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国家还没成立那会儿，他在国民党东北军里是个不小的官，至少也是个少将。等到国家成立了，到了1955年全军授衔的大日子，他在共产党的开国少将里面，排在了最前头。
在斗争岁月里，他一直在东北军里悄悄干着共产党的地下活儿。西安事变那会儿，他使劲儿推动党的抗日民族大联合方针，功劳可不小。到了解放战争，好几场大战役里，他都把指挥任务完成得漂漂亮亮的。抗美援朝时，他又指挥了好多大战，还代表中国和朝鲜去开城谈停战，为赢得抗美援朝的胜利，他可是立下了大功。
解方将军，那可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里少将中的佼佼者。
【“天津事变”，守土有功】
九十多年前，解方还不叫现在这个名字，他那时候叫解如川。才23岁的他，就已经因为特别会出谋划策，在国民党东北军里开始被人注意到了。
1931年11月8号那天晚上，天津海光寺的日本兵营里头，警报突然吼了起来，紧接着，城里头枪声炮响就炸了锅。小日本儿靠着他们的天津驻军当主力，又拉上日租界当后台，还逼着那些汉奸便衣队，一块儿动手搞了个“天津事变”。
“天津事变”的发生不是碰巧。时间回到三十年代初的天津，那里不仅有日本人的租界，还依照“辛丑条约”驻扎着日本军队。这些军队在天津暗中培养了一群土匪武装，他们不穿正式的军装，也没有正式的编制，老百姓私下里都管他们叫汉奸便衣队。
土肥原贤二一到，那些汉奸便装队伍就开始没事找事，弄得天津城里头乱糟糟的，局势动荡得很。
日本鬼子搞的鬼把戏，天津政府那边早就察觉了。那时候，天津的市长还兼着警察局长，是张学良的亲弟弟张学铭。张学铭一看天津这防卫，松得跟啥似的，到处都是隐患。他一上任，头一件事儿就是找他的老同学解方他们几个，一块儿动手加强军备。他自己呢，直接当上了保安队长，解方呢，就成了特务总队的头儿。
解方老家在吉林东丰，他小时候在奉天第三高等中学念书，那时候和张学铭是同班同学。后来，多亏了张学良的推荐，他和张学铭一起去了日本，进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到了1930年，解方学成回国，跟着51军在天津驻守。
解方这个年轻人，毫不犹豫地挑起了守护天津的大梁。他联手贾陶、孙铭久、黄冠南这三位伙伴，带着一股子啥也不怕的冲劲儿，首先动手对天津唯一的内部安保队伍——天津保安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和改革。
为了确保老百姓在这次事情里不受牵连，解方下令保安队在下午五点钟就把日租界四周给封锁了，提前把战斗区域给圈出来。他还亲自带着保安队，在一些关键地方偷偷建了些简单的防御设施。
日军发现便衣队并未如他们所愿迅速落败，于是就采取了外交策略，向河北省的头儿王树常发出警告：
要求在11月9日早上6点之前，中国保安队和警察得往后撤三百米。如果不这么做，我们将会采取措施。
解方亲自跑到闸口那边，镇定地准备迎战。瞧见那些玩命冲过来的家伙，他赶紧让保安队把手榴弹都拿出来，没听到命令谁也别轻举妄动。等到那些汉奸便衣队跑到差不多二三十米远的地方，解方大喊一声“动手”，紧接着，一颗颗手榴弹嗖嗖地在空中划过，直接扔进了敌人堆里，爆炸声四起，烟雾弥漫。看那些汉奸便衣队被打得连连后退，解方又指挥早就安排好的机枪和步兵，用交叉火力继续追赶打击。
11月9号那天，张学良就“天津那档子事儿”给全国发了通电。与此同时，南京的外交部还有南京政府，也都跟日本在中国的公馆以及日本政府说了，对他们表示不满和抗议。
11月11号，天津的中日双方坐到了谈判桌前。打那以后，天津的局面就变得挺复杂，白天他们在谈，晚上却开打，谈判和战斗交替进行，真是边打边谈，谈中有打。那段时间，解方带着保安队没日没夜地巡逻，防守得特别紧，成功地把那些汉奸便衣队的好几次挑衅和偷袭都给化解了。
