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和左宗棠都是晚清时候响当当的政治、军事大佬，他们都是搞洋务运动的主要人物，后人把他们四个称为“晚清中兴的大功臣”。虽然李鸿章比左宗棠小了11岁，但他们一起出名、在朝廷里共事的时间也就三十来年。
19世纪50年代头几年，他们俩因为在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守护大清皇权上功劳显著，顺利进入朝廷做官，为后来成为朝中重臣打下了根基。
李鸿章在历史上也是个有名的外交高手，而左宗棠呢，大家都知道他话不多，也不爱搞小圈子。就这么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家伙，竟然斗了三十多年。
1885年，左宗棠因病去世，李鸿章送来的挽联上写了“有分歧但求和，有骄傲但不炫”这八个字，简单总结了他们之间的不同意见和看法。
从这事儿能看出来，他俩老早就不对付了，但李鸿章觉得这只是想法不一样。可话说回来，真相真是这样吗？他们到底为啥争吵？最后谁占了上风？
【同朝为官、矛盾出现】
左宗棠老家在湖南省湘阳县东乡左家塅村。他们家以前虽然也有过几个读书人，但大多数时候，家里人都还是靠种地过日子。
到了左宗棠这一辈，他爷爷和老爸都是读过书的秀才，不过家里条件不行，算是败落的书香门第了。虽然过得不容易，但左宗棠受家里人影响，从小就爱看书，二十岁那年还考上了举人。可惜啊，后来他参加会试老是不中，走科举当官这条路算是断了。
他特别爱学习，肯下功夫去钻研，还愿意深入到老百姓中间去了解他们的生活。他能够沉下心来，好好研究土地的分布情况，这些努力为他以后当官铺平了道路。虽然他还没正式步入官场，但因为确实有真本事，以幕府的身份慢慢被大家所认识。他的才能和名声大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有了“天下离了湖南不行，湖南离了左宗棠更不行”这样的说法。
19世纪60年代头几年，左宗棠因为名声大噪，开始在朝廷和民间都受到。后来，他跟着曾国藩，组建了楚军去跟太平军打仗。打那以后，左宗棠这个原本出身平凡的人，靠着军事上的本事，一路升官发财。虽说后来官做得挺大，但他心里一直有个遗憾，就是没考中进士。
李鸿章，出生在合肥东乡，他的经历跟一般人可不一样，官路走得那叫一个顺畅。他从读书人一路考到进士，基本就没咋碰壁。中了进士后，他还进了翰林院工作。他老爹也是进士，在刑部当官，他们家族在当地那可是有名望的大户，所以说，李鸿章绝对是个正宗的官宦子弟。
李鸿章早些年投到曾国藩手下学习，太平天国那会儿，他作为曾国藩的学生参与了攻打太平军的战斗。因为他是读书人出身却带兵打仗，经过了好几年的战场历练，他慢慢懂得了怎么带兵打仗，就这样，他在朝廷里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左宗棠和李鸿章，一个出身不同，一个入仕路径有别，再加上左宗棠老爱拿自己跟诸葛亮比，还瞧不上李鸿章带兵的那一套“混混做法”，所以他们俩私下里老是较着劲。左宗棠更是好几次当着大家的面数落李鸿章，说：“淮军靠诡计多端出风头，合肥那家伙又用手段控制那些没用的手下，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暂时解决问题，可我担心的是，这样做后患无穷啊。”
李用的那套方法，虽说能短期内见到成效，但往长远了看，对咱国家和老百姓可没啥好处。这么做，就像是给自己挖了好多坑，以后迟早得出问题。
左宗棠这么说并非空穴来风。李鸿章一开始拉起的那支淮军，全都是农民出身，训练没多久，跟当时的正规部队比起来差远了。没过多久，他们就被派到上海去跟太平军干架。因为是农民出身，加上训练时间短，又没打过仗，所以一开始这支队伍还被人叫做“叫花子”军。
刚到上海的淮军，上海当地的官员和绅士根本没看上眼，这让淮军特别需要打一场胜仗，好让人家瞧瞧他们的实力。李鸿章心里头清楚，淮军的实力和弱点在哪儿，不论是打仗的经验还是手里的武器装备，淮军都比不上正规军。再说上海的太平军，人数又多，武器也先进。
李鸿章觉得，带着他那几千人去跟太平军硬碰硬，简直就是去送死。所以，他使出浑身解数在外交上动脑筋，好歹给自己的淮军争取到了最后一次上战场的机会。每次要打硬仗了，他就想办法找借口不去。这在那些讲原则的武将眼里，简直就是胆小怕事，甚至是逃避责任，玩忽职守。
