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彼得一世改革开始，俄国走上了现代化道路。亚历山大二世主导的“大改革”使得俄国的工业化开始迅速发展。19世纪70、8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工业化浪潮如火如荼，而改革后的二十年，俄国的工业化发展明显后劲不足。
1892年，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SergeiIulevichWitte）任俄国财政大臣，他在位十年，在俄国推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目标就是早日建立俄国的民族工业体系。一是通过铁路建设等大型公共事业来推动俄国重工业体系的形成，二是政府扶持工业部门，设立工厂，三是提高关税来保护俄国的新兴民族工业。
这就是“维特改革”中最主要的工业化改革。这一改革的效果也是显著的，在19世纪90年代，工业发展的速度惊人，根据格申克龙（Gerschenkron）估计俄国工业年均增速达8%。可以称之为“工业化浪潮”。历史经验表明，工业化进程伴随着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都经历了由传统转向现代地深刻转变。
随着俄国工业化的发展，俄国教育领域也有了新的变化，大量的工厂不仅需要工人，也需要熟练的技工、工程师和商业人才。90年代铁路建设，使得铁路工程师特别抢手，彼得堡技工学院的1540名毕业生中,有480名毕业生90年代走出校门后,在各条铁路工作,担任机车长、车间主任、技师、车间技术员、调度工程师等。俄国的职业教育在大力发展地同时，技术知识分子也在稳步增加。
在城市化过程中，各行各业的人们逐渐形成了俄国的市民社会。随着印刷技术的提升和印刷业的发展，民众的识字率和文化水平也在提高，市民的教育程度在提升。从1885-1914这几十年，俄国书籍的年出版量从7451部增加到了35230部，增长了4.7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书籍出版量仅落后于世界第一的德国。
现代化中教育的发展使得各种各样的书籍、印刷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工人、小市民、农民都通过这些媒介来了解这个社会每天发生的变化，报纸、杂志、书本等成为了重要的思想交流和传播的媒介。更深层次的变化是俄国社会开始走向世俗化。“所谓的世俗化是指社会和文化不再受宗教控制,权力和出身不再神圣化,人们放弃了玄妙的、脱离实际的世界观,建立了世俗的价值体系。”
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人们开始脱离宗教意识，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生活，积极赚取社会财富，人们普遍追求利润。豪华商场和百货商店鳞次栉比，是俄国不断增长的消费生活的表现。以百货商店数量增加为例，莫斯科出现了缪尔（Muir）和梅里利斯（Merrilies），圣彼得堡出现了“旅程（passage）”那样玻璃覆盖的长廊，展示琳琅满目的商品，迎合了人们的物质需求。在迅速地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变得更加流动、多样化，社会阶层不再是以前被分为贵族、神职人员和农民的传统等级制度，而是出现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等新阶级，中间阶层开始崛起，进一步要求社会变革，向法制社会迈进。
另一方面，工业化进程对俄国农业发展也产生了深刻地影响。农奴解放后，要向国家交税，如果将土地赎买费用计算在内，每俄亩土地税费是地主贵族的10倍。
在19世纪80年代，财政大臣本格进行税制改革，取消人头税，代之以间接税的增加和代役租转为赎金。农民日常的消费品，也是需要交税的。
1894年，由于酒税利润高，所以财政大臣维特宣布国家垄断酒税。俄国政府为了给工业发展提供资金，采取增加粮食出口来获得贸易收支平衡的办法。政府虽获得了高昂的酒税和资金，但农民的生存成本却大幅提升。同时，农村人口在大改革后大幅度增加，据1897年官方统计：人口由1861年的7300多万，增加到1.25亿。
4但土地租金却一再上涨，1860年土地价格到1905年翻了一倍多。19世纪90年代的工业“浪潮”推动了工业城市的发展，大铁路的建设，使得很多农民离开村社，来到城市，形成所谓的1861年之后的“农民进城打工问题”。由于农民受根深蒂固的村社文化影响以及缺乏一定的技术和文化水平，很难融入城市生活，久而久之成为社会边缘人，很容易受到激进主义的影响。
有研究认为在某种社会政治制度和条件下，恐怖主义更容易产生。比如“政治无助(Politicalhelplessness)型社会”、“堵塞型社会(BlockedSocieties)”以及“缺乏选择(lackofAlternative)型社会”。而这些类型，经常出现在后发国家的
现代化过程中，政府要进行改革，但并不彻底，内部传统的政治和经济处于分裂的状态，社会剧烈的变动，很多人无所适从。而经历了19世纪大改革后的俄国，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对于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后的社会状况，尤其是农民的生活，激进知识分子感到很失望，他们认为沙皇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剥削农民。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很不彻底，改革虽使地主农民获得解放,但农民却得到很少的份地，还保留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这场改革是造成农村财产不平的根本原因。1877年,前地主农民平均每户拥有份地8.9俄亩，而前国家农民平均每户拥有份地15.1俄亩。由于人口的增长，到1905年平均每户的份地数量减少，相应为6.7和12.5俄亩。这些数字说明，农村存在严重的财产分化现象，半数的农民比另一半农民富裕很多。因此，至少有一半的农民处于经常性饥饿状态，准备暴动的状态。
