皇帝这样下去，天下就危险了。但就是这份奏疏上去了，万历帝还是没有给任何回应。

如果说重臣们说话，还多少会顾及皇帝的脸面，而一些不怕事的中低层官员，说话就没有那么客气了。万历十七年（1589年），有一个叫雒于仁的七品官，他原本在地方任知县，不久之后被调到北京做大理寺评事，负责断案工作。雒于仁到了北京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一共只有三次见到皇帝，他很不满意，到处打听皇帝在干什么。其实，这也不需要特意打听，老百姓们都在议论皇帝的所作所为。其实，这个时期万历帝的怠政远远没有后期严重。到后期，很多官员一次都没有见过万历帝，而这时雒于仁一个大理寺评事一年见了三次，已经算不错的了。

不过，这个雒于仁官虽小，脾气却不小，他觉得这样下去，大明江山就危险了。于是，他向万历帝上了一道奏疏，说：“天下人都在传皇帝得了四种病——酒、色、财、气。第一是酒，皇帝不但喜欢喝酒，而且经常喝到天亮；第二是色，皇帝不但宠爱郑贵妃，还喜欢那些长得标致的小太监；第三是财，皇上要求宦官向自己行贿进贡，有进贡就高兴，没有进贡就发怒，惩罚宫人；最后是气，皇上还爱生气，为了各种小事，比如宫女、钱财等等，气得要命。”雒于仁继续说：“这四种病不是用药就可以治好的，今陛下正年轻，还不上朝，长此以往，您到底想怎么办？”

万历帝看到奏疏后，真的气得要命，但雒于仁既然敢写这样的上疏，自然是做了被处死的准备，所以杀他也没有用。杀了他，反而会让他名声大震。而且，万历帝也不敢把这样的奏疏发给朝中各部，就把内阁首辅申时行等人召来，指着雒于仁的奏疏说：“你们看，这样一个小官，无君无父之徒，竟然如此侮辱朕，你们管还是不管？”

申时行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多少年，自然知道其中利害，说：“皇上，这个我们不能看。我们看了，到时候信的内容传了出去，全天下人就都知道这些事了。”

万历帝说：“难道就这样算了？不治他的罪吗？”

申时行回道：“治罪肯定没有问题。但一治罪，这封奏疏就公开了，他骂皇上的那些内容就公开了！”

申时行又说：“我去跟他说，让他辞职。”

万历帝无奈，只得同意，那封奏疏也被他暗中留下，没敢发出来。最后，雒于仁打了一张辞职报告，退休了，但他那些骂皇帝的话早就传开了，此时他俨然成了官员们心中的“英雄”。

不过，骂皇帝仍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国家的很多弊病已经开始凸显。

万历帝荒诞的怠政让人很难理解，这天下难道不是朱家的天下吗？万历帝为何如此呢？一个比较常见的说法是：万历帝因国本之争和大臣们斗气，最后选择置朝政于不顾。

万历帝的长子朱常洛是他与宫女王氏在偶然间生下的，因朱常洛为宫女所生，所以万历帝并不喜欢他，想立自己心爱的福王朱常洵为太子。而群臣们力谏根据礼法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双方互不相让，立储之争长达15年。最终，万历帝感到自己虽贵为天子，却终被群臣所制，逐渐对朝政失去兴趣，开始怠政。

到这里，读者可能会有一个疑问，皇帝不是天下之主吗？为何连立个太子的权力都没有？这是因为明朝注重礼法，祖制的力量十分强大，而且连太后也不支持皇帝。有一天，万历帝到慈宁宫陪侍李太后，太后便问他为何不册立太子。万历帝答：“他是都人之子。”太后大怒道：“你也是都人之子！”皇帝听后惶恐不已，跪伏在地，不敢起身。在明朝，宫中称宫女为“都人”，李太后也是宫女出身，所以万历帝的回答让她十分恼怒。万历帝没能按自己的喜好来安排接班人，这可能是一个原因。

不过，很容易被人们忽视的一点是，万历帝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明朝中央集权的程度非常高，军政大权集中在皇帝一人身上，内阁成为皇帝的秘书处，并没有实际决策权。而那些朱家的藩王们也被严格地控制在自己的那一小块封地上，干什么事都得给朝廷打个报告。

这就造成现在这个局面——即使皇帝不作为，也没有任何藩王起来夺权，也没有引发以夺取最高权力为目标的政变或兵变。万历帝的作为，要是放在隋唐时期，早就被推翻了，皇帝都换几轮了。

所以，空前集中的中央集权才是万历帝能肆无忌惮怠政的根本原因——我做事，天下是我的；我不做事，天下依旧是我的。难道万历帝真的就不怕丢了江山吗？当然怕，他要是真不怕，就不会发起万历三大征，也不会下令发动萨尔浒之战了。怠政，从根本上来讲，就是明朝极度中央集权带来的恶果之一，所以明朝会出现嘉靖和万历两任皇帝分别有20多年不上朝的奇葩现象。

那有人就会说了，清朝也是高度中央集权，为何没有出现嘉靖和万历如此怠政的皇帝呢？就如清朝的祖训“永不加赋”是缘于明朝的教训一样，正是看到了明朝皇帝怠政带来的负面影响，清朝的统治者吸取了这一教训，所以，清朝从未出现皇帝怠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