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开国将领都有独特的绰号，比如王震被称作“王胡子”，刘亚楼被称为“雷公爷”，而杨成武则以“白袍小将”的称号闻名全军。杨成武不仅忠诚勇敢，还兼具智慧和军事才能，因此党中央常常在关键时刻或重大行动中委以重任。他从未辜负使命，在长征中成功强渡乌江、飞夺泸定桥、智取腊子口，还在太行山上击毙了日军名将阿部规秀。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坚守“三八”线，多次创造战争奇迹，立下赫赫战功。在和平建设时期，他同样为国防事业和军队建设做出了显著贡献。毛泽东对这位“白袍小将”格外器重，曾多次表示：“我认为杨成武对我非常忠诚！”
红军在长征途中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创造了非凡的壮举。他们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敌人的围追堵截，依然坚定前行，展现了顽强的意志和卓越的智慧。通过巧妙的战略部署和英勇的战斗，红军成功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翻越了雪山草地，渡过了急流险滩。这些壮举不仅彰显了红军战士的勇敢和坚韧，也为中国革命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长征的胜利，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为后来的胜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力量。
杨成武，本名杨能俊，1914年10月8日生于福建长汀县张屋铺的一个贫苦农家。他在县城上中学期间接触并接受了革命理念，积极参与革命工作。1929年初，他参与了闽西古城的农民起义，担任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的大队长。随后，他跟随起义队伍加入了闽西红军，开启了他的军旅生涯。1930年，他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1930年3月，闽西的红军被整合进了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在这支部队中，杨成武担任了多个重要职务，包括红12师的步兵连政委、教导大队政委以及红11师第32团的政委。他积极参与了从第一次到第四次的反“围剿”行动，特别是在龙冈战斗和黄陂登仙桥战斗中的卓越表现，赢得了红1军团政委聂荣臻的高度评价，被称为“模范团政治委员”。第四次反“围剿”结束后，杨成武被提拔为红2师第4团的政委。这个红4团有着辉煌的历史，它的前身是叶挺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后来在南昌起义中成为第25师第73团，到了井冈山时期又成为红4军第28团。不论在哪个时期，红4团都是战斗力极强的精锐部队。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不得不踏上长征之路。在这段艰苦的征程中，红4团多次被毛泽东委以重任，成为红军北上的先锋部队。在政委杨成武和团长耿飚（后由黄开湘接任）的指挥下，红4团接连冲破四道封锁线，经历了湘江激战，成功渡过乌江，夺取娄山关，并在遵义会议期间承担了保卫任务，屡次立下赫赫战功，令敌人闻风丧胆。遵义会议后，红4团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又参与了一系列重要战役，包括四渡赤水、智取三县、抢渡金沙江、跨越大凉山、飞夺泸定桥、开辟雪山草地通道以及突破天险腊子口等，为全军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尤其是飞夺泸定桥和突破腊子口，堪称战争史上的奇迹。
1930年，杨成武在江西省广昌县拍摄了一张照片。
1935年5月，红军在北上抗日途中抵达了险峻的大渡河。这条河流宽阔且水深流急，两岸被高山环绕，几十里内都没有适合渡河的地点，大部队过河异常艰难。与此同时，蒋介石派遣薛岳、刘湘等部队从南北两面夹击，试图将红军困在大渡河南岸，并放言要让红军重蹈石达开的覆辙。
最初，中革军委打算让全军从安顺场渡口过河，但抵达后发现只有一条船可用，无法满足全军渡河需求。于是，军委将注意力转向了安顺场以北320里的泸定桥。这座桥是大渡河上西藏以东最后一个可通行的关键地点，如果不能顺利通过，中央和红军的处境将极其危险。在如此紧要关头，军委决定将夺取泸定桥的任务交给红4团，并要求他们在3天内赶到目的地。
