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羽生较少描写现代背景的武侠，这一创作特点可从其文学理念、时代背景及个人风格等多维度分析。梁羽生自幼熟读经史，深受中国古典文学与历史的影响，其作品常以真实历史事件为框架（如《大唐游侠传》依托安史之乱，《萍踪侠影录》涉及明朝土木堡之变），通过武侠叙事重构历史记忆，赋予武侠以“史诗性” 。他认为武侠小说应“高于现实”，而历史背景能更好地承载家国大义、民族气节等宏大主题 。

梁羽生提出“以侠胜武”的核心理念，强调侠客的道德情操高于武功本身。古代背景（尤其是明清时期）更易塑造“名士型侠客”（如张丹枫、檀羽冲），这类人物兼具文人的风骨与侠者的豪情，符合他对“侠”的古典定义——如《白发魔女传》中练霓裳的刚烈、《七剑下天山》中凌未风的悲壮 。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可能削弱这种理想化的侠义叙事。

梁羽生在小说中大量嵌入自创诗词（如《云海玉弓缘》中《冰川剑法》歌诀），并沿用传统章回体结构。这种写作方式与古代历史背景天然契合，而现代背景需处理科技、都市等元素，可能破坏其苦心经营的古典意境 。

梁羽生笔下的江湖多依托门派纷争（如天山派、武当派）与武林秘史，这些元素在古代社会结构中更易自洽。现代社会的法治环境、科技发展等可能瓦解传统武侠的“江湖逻辑”，使其难以构建自洽的武侠世界 。

1950年代香港报刊业兴盛，武侠小说作为通俗读物需迎合市民趣味。梁羽生早期作品（如《龙虎斗京华》）以历史武侠吸引读者，而金庸、古龙后来转向更普适的叙事（如金庸的“历史架空”、古龙的悬疑侦探式武侠），梁羽生则坚持历史正统，形成差异化定位 。

梁羽生自称“文人型作家”，创作以表达思想为先，较少迎合市场。现代武侠若涉及都市职场、科技异能等元素，需更强的商业包装，而梁羽生更倾向于通过历史武侠传递文化理想，如《女帝奇英传》对武则天时代的重构，暗含对女性地位的思考 。

梁羽生曾参与抗日救亡运动，深受左翼思想影响，其作品常以反抗暴政、民族融合为主题（如《联剑风云录》中的反清复明）。这类叙事在近代史框架下更易展开，而现代背景可能涉及敏感的政治议题，限制创作自由 。

梁羽生晚年移居澳大利亚，自称“现代社会的旁观者”。他笔下的武侠世界多带有乌托邦色彩（如《广陵剑》中云紫萝的遗愿寄托理想），而现代社会的功利主义、人际疏离可能与其理想化的武侠精神相悖 。

梁羽生对历史武侠的坚持，本质是其文学理想与时代语境的结合。他通过古代江湖构建了一个“诗与侠”的精神乌托邦，既满足读者对侠义的想象，又承载文化传承的使命。尽管这一选择使其作品在商业影响力上不及金庸，却成就了独特的“梁羽生式”美学——正如他所言：“武侠小说是中国文学百花园中一朵奇异的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