经过整整一个月的激烈对抗，“天津事变”最终在中国军队的顽强防守下被成功阻止。
【51军摆开了“鸿门宴”】
要说解方在“天津事变”里初露锋芒，靠的是他的筹划本事，那五年后到了“兰州事变”，他可就是大展身手了。
1936年冬天的12号那天。
天黑以后，热闹的兰州城逐渐安静下来。可就在这个时候，东北军51军军部的大门口却亮堂堂的，人来人往，车辆不断。
军里的参谋长刘忠和处长张熙光，两人都穿着板正的军装，一本正经地迎接每位到来的贵客。大概七点钟的时候，兰州那边的绥靖公署参谋长章良琛，还有他手下那些处长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地走进了宴会大厅。章良琛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这其实是场“鸿门宴”。等到酒喝得上了头，51军突然说他们要被“暂时关起来”。这位国民党的靖绥公署参谋长当时脸就僵住了，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已经被关起来了，啥办法也没有了。
这时候，兰州城里城外都响起了枪声，东北军的113师按照之前的计划，动作飞快，一下子就控制了中央军的军营、飞机场、广播电台、报社还有银行这些地方。
这就是在“西安事变”之后发生的那个“兰州事件”。
解方将军是这次事件背后的主要策划者。
在“兰州事变”发生前，解方将军在51军里头，明面上的身份是军参谋处二科的一个中校参谋。因为他和张学良关系不一般，所以老是在兰州和西安两地跑来跑去，参与些重要的事情。解方好几回都悄悄地替张学良跑到上海、广西这些地方，去联系那些反对蒋介石、主张抗日的人。他英语、日语都说得溜，文笔也好，口才也棒，所以，他不光是51军军长于学忠特别信任的“心腹参谋”，还是张学良身边得力的亲信和传话的人。张学良专门给解方配了一套专用的电码，以备不时之需，好传递些重要消息。不过，张学良那会儿可没想到，解方不光是个东北军里爱国的将领，还是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呢。
于学忠带领的51军，原本是属于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手下。在第二次直系战争吃了败仗后，他们被收编进了东北军。尽管他不是东北军的正统血脉，但张学良对他特别信任和照顾。于学忠懂得感恩，所以在东北军参与的几场大战里，他豁出性命去战斗，立下了不少功劳。由于张学良对他的高度信任，他在东北军中的地位直线上升，仅次于张学良，成了军中响当当的人物。
真倒霉，这一天于学忠和他手底下51军的三个师长都被叫去西安开军事会议了。解方这时候拿出张学良发来的紧急电报，结果留在营里的军参谋长刘忠一脸为难，拿不定主意。解方瞧出刘参谋长是怕手底下的人不听话，就给他分析说：
国家碰到困难，每个人都有责任担当。咱们现在不是在找蒋委员长的麻烦，而是希望他能把力量用到对外抗日上，一起对付敌人。“那八条救国的方法”里说得明明白白，国家大事最重要，得放下小分歧，追求大团结。虽说三个师长不在这里，但他们的参谋长都在，这些人平时对抗日都很有干劲。再加上张副司令的命令是顺着老百姓的心意来的，我觉得他们不会有什么反对意见的。
刘参谋长听了那番话，心里头立马有了底。到了上午十点，军部把各师参谋长和各部门的人都召集起来开会。会上，大家又听了一遍张学良发来的秘密电报，这下子，军里师里的参谋长们都铁了心，决定要干到底。然后，解方带着大家一起商量怎么按照电报来行动：军部和省政府得赶紧戒严，晚上设宴把绥靖公署的章良琛和各处处长都请来，找机会把他们留住，到了晚上八点，咱们就动手。