前往泸定桥的路途异常艰难，不仅地形复杂，还有敌军不断阻挠。红4团首日行进缓慢，仅推进了80华里。5月28日早上，红1军团传来紧急指令：“黄开湘、杨成武，军委命令左路军务必在次日攻占泸定桥，你们必须全速前进，灵活应对，确保任务完成。此次行动要超越之前夺道州和五团在鸭溪一天行军160华里的纪录。”命令下达后，部队立即开始了急速行军。不幸的是，当晚暴雨倾盆，小路被雨水冲刷得异常滑腻，士兵们步履维艰，几乎是在泥泞中挣扎前进。面对这一困境，杨成武深感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他提出了“红4团有着辉煌的战绩，我们必须继承传统，坚决完成任务！”的口号，极大地提升了部队的士气。最终，他们在次日清晨准时抵达泸定桥，创下了24小时内行军240华里的惊人纪录。
1935年，杨成武随红军长征队伍抵达陕北，期间拍摄了一张照片作为纪念。这张照片记录了他在长征途中的身影，成为了那段艰苦岁月的重要见证。杨成武作为红军的一员，经历了长征的艰难险阻，最终成功到达陕北，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这张照片不仅是他个人的历史瞬间，也是红军长征历程中的一个缩影，反映了当时红军战士的坚韧与毅力。通过这张照片，我们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长征的艰辛与伟大，以及红军战士为革命胜利所付出的努力。
抵达泸定桥时，杨成武一行人被眼前的景象震惊：桥面只剩下13根孤零零的铁链悬在空中，下方是汹涌澎湃的大渡河。桥东的泸定城内，刘文辉的部队已严阵以待，牢牢控制着桥头。与此同时，敌方两个旅的兵力正火速向泸定桥方向赶来支援。
时间紧迫，必须在敌方增援到达前攻下泸定桥。红4团迅速组建了一支22人的突击队，由廖大珠率领，顶着敌方的猛烈射击，沿着悬挂的铁链向对岸推进。就在突击队即将抵达敌方桥头时，敌人在城门口点燃了大火，试图阻止红军进城。在桥的这一端，杨成武手持短枪指挥战斗，激动地站起来高喊：“大家冲过去！别怕火！冲！敌人要垮了！冲！”在红军战士的呐喊声中，突击队勇敢地穿过火海，击败了敌人，成功占领了桥头。攻下泸定桥后的第三天和第四天，红军主力顺利通过泸定桥，跨越了大渡河，彻底粉碎了蒋介石通过大渡河战役消灭红军，使其重蹈石达开覆辙的计划。
为表彰红4团的英勇表现，中革军委不仅授予他们一面荣誉旗帜，还为22名突击队员及政委杨成武、团长黄开湘准备了特别的奖励。每人获得一套印有“中革军委奖”的列宁服、一支钢笔、一本日记本、一个搪瓷碗和一双筷子，这些在当时被视为极高的荣誉。泸定桥的战斗场面异常激烈，杨成武在回忆时仍感到激动不已，他为此写下了诗句：“无边的风雨之夜，大渡河如天堑横亘。火把照亮了前进的道路，勇士们迅速夺取了泸定桥。”
1935年9月，杨成武和黄开湘带领的红4团在腊子口打了一场硬仗。腊子口这地方，地势险峻，被称为“天险门户”，防守起来容易，攻进去难。红军要想进入甘南，继续北上抗日，必须拿下这个关口。当时，红4团刚过完草地，大家累得不行，但杨成武和黄开湘一番动员，战士们又振作起来，准备迎接这场硬仗。军委把这次任务交给了他们，红4团不负众望，打得非常勇猛。
在红军大学求学时，杨成武与几位同学合影留念。照片中从左至右依次为：杨成武、吴富善、彭嘉伦和宋裕和。这张照片记录了他们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是红军大学历史的重要见证。
9月16日，杨成武带领部队抵达腊子口后，迅速对周边地形进行了详细侦查。经过分析，他们决定采取正面猛攻与侧翼攀崖包抄相结合的战术。夜幕降临后，杨成武指挥主力部队从正面发起猛烈进攻，敌军依托险峻地势和坚固工事顽强抵抗，炮火密集，炸裂的弹片在桥头30米范围内的崖路上堆积成片。与此同时，黄开湘率领的迂回部队成功攀上悬崖，从高处向敌军未设防的碉堡发起突袭，敌军猝不及防，仓皇撤退。杨成武抓住战机，率正面部队乘胜追击，一举推进数十里。
腊子口战役是红军长征中以少胜多、以智取胜的经典战例。这场战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聂荣臻曾指出："拿下腊子口，整个战局就被盘活了。"红军在此战中巧妙运用战术，突破了敌军防线，为后续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此战的胜利不仅展示了红军的作战智慧，也证明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军事斗争中的重要性。腊子口战役的胜利，为红军继续北上开辟了通道，对长征的最终成功起到了关键作用。
1935年11月，红军完成长征抵达陕北，杨成武带领红4团参与了直罗镇的战斗，再次展现了该团勇猛作战的作风，成功完成了作战目标。随后，部队进行了调整，杨成武被调往红军大学接受进一步教育。