俄国社会转折时期的尖锐矛盾，是革命激进主义发展的外部条件。民粹派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俄罗斯的农奴制官僚国家没有能力真正解放农民，因此“他反对这种改革，诅咒这种改革，希望这种改革不能成功，希望政府……一败涂地，从而把俄国引上公开的阶级斗争的大道。”激进分子希望用暴力和革命来改变俄国的现状。由于在农村宣传鼓动的方式失败，所以一些革命民粹主义者走向了激进革命的恐怖主义道路。
1881年民粹派的代表民意党成功暗杀亚历山大二世，此举非但没有实现民意党唤醒民众推翻沙皇的目标，反而使得亚历山大三世一上台颁布保护国家安全与秩序的“临时性法令”，大肆镇压革命者，且严格审查报纸和出版物，强制令大学开始去“自主权”。同时，政府日益依赖武断的惩罚措施，改组和扩大警察机构。
1883年，为了更好地协调其他部门的工作，警察局又建立了特殊部门，即保安局（Ohkrana）。保安局在教育、社会和政治机构以及工厂中安插了秘密人员，监视实际的和潜在的持不同政见者，来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保障。
虽然在许多欧洲国家，如法国、德国和奥地利，雇佣秘密线人是警方的常规程序，但是在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在位时期，雇佣秘密线人已成为警察部队有序运转的“基石”。警察总部系统处理不断增加的监控数据，告密者们将其压缩成标准化的表格，工作人员以此可以很快地存储和检索哪些人是革命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亚历山大二世的刺杀，使得在这之后的俄国，尤其是从19世纪90年代之后，政治的保守性大大增强，大改革带来的自由性原则减弱，革命恐怖主义使得俄国政府越来越保守，越来越强制。有学者认为，频繁发生的恐怖主义浪潮不过是加强了沙皇政权避免进行进一步政治变革的决心。
19世纪90年代，民粹主义复兴。革命民粹主义主张反对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争取人民的解放，希望通过农村公社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1他们支持“人民专制”：优秀者专政，通过先进的少数派“改造”多数人，抵制“人民西方民主”。在他们眼中，俄国人民最需要的是平分土地和财富，至于宪政不重要，一认识的局限性为后来革命民粹运动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斯利兹金指出:“现代化时代是犹太人的时代，尤其是二十世纪更是犹太人的世纪。”“因为他们非常适应现代化条件，所以他们是犹太人”。
根据1884年统计资料，在主要城市中犹太商人比例很大，在维尔纽斯（Vilnius）占77.5%，贝洛斯托克（Belostok）占78.3%，科夫诺（Kovno）占80.6%。犹太人在服务性行业很有影响力。比如他们管理着55.3%的酿酒厂，89.9%的酿酒厂，77.8%的酒馆，67.5%的酒屋，52.5%的旅馆。
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暗杀后，犹太人的生存状况进一步恶化。1881年4月起在俄国犹太人居住的栅栏区，发生了一系列大屠杀，从城市蔓延到附近的村庄。屠杀者利用反犹报纸，煽动不识字群体的情绪。比如他们认为犹太人对制酒业的控制，是有意将俄罗斯族人变成酒鬼。而政府为应对1881年的大屠杀采取的措施，加剧了犹太人和定居点其他居民之间的紧张关系。
犹太人和俄国人的紧张关系自叶卡捷琳娜二世征服波兰后随之而来。为了解决俄国犹太人问题，政府设置“栅栏区”限制他们的居住，禁止他们占有土地。犹太人只得以小手工业和商业赖以为生。1861年大改革之后，对犹太人的管制有所放松，与生俱来的商业才能使其如鱼得水，逐渐占得一席之地。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1881年的大屠杀，从城市蔓延到乡村，是由返乡的季节工引起的。工人和农民认为，是犹太人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竞争，是犹太人的富裕导致了他们的贫困。所以，暴力最开始出现在几个城市，后来蔓延到乡村。大屠杀是对俄罗斯工业化负面影响的回应，而不是对民族和宗教仇恨的表达。”
在19世纪80年代大屠杀之后的20年里，犹太人对国家和社会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政府为了转移社会矛盾，颁布了许多对犹太人的攻击和限制性立法，这使他们民族意识开始觉醒，踊跃加入激进的革命运动，同时也在革命运动中注入更多的犹太民族诉求：推翻沙皇专制统治、追求自由平等的权利。
从1892年到1902年，因参加民粹主义革命组织而被警方调查的1178人中，有181人是犹太人，被调查的5047名社会民主主义团体中，有1180人是犹太人。1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了越来越多的俄国犹太人选择用革命的方式解决犹太民族的生存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