在兰州发生的那次大变故里，解方可是忙前忙后，特别上心。他有个老同学，正好是中央军第3军炮兵团的一把手，这人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时跟解方是同窗。解方不顾个人安危，跑过去跟老同学好好聊了聊，把其中的厉害关系给他分析了个透。结果，这位团长一听就明白了，立马下令团里放下枪炮，不掺和这事儿，还给东北军开了条路，让他们去对付中央军。
兰州那边，警卫队硬是不肯投降。解方带着军通信营的营长冯梦瑞，还有通信科的科长李翔云，在队伍的保护下，不顾敌人冷不丁地放枪，他们紧贴着墙角，手里紧握手枪，一马当先冲进了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的办公室。进去后，他们立刻把里面的电台和档案都给控制住了。
第二天一大早，兰州周边的国民党中央军、警察、特务武装都被没收了武器。解方替51军出面，去安抚那些被关起来的国民党党、政、军、警人员，还有被夺了武器的士兵们。他还提议51军和甘肃省政府赶紧发个公告，表示支持“八项救国主张”。
“兰州事件”的成功落幕，让“西安事变”的影响力更上一层楼，也为张、杨两位将领在军事上的实力和谈判桌上的地位打下了坚实基础。
后来，解方在东北军里做到了少将的职位。
【长春城的最后枪声】
过了十多年，解方再次踏上了东北的土地。那时候，他已经改名解沛然，在我们东北野战军里，担任着高级军事指挥的职务。
1948年，从5月23号一直到10月19号，长春被围了整整五个月，这场战役对辽沈大战来说特别关键，也是我军头一回打的大规模围城战。在那五个月里，咱们军队想办法让曾泽生的60军反了水，还劝得郑洞国带着他的人投了降，这样一来，辽沈战役赢得就更快了。
解方将军在攻打长春的战斗中，真的是出了大力气，立了大功劳。
长春坐落在东北的中心地带，是连接京哈、长图铁路以及东北地区其他铁路的重要交通要地，地理位置特别关键。打从日本“关东军”统治那会儿，他们就在城里头还有周边修了好多能长久用、半长久用的防御工事。尤其是市中心的大楼跟主要马路之间，都挖了钢筋水泥的地下通道连着。后来国民党到了长春，又添了不少防御设施，让长春变成了一个防御工事特别坚固的大都市。
1947年那会儿，咱们东北野战军一鼓作气，搞了个冬季大行动。长春这块地儿，虽说已经被咱们甩到后头了，可敌人还是不死心，留了十万大军在那守着。他们那边的大头头，东北“剿总”的副总司令郑洞国，更是亲自坐镇长春，打算跟咱们死磕到底。
1948年5月份，长春周边的战斗落幕了，郑洞国带着他的十万大军，被我们的一纵队、六纵队，还有三个单独的师给紧紧包围了起来。
6月份，东北局给出了攻打长春的整体策略和目标，就是要“长期围困长春”。
在6月22号以前，我们东北的野战军已经把长春那块的敌军给团团围住了，所有部队都按计划到达了该到的地方。就这样，我们用十万人的大军，在外面又建起了一座“城中之城”。
怎样应对敌军突围？这可是攻城战里的重头戏。在围城的时候，怎么挡住敌人往外冲，这可是个大学问。要知道，能不能把敌人困死在里面，就看咱们怎么应对他们的突围了。所以说，怎么对付这招，真的是围城战役里的关键。
解方那时候是我军1兵团的参谋长，他一到前线指挥部就忙得团团转。他直接跑到最前线的阵地，去观察敌人的动静，摸清地形地貌，还深入了解部队的情况。他组织司令部的人员，针对每个方向都制定了好几套反突击的方案。
解方将军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琢磨出一套既精细又周全的打破敌人包围的战术计划。第1兵团的司令萧劲光和政委萧华当时对此都给予了极高的赞许。
这个战术计划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不是像一般的阻击战斗那样，把所有兵力一股脑儿全用上，一次性地去抵挡敌人。而是分批次安排兵力，从正面、侧面两个角度向敌人发起攻击。头一批次的部队先干掉一部分敌人，放走一部分；接着第二批次的再收拾一部分，又放走一部分；剩下的敌人，就交给第三批次的部队去收尾了。