在抗战期间，一位年仅25岁的八路军战士成功击毙了一名52岁的日军高级军官。这场战斗中，年轻的中方士兵展现了卓越的战术素养和勇气，成功击败了经验丰富的敌方指挥官。这一事件不仅体现了八路军战士的英勇无畏，也反映了他们在战场上的高效作战能力。通过这次战斗，八路军再次证明了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杨成武担任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团长。他带领的独立团是首批进入华北战场的部队之一，在平型关战役中成功执行了阻击敌援的任务。短短20天内，独立团接连收复了7座县城，并在涞源、蔚县一带建立了敌后根据地，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形成打下了基础。此后，杨成武先后出任八路军独立第1师师长、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率领部队在长城沿线、太行山区、易水河畔等地开展艰苦卓绝的敌后游击战争。
1939年10月中，日军集结了超过两万兵力，对晋察冀边区的北岳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到了11月3日，杨成武，当时担任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的司令员和政委，带领部队在山西的雁宿崖地区成功击溃了从涞源县出发的日军迁村大队。这一失利激怒了日军，于是他们在第二天迅速调派了约1500名精锐士兵，这些士兵来自独立混成2旅团，迅速赶往涞源，意图进行报复性的攻击。
1939年，在雁宿崖和黄土岭两场关键战役打响前，杨成武向全体官兵进行了战前动员。他详细分析了敌我态势，明确了作战任务，鼓舞了部队士气，为后续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杨成武强调，此次战役关乎根据地存亡，要求全体指战员发扬顽强拼搏精神，坚决完成战斗任务。他还特别指出，要充分利用地形优势，灵活运用战术，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战果。这次动员不仅统一了部队思想，更激发了官兵的战斗意志，为后续的歼灭战和围攻战做好了充分准备。
面对日军的猛烈进攻，杨成武决定采用诱敌深入的战略，选择在涞源和易县交界的黄土岭地区设伏。11月7日下午，日军被成功引诱至峡谷地带，杨成武抓住时机，迅速下令部队发起突袭，密集的枪弹如雨点般射向谷底，给敌人造成重大伤亡。日军试图突围，但已被包围，只能就地顽抗。在激烈的战斗中，1团注意到山梁上一处独立小院前聚集着一群身穿黄大衣的日军军官，立即用迫击炮进行精准打击。出乎意料的是，日军北线指挥官、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被炮弹击中，当场阵亡。
东京方面接到消息后，朝野上下大为震惊。当地媒体连续三天在报纸头版以“名将陨落太行山”为标题进行报道。国内同样反响强烈，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以及各地友军、抗日组织、知名人士纷纷发来贺电，庆祝这一胜利。全国各大报纸详细报道了战斗过程，并刊登了大量庆祝胜利的诗文。当时年仅25岁的杨成武，成功击毙52岁的日军将领，这一“年轻小将战胜老将”的事迹迅速传遍全国。
1940年下半年，杨成武带领部队参与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在井陉战斗中，他的部队从战场上救出了两名日本小女孩，这段故事后来成为中日友好关系中的一段佳话。东团堡战役持续了三天三夜，最终全歼了日军的一个士官教导大队和两名高级军官。在狼牙山战斗中，出现了“狼牙山五壮士”这一英雄群体，他们的事迹成为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精神象征。这些战斗极大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力量，有效地保护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1940年，杨成武等人在狼牙山棋盘坨的指挥所前拍了一张集体照。照片中从左到右依次是赵凡、杨成武、赵志珍、曹凌、高鹏、史进前和黄连秋。这张照片记录了当时的历史场景，反映了杨成武与他的战友们在狼牙山的活动。
杨成武在晋察冀地区指挥作战时，恰好遇到民主人士李公朴到根据地访问。李公朴见到这位年轻将领，觉得他相貌英俊、气宇轩昂，而且战功显赫，不禁赞叹道：“真是位出色的白袍将军！”自此，“白袍小将”这一称号便成了杨成武的代名词，并迅速传播开来。
