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谁看来，帕特里克都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成功女性。

她是一位心理医生，婚姻美满，有两个孩子，还养了一只猫和一只狗。

她笑容灿烂，待人友善，乐观向上。

但了解她的人其实都有点害怕她，毕竟帕特里克自己承认，她只是装出来一副迷人的模样，好让别人喜欢她，真实的她其实是个反社会人格。

（帕特里克）

提到反社会人格，人们脑海中可能首先会想到希特勒、想到连环杀手，但无论如何都不会跟这位带着眼镜，魅力十足的女性联系到一起。

但帕特里克说，她们这种人其实非常常见。

据估计，平均每20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反社会人格。

只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从很小就学会了伪装自己，隐藏起了自己身上与格格不入的部分，融入人群之中。

帕特里克倒是从小就展现出了反社会的“天赋”。

她父亲是音乐行业的高管，母亲是房产经纪人，家境优渥。帕特里克的童年在旧金山度过，她说自己还没学会说话，就已经开始偷东西了。

至今为止，她最引以为傲的战利品之一就是她幼年时从林戈·斯塔尔（披头士鼓手）身上偷来的眼镜。

（林戈·斯塔尔）

上学之后，帕特里克感受到了“孤独”。

她不明白为什么同学们会因为撒谎而感到羞愧，也不理解为什么大家会因为别人受伤而感到难过。

“大多数时候我都没什么感觉，而我不喜欢这种‘没什么感觉’的感觉。”

如同死水一般的帕特里克迫切地想要体验某种情感，最终这种感觉演变成了一种巨大的压力，她只能将其诉诸暴力，只有在她肾上腺素激增的时候，这种压力才会减轻。

7岁的某一天，帕特里克爆发了。

那天在学校，她抓起一支铅笔，狠狠地戳进一个同学的脑袋。她太用力了，导致铅笔都碎了，一部分卡在了同学的脖子里。（这个同学后来康复了）

（4岁的帕特里克）

当天晚上，帕特里克回到家，平静地告诉父母发生的一切，结果父母两个人都崩溃了。

出差刚回家的父亲沮丧又烦躁：“你到底在想什么，你就一点都不后悔吗？”

帕特里克很不解，自己都已经给同学写过道歉信了，为什么大家还这么生气呢？

妈妈看出了她的异常，她平静地说：“你不后悔，你心里一点都不后悔。”

帕特里克记得，当时妈妈看着她的眼神就好像在看一个陌生人，她说不出来，但她知道，妈妈的眼神真的不对劲。

虽然她不懂，但为了让妈妈这唯一的情感指南针不难过，帕特里克在之后一段时间里努力地扮演了一个温顺又普通的女儿。

后来帕特里克的父母离婚了，妈妈带着她和妹妹搬到了佛罗里达。

在那里，母亲心烦意乱，同学们也不喜欢她，帕特里克的孤独感又加重了。

有一次，她把几个同学锁在学校的卫生间里，心不在焉地听着他们的尖叫声，琢磨着他们为什么害怕。

“我感到平静，感觉很High。”她回忆道。

（帕特里克刺伤同学后）

11岁时，叔叔带着帕特里克一家参观了他工作的州立监狱。

狱警通过监控观察着监狱里的杀人犯、强奸犯和纵火犯，并告诉他们，监狱里80%的人都是反社会人格，这些犯人对自己做的事并不感到内疚。

这是帕特里克第一次接触到“反社会人格”这个词。

帕特里克灵光一闪，她突然意识到居然有这么一个词可以形容像自己一样的人，这让她既担忧又欣慰。

从此之后，她开始正视自己的异常。

她跟自己约法三章，为了让自己感觉活着，她会打破一些社会规则，但不会伤害任何人，倒不是因为她在乎其他人，而是因为那样会增加她被抓的风险。

她开始偷教堂的募捐盘、逃学，还闯入空屋。

有一次，她掐住了一只猫的脖子，幸好后来她想起来自己不伤害猫的原则，放开了它。

帕特里克清楚地知道，自己一旦诉诸暴力，就再也回不去了。

当然，还是那句话，她不怕，她只是嫌麻烦而已……

（14岁时的帕特里克）

后来帕特里克加入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她选修了心理学课程，研究反社会人格和精神病态之间的区别。