解方将军用个生动的例子来解释这套反突围战术：“就像打仗打输了，士兵们跑得跟山崩一样快。敌人想突围，那势头就像大坝被冲垮，又快又猛。要是我们把所有兵力都派上去，一次性挡住他们，那就像是突然拦腰截断一条大河，敌人冲劲大，我们也会伤亡惨重，还容易让敌人溜走。反过来，如果我们把兵力分批布置，就像是在河下游多建几个堤坝，慢慢减缓水流，或者把水分流到不同方向，这样我们就能稳稳当当地把突围的敌人全歼。”
解方将军采取的破解敌人突围策略，在实际行动中取得了巨大成效。根据九月份的数据来看，在那三个多月的围城时间里，敌军尝试了大大小小三十多次突围行动，但都被我们成功阻挡，而且我们还歼灭了接近3000名敌军，包括击毙、击伤和俘虏的。
10月7号那天，蒋介石下了命令，长春那儿的守军头儿郑洞国，就搞了个大动作，想突围出去。他手下的新7军38师，全副美式装备，7号8号这两天，使足了劲儿往我们独立7师的阵地上冲，目的就是要拿下大房身机场。拿了机场之后，他们还想靠着增援的部队或者飞机帮忙，逃出去呢。
结果正如我们所预想：咱们部队在好几十里的地方，分三拨儿铺开，一拨儿接一拨儿地拦截敌人，把敌人一点点打散，不慌不忙。敌军前进得慢悠悠的，势头越来越弱，最后干脆就撤退了。
郑洞国把宝押在了最后一次突围上，但结果很遗憾，这次尝试没能成功。
10月17号那天，曾泽生带着他的60军造反了，站在了咱这边。这样一来，长春城算是被咱老百姓夺回了一半。
接下来，长春迎来了它的和平时刻，实现了解放。
在最终拿下长春那会儿，发生了件让人心惊胆战但又化险为夷的小故事。
19号那天早上10点，咱们部队按计划接手了长春的西边部分。根据之前商量好的，21号一早，咱们还得去接收中央银行大楼。
21号那天，大概凌晨4点钟，中央银行大楼那儿突然“砰砰砰”地响起了好一阵枪声。
萧劲光和解方俩人都愣住了：这是咋回事啊？难道有啥突发情况？
解方让通讯员前去前方探查情况，通讯员回来后告知说子弹飞得老高。解方一听，心里顿时放松了不少，他说：“这是演给蒋介石瞧的。”
没错，才过了半小时左右，枪声就突然停了。解方跟着萧劲光到了中央银行那儿，一看，楼上已经挂起了白旗。听说啊，这是敌人之前就计划好的，要“风光地投降”。他们朝着天空乱放了几枪后，郑洞国就拿起了报话机，跟蒋介石说了最后几句话，大意是“之前叛过李，现在弹药用完了，粮食也没了，只能撤出中央银行”。
【彭德怀说：“叫诸葛亮来谈谈”】
“把‘诸葛亮’叫过来聊聊吧！”
在抗美援朝那会儿，很多人都对彭大将军常说的那句话记忆犹新。每当要计划打仗或者安排战斗的时候，彭大将军总是大嗓门地喊出来。“智多星”就是说的解方参谋长。从第一仗打到第五仗，解方参谋长一直跟在彭大将军身边，帮他出主意，一起指挥战斗，他那双亮堂堂的眼睛经常熬得通红。
听那些在志愿军司令部干过的人说，彭老总虽然爱批评人，但很少见他批评解方。有一次，有个战友嘀咕说解方以前当过旧军队的兵，话还没讲完，彭老总就生气了：“当过旧军队的怎么了？我彭德怀，还有朱德、贺龙、叶剑英，哪个不是从旧军队出来的？我觉得解方这人不错，当参谋长很称职！”
解方真是个“顶尖参谋高手”！
要想军事行动成功，那就得计划得特别周全，连一点点小细节都不能放过。就在第一次战役要打响的前几天，解方将军看着战场上形势变得飞快，给彭总送上了一份特别靠谱的敌人情况分析。在这份分析里头，他不仅说了敌人往北冲的大战略、小战术，还详细讲了他们是怎么走的、走得有多快。各路敌人的兵力多少、装备咋样，还有他们走的路上的地形地貌，解方将军都一一给说了。就连啥时候、在哪儿、哪个方向，还有敌人那些主要头头的名字、有啥特点，他都讲得明明白白。
他在商量怎么打仗时说，考虑到敌人飞机大炮都很厉害，咱们得主要靠短兵相接、夜里突袭、快速解决战斗这几招，当然，也得用点阵地防守和到敌人后面打游击的法子。