在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阶段，杨成武指挥部队接连参与了任丘河间战役、子牙河东岸战役以及大清河北岸战役。这些战斗对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杨成武带领部队在这些战役中表现突出，为战略反攻的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这几次重要战役的胜利，杨成武为抗日战争最后阶段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察绥战役中，步兵部队对敌方骑兵展开追击。
在解放战争打响后，杨成武先后担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兼政委、晋察冀野战军第二政委以及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委员等重要职务。他带领部队在华北地区四处征战，亲自指挥或参与了大同、集宁、正太、青沧、保北、大清河北、清风店、石家庄等多场关键战役，接连取得胜利。这些战役的成功，使得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革命根据地得以连成一体，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8年，战局迅速推进。为了支援东北战区的行动，中央军委制定了“东北主攻、华北策应”的作战方针，并成立了华北野战军第3兵团。这支部队由杨成武指挥，向绥远地区进发，开启了察绥战役的序幕。
毛泽东特别召见杨成武，明确指示华北第3兵团向绥远进军的战略目标：直捣傅作义的大本营，迫使其主力回援。他强调，不仅要拿下绥远，还要巩固当地，将傅作义的主力牵制在平绥线，限制其向关外调兵，从而确保东北野战军的胜利。毛泽东还提醒杨成武，远征绥远将面临巨大挑战，尤其是粮食补给问题，因此要做好“饿三天、吃两天草”的准备。杨成武对毛泽东如此细致周密的考虑深感敬佩和触动。
在张家口即将解放之际，杨成武与华北第三兵团及东北第四纵队的几位指挥人员共同拍摄了一张合影。这张照片记录了他们在关键时刻的团结与协作，展现了军队领导层在重要历史时刻的集体形象。
9月5日，杨成武带领麾下的三个纵队以及北岳军区部队，从河北的易县和涞源一带出发，向山西的朔县和代县方向挺进。到了9月23日，杨成武指挥的第三兵团兵分五路，从大同的东西两侧展开行动，在晋绥军区部队的协助下，对傅作义长期经营的后方基地——绥远发起了猛攻。第三兵团势如破竹，接连攻下集宁、丰镇、凉城、和林、清水河、兴河等多个地方，解放了绥南和绥东的大片区域，歼灭敌军超过6500人，并控制了从丰镇以北到归绥以东的平绥铁路线。杨成武部队的这次突袭行动，不仅让傅作义感到震惊，也让蒋介石大为意外，甚至连美国也认为局势十分严峻，美联社更是将其形容为一场“致命的进攻”。
此刻，东北野战军正积极准备进攻锦州，辽沈战役即将打响。傅作义因后方告急，无法顾及东部战线，紧急飞赴归绥，调遣其主力部队第三十五军和暂编第四军等九个步兵师和两个骑兵旅，从北平、张家口一带迅速西进增援。这一行动使得第三兵团进军绥远的战略目标得以初步达成。
傅作义的增援部队在9月28日抵达了台基庙和玫瑰营子一带。第3兵团采取分兵策略，用一部分力量牵制归绥的国民党守军，主力则向东移动到丰镇西北和卓资山以东，准备阻击国民党的援军。同时，平北的第2兵团也积极支援第3兵团的行动，接连攻占了崇礼和尚义等城镇，并切断了北平到张家口以及北平到古北口的铁路线。由于绥远对傅作义至关重要，平绥铁路及其沿线更是其命脉，傅作义不得不将西援部队调往张家口地区。
杨成武抓住敌人兵力分散、难以兼顾东西两线的有利时机，于10月12日指挥第三兵团主力向绥西、绥北地区发起攻势。此次行动旨在实现中央军委下达的双重任务：一是歼灭敌军六个旅，二是在一年内全面掌控绥远地区。
1948年10月，杨成武在担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期间拍摄了一张照片。
在极寒的天气里，大雪纷飞，夜晚气温降至零下30度，部队的粮食供应也相当紧张。敌军是骑兵，行动敏捷。面对这样的条件，我们的部队必须徒步追赶，每小时行进15至18里。例如，2纵5旅第13团在追击固阳的敌军时，26小时内走了超过220里，期间仅吃了一顿饭，最终凭借步行成功追上并消灭了敌人的骑兵。这样的步兵追击骑兵的战术，在战争史上极为少见。
10月末，绥远地区基本获得解放，仅剩归绥和五原两地尚未解放。中央军委对此发来贺电，表彰部队在秋季攻势开展后的一个月里，成功歼灭敌军超过一万人，解放了包括包头在内的15座城市，并掌控了平绥铁路的大部分区域，取得了重大胜利。
为牵制国民党傅作义部，延缓蒋介石嫡系部队的行动，第三兵团按照中央军委指示，放弃围攻归绥，转而封锁并包围张家口和宣化的敌军，由此揭开了平津战役的序幕。随后，杨成武指挥部队与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协同作战，成功完成了张家口围歼战，这一战创下了华北战区单次战役歼敌数量的最高纪录，获得了中央军委的嘉奖。毛泽东在贺电中高度评价此次战役为“重大胜利”。
将战场局势控制在北纬38度线至38.5度线这一区域范围内。