李鸿章打出名堂的那场仗，跟上海的一次大瘟疫有关。1862年6月份，这场瘟疫让清军和太平军都吃了大亏，特别是清军，那简直是元气大伤。
上海那帮官绅没辙了，只能把全部指望放在李鸿章身上。李鸿章呢，他也瞅见太平军有撤军的苗头，加上上海官绅们那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心里琢磨着，淮军大展身手的机会终于来了。
决定改掉以前那种互相推脱的坏习惯，淮军发起了虹桥之战。经过一番激烈的打斗，淮军靠自己的力量打败了太平军。这一仗，让大家都开始真正重视淮军了。李鸿章也因此名声大噪。
左宗棠之所以对李鸿章有意见，就是因为他觉得李鸿章爱走捷径，爱耍小聪明。而且，李鸿章的指挥方式也让左宗棠觉得不顺眼。
大家都说，李鸿章在两军打得火热那会儿，居然拿了把椅子，往虹桥桥头一坐，就开始指挥战斗。可能这也是为什么左宗棠不太瞧得上李鸿章的原因，毕竟哪有打仗的时候，还悠哉地坐在椅子上指挥的道理啊。
左宗棠对李鸿章真正不满的地方是，李鸿章指挥淮军打仗时，有好几次跟外国侵略军联手对付太平军。左宗棠觉得这就是在跟恶人商量好事，把敌人引进家门。这样一来，给朝廷的安全带来了大麻烦。
说到李鸿章，他眼下最想的就是打场漂亮仗，给自己长长脸，至于怎么赢的，赢了之后咋样，他可能觉得不那么关键。毕竟，以前也有不少人靠外力摆平过乱子。可左宗棠呢，他虽然承认李鸿章有本事，能干事儿，但对他用的那些招数，左宗棠可不买账，甚至还反对。
在李鸿章看来，左宗棠这人特别正直，简直有点儿死板。他不止一回地说过，左宗棠太刚硬，有时候让人难以接受。到后来，他还拿晋朝文人左思的字“太冲”来开玩笑，说左宗棠行事说话都太冲动。
两个人在朝廷做官，因为性格和处事方法不一样，开始有了些小摩擦。后来，因为利益上有冲突，他们的矛盾就越来越深了。
【利益冲突、矛盾激化】
左宗棠和李鸿章一开始都在曾国藩带领的湘军里共事。他们之间的第一次大分歧，是因为利益问题，这事儿发生在1864年。
皇上让李鸿章带兵去帮曾国荃，他是曾国藩的弟弟。那时候，曾国荃正围着南京的太平军打呢，但打了好久都没打下来。皇上看这情况，就打算让李鸿章去接手。
说实话，李鸿章这人相当老练狡猾，他心里跟明镜似的：曾国荃把南京的太平军围了那么久，太平军早就断粮断衣，快撑不住了。拿下南京，那也就是早晚的事儿。
这时候突然被调去帮忙，摆明了是想抢功劳啊，还可能会惹恼我的恩师曾国藩。所以老练的李鸿章又使出了他常用的推辞招数。一开始他假装生病，实在推不掉，就向朝廷上书说浙江那边的战事也很吃紧。最后，没办法，他只好带着兵马跑到浙江去了。
这一行动给曾国荃送了个顺水人情，但却惹恼了同为湘军将领的左宗棠。那时候，左宗棠正担任浙江总督，忙着对付浙江的太平军。李鸿章一到浙江，也没跟左宗棠说一声，就自己打下了好几个地方，还趁机在那些地方搜刮了不少钱财。
这严重损害了左宗棠的权益。左宗棠心想：你不过是个江苏巡抚，朝廷让你镇守南京，你却跑到浙江来争抢功劳，抢功劳就算了，还动了我的钱袋子。左宗棠立马火了，直接上书给朝廷，说李某人“越权抢功”。从那时候起，两个人就为了各自的利益争斗不休。
因为左越级举报了李，曾国藩心里头也对他有了点意见。他觉得吧，你俩都是湘军的人，有啥矛盾咱自个儿解决不就好了，非得弄得整个朝廷都知道，这不是明摆着让人家看我曾国藩的热闹嘛！
当曾国荃占领南京后，他赶紧跟曾国藩说，太平天国的那个小皇帝洪天贵福已经死了。曾国藩一听，立马就向朝廷报告了这个消息。但没过多久，左宗棠也得到了消息，不过他说的情况可不一样，小皇帝压根儿没死，是逃跑了。而且，左宗棠这回又没跟曾国藩通气，直接就把这事儿上报给了朝廷。这一来，曾国藩可就尴尬了，他的报告被打了个大大的脸。
他们俩因为那件事情，关系变得更僵了，整整八年时间都没互相写过信。李鸿章呢，他是曾国藩的学生，所以跟左宗棠老是处处对着干。
不过，左李两人的矛盾真正闹大，还是因为在攻打捻军那档子事儿上。
剿捻行动快结束时，曾国藩的指挥出了问题，于是左宗棠和李鸿章挑起了大梁。李鸿章带着他的淮军，仗着地理上的便利，对敌人了解得透透的，在扬州那一仗，直接就把东捻军给打没了。可另一边，左宗棠对付西捻军就没那么顺手了，进展挺不顺畅的。