解方给出的详细汇报和深入剖析，给彭总的精准指挥带来了关键的信息支持。头一回战斗，整整打了13天13夜，咱们部队一共干掉了敌军1万5千多人，硬是把那些拼命往前冲的敌军从鸭绿江边一路撵到了清川江以南，彻彻底底打破了他们想在“感恩节”前头把朝鲜全占了的如意算盘。
在第二次大战里头，解方将军帮彭老总琢磨出一个特别周全的引敌人深入的法子：等敌人开始小心翼翼地往前冲的时候，咱们就先派点人马一步步地挡着他们，打着打着就慢慢后退，并且越打退得越快，好让敌人觉得咱们顶不住了。路上呢，咱们还特地留些破枪烂装备，让他们误以为咱们已经乱套了。主力队伍则悄悄躲到那些大山里头，藏得好好的，布了个大大的陷阱。解方将军把每个部队该干啥都写得清清楚楚，一点都不含糊。
我方部队连连撤退的举动，真的让敌军摸不着头脑了。
敌人瞎猜我军人数“顶多就六七万”，“根本不足为惧”，他们觉得空中打击已经拦住了我们的增援，所以就急匆匆地加快了步伐，搞了个“圣诞前回家”的大进攻。
但麦克阿瑟压根儿没想过，他的庞大部队正依照彭总的部署，一步步踏进致命圈套之中。
在那一场被称为第二次的战役里，咱们志愿军硬是把敌军给打垮了，干掉了三万六千多人，里头还包括了两万四千多的美军。这样一来，麦克阿瑟之前大话连篇的什么“圣诞节全面进攻”计划，到最后就变成了个大溃退，圣诞节变成了他们的撤退日。
一到关键时刻，解方总能想出好主意，拿出解决办法。就像第四次战役准备反击的那天，志司对于主攻方向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为了更有把握，彭总需要和在东线“前指”的邓华商量一下，看看该怎么选。但那时候，志司和“邓指”之间还没拉上有线电话，无线电话也因为战役快开始了不能用，所以只能靠电台来沟通。
一般来说，这样的电报往来一趟至少得耗上两天。彭总急得直打转的时候，解方当机立断，打破了常规的发电流程。他下令志愿军司令部跟“邓指”那边的作战、机要、通信电台的同志全部到位，每个岗位都安排两个人值守。彭总一开口说，那边就一边拟电文，一边翻译，一边发送，整个过程就像流水线一样，一环扣一环，中间不停歇。就这么着，用了不到俩钟头，任务就完成了，保证了反击战能够按照原计划，在当天晚上打响。
解方将军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充分展现了他出色的谋略和策划能力。
【结语】
得提一提的是，“解方”这个名字，是毛主席特地给他起的。前面提到过，他原本叫解如川，字沛然。到了1941年，他好不容易从国民党那边脱身，来到了延安。毛主席不仅亲自见了他，还满怀感情地说：“现在你算是回‘家’了，得有个响亮点的名字，别再叫解如川或者解沛然了。我给你换个名儿，就叫‘解方’，你觉得咋样？”
没问题，而且我超高兴的！他琢磨出“解方”就是“解放”的意思，意味着他终于获得了自由，能堂堂正正地为中国老百姓的解放事业出力了。
1955年的时候，解方得到了一个大荣誉，他被评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少将，而且还是少将里的头一个。
他在军队和政治的道路上，担任过不少要职。一开始，他是中央军委情报部三局的局长，后来做了三五八旅的参谋长。在东北民主联军时，他升为了副参谋长，之后又在十二兵团担任参谋长。他还当过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谋长，军委军训部的副部长。此外，他还在军事学院做过副教育长，到了高等军事学院，他又成了教育长和副院长。在党内，他曾是党的七大的代表，也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1984年4月9号那天，解方老将军在北京安静地离开了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