1950年10月，中国派遣志愿军越过鸭绿江，正式展开抗美援朝战役。为了应对战局变化，1951年初，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志愿军第20兵团，并任命杨成武担任司令员。经过充分筹备，杨成武重新披挂上阵，于同年6月19日带领部队开赴朝鲜前线参战。
在部队即将出发前，杨成武接到一个紧急通知：毛主席要亲自见他。杨成武和副政委张南生立即从天津赶往北京，准时到达了中南海丰泽园。会谈时，毛主席先分析了朝鲜战场的形势，强调经过五次战役后，双方已进入僵持状态。要做好长期打算，争取尽快结束战争。中央军委的策略是持久战，积极防御，同时推进军事和政治斗争，通过战斗推动和谈进程……
杨成武在前往朝鲜之前，在鸭绿江边拍摄了一张照片。
午饭时间到了，毛泽东邀请杨成武等人共进午餐，并说道：“你们兵团即将赴朝作战，这顿饭就当是为你们送行。”席间，毛泽东多次举杯，向杨成武等人表达期望：20兵团入朝后，主要任务是在敌人不增兵、不登陆的情况下，将防线稳固在“三八线”至“三十八点五度线”之间。这次接见和饯行，让杨成武更加坚定了信心，也激发了他的斗志。回到驻地后，他心潮澎湃，写下“一席妙语明方略，三杯美酒寄深情”的诗句，记录下这次难忘的经历。
7月7日，杨成武带着兵团的第一批人马抵达了朝鲜丰田里，准备执行任务。这时候的战场情况，就像毛泽东说的那样，联合国军的攻势已经不行了，只好先放下打仗的念头，在“三八线”边上修起了防御工事，打算靠谈判捞点好处。但是美国那边根本没诚意，7月10日的停战谈判第一次就谈崩了，结果双方又打了起来。
1951年8月，美军发起了大规模夏季攻势。杨成武率领部队在东线展开夏秋季防御行动，成功击退了美军的多次进攻，并实施了战术反击。到了9月29日，美军再次发起秋季攻势。杨成武指挥的两个军全面投入战斗，其中第68军接手了朝鲜人民军第5军团在北汉江以东20公里的防线，边接防边作战，并在文登里地区取得了反坦克战斗的显著成就；第67军则在金城正面20公里区域，与美军和南朝鲜军的四个师激战十天，成功挫败了联合国军在东线的进攻，并创下了朝鲜战场上单日歼敌的最高纪录。彭德怀，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对第20兵团的两个军给予了高度评价。
美军在朝鲜的秋季进攻被成功阻挡，不得不在10月25日重返谈判。谈判过程中，双方对关键地带的控制权展开了激烈争论，特别是围绕“510”高地的归属问题。
杨成武在朝鲜前线的兵团指挥部制定作战计划。他负责协调部队行动，确保战斗部署的顺利进行。通过分析敌我态势，他迅速调整战略，为接下来的战斗做好准备。在指挥所内，他与参谋人员密切沟通，明确任务分工，确保各部队能够高效执行命令。杨成武的指挥决策直接关系到前线战局的进展，他的工作为后续战斗奠定了坚实基础。
“510”高地位于中朝联军大黑山防线的核心地带，其战略价值极为重要。如果中朝部队掌控此地，就能将东西两翼的防线连为一体，显著提升整体防御能力。反之，若美军占据该高地，不仅会切断志愿军的阵地联系，还能将其作为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前沿据点。由于双方僵持不下，最终决定由中立国派遣飞机进行空中侦察并拍照取证。届时，哪一方的旗帜在高地上飘扬，该高地就归其所有。
在杨成武指挥的第68军对面，"510"高地已被美军占领。考虑到这一战略位置对谈判的重要性，杨成武决定组织一支精锐部队夺回该高地。在行动前，他特别强调："突破口要小，行动要迅速，火力要集中，攻击要凶猛、准确。"利用风雪和夜色的掩护，志愿军部队向敌军发起突袭，双方展开了激烈的阵地争夺战。在战斗白热化阶段，高地上只剩下两名志愿军战士。他们顽强抵抗，成功击退敌军十余次进攻，直至增援部队到达。次日清晨，当国际观察团的侦察机飞临上空时，白雪皑皑的高地上已飘扬着志愿军的鲜红旗帜。
在东线战场的漫长岁月里，杨成武始终牢记毛泽东在他出征前的嘱托，坚决执行战略任务。他成功地将战线牢牢控制在“三八线”与“三十八点五度线”之间的区域，确保了中方在后续的停战谈判中占据有利地位。这一战略部署不仅有效遏制了敌方的推进，还为谈判桌上的中方代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使我们在谈判中始终掌握主动权。杨成武的坚定执行和精准把控，为整个战局的稳定和最终谈判的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1952年春天，杨成武因健康原因返回国内。鉴于他在朝鲜战争中的卓越表现，朝鲜政府向他颁发了最高荣誉的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我认为杨成武对我非常忠诚。