一方面，左将军带领的楚军对那片地方不熟悉，他自己也不太擅长跟当地人打交道，所以到了那儿以后，没能很快地得到当地人的支持。另外，左将军用的战术比起捻军来显得有点呆板，每次围攻的时候，总是比人家慢半拍，不够机灵。
听说东捻军被李将军打败后，左将军急着立功，对捻军展开了猛烈追击。这下可好，捻军被逼急了，直接跑到北京卢沟桥那边躲起来，紫禁城的安全都受到了威胁。
慈禧太后把左李两人狠狠批评了一顿，叫他们戴罪上阵，争取将功补过。这让李对左心生怨气，觉得自己平白无故受了牵连，心里头很是不服气，直接就把不满说了出来。没过多久，李就被调去帮忙对付西捻军了。不过，李那边管理松散，底下人老是干些烧杀抢掠的勾当，这让左非常恼火。但考虑到战事要紧，左只能先忍着，没跟李计较。
剿灭捻军后，左宗棠立马动手清理旧账。他一边忙着给手下和李鸿章争抢战功，一边赶紧上书朝廷。他说李鸿章上报的捻军头头张宗禹跳水自杀的事儿不靠谱。左宗棠觉得张宗禹肯定是跑了，于是派兵到处去找他。这一来二去，他们俩的矛盾就彻底爆发了。
李心里特别窝火，干脆就拿《三国演义》里名声很臭的曹操的小名“阿瞒”来比喻左。打那以后，他俩在奏章啊、书信里头，没少互相掐架。这样一来，他俩的矛盾就越闹越大了。再后来，在处理外面的事情时，两人又因为政治观点不一样，争得不可开交。结果左赢了，被派去镇守新疆，既得了名又得了利。
回顾这三十多年来两人的争斗历程，说白了就是互相瞧不上对方的做事风格，为了利益争斗不休，再加上政治观点不同，所以矛盾不断。他们各有输赢，难分高下。但说到大众眼里谁更厉害，很多人可能不看重才华和成就，就觉得人品这块儿更直观，也更重要。
【三. 一封家信看人品】
有这么一副对联，暗地里挖苦李鸿章：“当朝大官合肥佬，管钱部长常熟客，却让百姓日子苦。”这里说的“当朝大官合肥佬”，就是指来自安徽合肥的李鸿章。
说李鸿章家肥了，其他人就瘦了。这对联讲的是李鸿章和翁同龢那点事儿，但咱也能看出，李鸿章这家伙是真有钱，他那钱都是从哪儿来的呢？
大家都说事情不会无缘无故发生，李鸿章到底多有钱，没人能说得清。现在我们能知道的最大数目，是从他同事容闳那听来的：他的家产最少也有4000万两白银。
这里面有房子、田地、典当铺、现金，还有股份、分红这些。看他去世时留下的东西，就能算出他的不动产加上现金，至少得有1300多万两银子。再说晚清时候的首富盛宣怀，他死后留下的家产大概3000万两银子。而李其是站在盛宣怀背后的人，他的钱肯定不会比盛宣怀少。
李拥有的财产多得惊人，说他“富得跟国家似的”一点也不夸张。想想同治年间，清政府一整年的钱包也就6000万两白银那么鼓。那么，李到底是怎么攒下这么多钱的呢？
直隶总督那120两的年薪，压根不够用，就算省吃俭用一百年，也就攒个一万多两。可你看看李和他兄弟，在老家安徽，他们家的田地都快占了一半了。说白了，李和他家里人这些钱，不光是因为他作为洋务派的头头之一，搞企业入了股，肯定还得有其他不少来钱的道儿。
他不仅是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创立者，想必私下里也有不少额外的收入。更别说他早些年在战场上积累的那些财富了。
这么说来，翁说的那句“宰相合肥，百姓受苦”也并非空穴来风。
说起来，左宗棠那可是清廉得很。他在给儿子写的一封信里头说了：今年啊，家里头就只寄了200两银子回去。虽然知道家里手头紧，但现在的形势真挺困难的，军饷也不够发，多余的钱都得先给将士们用。你现在还年轻，得多历练历练，这样才能出息。平时过日子，还是得简简单单的，别太讲究排场了。
那时候，左宗棠负责领导西征的军事行动，手上管着成千上万两的军费，但他从不中饱私囊，甚至还用自己的俸禄去帮助士兵们。他一年只给家里寄了200两银子，还劝自己的儿子说：“要多吃苦，才能成为有用之才。”以左宗棠的地位来看，这200两确实显得有点少，但这正好说明了他廉洁奉公的好品质。
当他在地方上做官时，为了能让老百姓日子好过点，他搞了好多对大家有好处的政策。打仗那会儿，他也时刻想着当地的百姓，总干些对大伙儿有利的事情。
跟李鸿章当官时拼命攒钱、不管军队纪律比起来，老百姓们更觉得左宗棠这人靠谱，他当官做的都是对百姓有好处的事儿，更受大家欢迎。
对老百姓而言，不管你多有能耐，干得多卖力，只有心里真装着大伙儿的人，才能在人们心里留下深深的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