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快结束时，东北民主联军搞了个军政大会，各个纵队的政委都跑到哈尔滨来开会，这个会一直开了俩多月。那时候，东北民主联军正好也在搞冬季的进攻行动。

会议那会儿，东总的大佬们分别找各纵队的头头聊了聊，说了说队伍里碰上的几个问题。九纵那边，领导直接点名批评纪律松散。这事儿让李中权心里挺不是滋味，毕竟管纪律是政委的活儿。

会议上还提到一件事，民主联军那边的政治部主任谭政，他没直接点名，但批评了九纵里的一个师政委，说这位政委反对土改，还给地方写了信。地方一看这情况，直接就把事儿上报给了东北局。东北局一看涉及的是部队干部，就转手交给了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来处理。总部呢，就让九纵自己去解决，处理完了还得跟总部说一声结果。

土地改革是咱根据地的一件大事，让老百姓能分到地。可奇怪的是，师政委王文咋就不同意呢？

开会那会儿，师政委王文也在场。突然间，没点名但话里带刺，说这是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坐边上的李中权记得，王文当时脸色都变了，会议结束后心情还是沉重，连回住处的路上都忍不住掉了眼泪。李中权见状就劝他，有啥问题讲明白不就好了嘛。

王文1938年参加了冀东的暴动，从而踏上了革命的征途。他读过书，有文化，进步的速度非常快。虽然他出生在地主家庭，但这样的出身背景，可能让人误以为他是在替地主阶级说话。

说实话，他身为野战军师里的头头，本不该插手地方上的事儿。但眼瞅着土改时，地方上有些手段过了头，他就给县委写了封信，说他们的做法有点不合适。地方上的干部呢，觉得他这是在给土改添乱，就直接往上告了。

身为党员，你有权也有责任去表达不同意见，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但得注意方法，毕竟军队干部插手地方干部的事务，还对别人的做法指指点点，提出不满。有些干部可能想得不够透彻，再加上受了些老旧想法的影响等原因。

这压根儿就不是个政治立场的事儿，也不能就说人家反对土地改革。要是真给撤了职，再开除党籍，那对一个人的将来影响可大了去了。纵队党委商量后，决定让他写个检讨，通过批评的方式帮他认识到问题。

在纵队里头，上下级对王文这个干部多少都有点数，再加上他自己反省得挺到位，大家批评他的时候也都拿捏着分寸。最后呢，处理的结果就上报给了东北局和东总。可上报上去以后，东北局那边没给个准话，东总也是沉默不语。既然事情交给纵队来办，那就该信任纵队党委的决定，所以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去了空军部队，一开始是大校，后来升为了少将。在这期间，我干过航空学校的政委，也做过沈空政治部的副主任和主任，还当过兰空的副政委，一路干到了副兵团级。

在特别的日子里，有人又老话重提，扯起了“反对土地改革”的老黄历，好在有詹才芳和李中权两个人站出来，帮他澄清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