1952年，杨成武回到国内，先后担任了华北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以及京津卫戍区司令员等职务。1954年10月，他被调任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并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从1966年开始，他担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在总参谋部任职期间，他为部队的建设和国家的国防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参与了指挥炮击金门、西藏平叛、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等行动，有效地打击了美军入侵中国领空、领海以及台湾国民党军的武装窜扰，维护了国家的领土主权和安全。此外，他还参与了防空军、战略导弹部队、电子对抗部队和战略基地的创建工作。
杨成武以其忠诚和卓越的军事才能赢得了毛泽东的信任和重视。1948年4月，毛泽东计划应斯大林邀请前往苏联休养时，便选择杨成武陪同前往东北。尽管最终苏联之行未能成行，但这一安排足以显示毛泽东对他的特别信赖。到了1967年7月，毛泽东计划视察武汉和长沙的“文革”进展时，再次委派杨成武随行，负责安全保卫工作，并充当自己与周恩来之间的沟通桥梁。
在毛泽东为期三个月的南方视察期间，杨成武始终紧随其侧，负责安排所有活动的安全措施和后勤保障，并有效应对各种突发状况，确保毛泽东的安全无虞。此外，杨成武还频繁往返于北京，向中央传达毛泽东的指令，并向毛泽东汇报中央的最新动态。在此期间，毛泽东多次表示：“我认为杨成武对我非常忠诚。”
在“文革”那段混乱时期，政治局势变幻莫测。1968年3月24日，林彪和江青等人精心策划了一场阴谋，制造了所谓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他们诬陷杨成武与空军政委余立金合谋，企图夺取空军领导权，并试图推翻吴法宪。同时，他们还指控杨成武与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勾结，意图打倒谢富治。此外，他们还扬言要“彻底揪出杨成武背后的黑手”。表面上，这场事件是对杨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的批判，但实际上，林彪的目的是借此进一步控制首都的局势，尤其是掌握对首都至关重要的“禁卫军”。通过这一事件，林彪还试图打击朱德、聂荣臻、陈毅、徐向前等老一辈军事领导人。
杨成武在文革期间遭受了严重打击，不仅失去了代总参谋长的职位，全家也被关押入狱。面对强权，他始终坚守信念，不为利益所动，坚信真理终将战胜谬误。他勇敢地同林彪、江青集团展开抗争，展现出坚定不移的革命气节。
随着林彪集团的覆灭，毛泽东逐渐了解到“杨、余、傅事件”背后的实情。1973年下半年，在八大军区司令员调整的会议上，毛主席提到“杨、余、傅”时，稍作停顿后说道：“杨、余、傅的问题需要重新审视。所谓‘杨、余、傅事件’是林彪一手策划的，我当初只听了一面之词，导致判断失误。”同年12月21日，在军委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明确指出，“杨、余、傅事件”是林彪的错误操作，应当纠正。基于毛泽东的这一表态，周恩来迅速展开行动，安排杨成武的平反工作。1974年5月，杨成武结束了长达七年的监禁，回到北京。同年11月，他被任命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负责总参谋部的日常事务。
1983年，杨成武与聂荣臻元帅在北京会见狼牙山五壮士中的葛振林（右一）。
1976年10月，正值党和国家面临重大抉择的关键时期，杨成武果断行动，与叶剑英、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紧密合作，成功挫败了“四人帮”的阴谋。在这一过程中，他确保了军队的稳定，为维护党多年奋斗的成果和保障国家人民的安定生活作出了重要贡献。回忆起这段经历，杨成武深有感触地表示：“毛主席曾评价我，‘杨成武是忠于我的！’参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正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事业，这也是对毛主席忠诚的真正体现。”
在“四人帮”倒台后，中共中央为杨成武恢复了名誉。杨成武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并兼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同时还是中共总参谋部委员会的第二书记。从1983年6月到1988年3月，他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