她了解到，精神病患者的大脑存在异常，这使他们不可能产生复杂的情绪反应。但反社会人格者的大脑与常人相似，他们其实能慢慢学习情绪。

意识到这一点后，她开始模仿别人的言行举止，比如在说话和微笑时触摸对方的手臂，以此来取悦别人，这也让她在大学校园里混得如鱼得水。

与此同时，她还给自己开了一道“治疗冷漠的药方”，她会从喝醉的学生那偷车钥匙，然后开着他们的车去兜风。

在打工做保姆期间，她严格遵守时间表，

每周一、三、五，雷打不动地去入室行窃，以此来缓解自己反社会人格带来的烦闷。

（年轻时的帕特里克）

后来帕特里克向父亲坦白了自己的情况。

父亲吓坏了，他请了一位心理医生，医生经过诊断确认帕特里克是个反社会人格者，但她也“渴望获得同情”。换句话说，她还有希望。

之后帕特里克开始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并靠做音乐经纪人来赚取学费。

她开诚布公地向同事们介绍了自己的病情，但这次大家没有排斥她，反而纷纷表示很羡慕她“操纵他人、冷酷无情和背后捅刀子”的本领——这些情况在音乐圈可太常见了，能毫无愧疚地做出这些事，帕特里克肯定前途无量……

也是从这之后，帕特里克发现她的境遇改变了。

“几乎所有知道我是反社会人格的人都想接近我，因为每个人的内心都有阴暗面，能和一个能接纳你内心、不带任何评判的人在一起，对很多人来说都很有吸引力。”

（帕特里克）

另一个惊喜是，在获得治疗师资格后，她发现自己在指导人们摆脱难以承受的情绪方面大有可为：“我会教病人像反社会人格者一样思考：‘你为什么在意这些？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她甚至拿这套方法来教自己的孩子。

帕特里克说，当她帮病人卸下面具，露出轻松的表情后，她终于觉得自己也没有那么孤独了。

（帕特里克）

前段时间，帕特里克又找到了新的追求，她暂停行医，开始写书为反社会人格者发声。

帕特里克说，反社会人格者虽然偶尔能感受到爱和悲伤，但他们无法体会嫉妒、同理心、羞耻和内疚等“社会情感”，这种情感空虚令人恐惧，所以他们才会试图通过不良行为来表达这种情感。

这些人患上了“情绪学习障碍”，而社会对他们的冷漠，才是妨碍他们走上正道的原因。

她说：“反社会人格者与抑郁症或躁郁症的患病人数大致相同，然而他们却没有自助手册，没有支持小组，也没有针对反社会人格的治疗方案。在我看来，这简直是疯了。”

帕特里克说自己并非是在淡化反社会人格，她的意思是说，缺乏同理心本身并不是什么错误。

“我不在乎你，并不意味着我想给你造成痛苦。反社会人格就像其他任何疾病一样存在不同的程度，有些极端例子会犯下滔天罪行，但有些反社会人格者也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拥有一段富有成效的关系。”

就比如帕特里克自己。

她在32岁时嫁给了从事科技行业的大卫，如今还生下了两个孩子。

（帕特里克和丈夫大卫）

大卫比她大两岁，从她14岁起，他们就断断续续地约会过。

帕特里克早就告诉大卫自己有反社会人格，但他花了好几年才意识到，帕特里克说的是真的，并不是在为自己的不良行为找借口。

等帕特里克开始写书之后，最担心的人就是大卫了。

因为帕特里克并不知道自己的哪些观点是惊世骇俗的，所以大卫作为第一个“审稿人”，首先要把书的尺度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她说大卫不止一次在看完手稿之后告诉她：“你不能发表这个，任何人都不应该看到它！”

搞得她的出版商都很好奇所谓的“大卫保险库”里到底都封印着哪些疯狂的观点。

至于她的两个孩子怎么看自己的妈妈，帕特里克说，自己真的不在乎。

“他们知道自己不适合读我的书。他们确实有被责骂或者嘲笑的风险，但我又不是第一个写出有争议的书的人，所以就慢慢来呗……”

（帕特里克和儿子小时候）

研究表明，反社会人格会在20岁左右达到巅峰。

如今已经48岁的帕特里克说：“我大部分的破坏性倾向都消失了。”

现在的她依旧不是“社交达人”，但已经交了几个亲密的朋友。通过观察他们让她意识到，反社会人格的生活“相当精彩”。

“我看到他们苦苦挣扎于愧疚和羞愧中，担心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日程表上排满了不想做却又不得不做的事情。我很高兴自己不用面对这些，这些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丈夫大卫承担了所有她讨厌的职责，比如给孩子过生日或者参加学校的活动。

作为回报，她教会了大卫如何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他对于圣诞节回家探望家人这件事很纠结，我问他为什么要去，他说：‘因为这就是你的工作。’

我说：‘等等，这真的是你想做的事情吗？’

最后他就不回家了。”

同样，作为一个“不通人情”的反社会人格者，帕特里克反而为家庭减少了许多摩擦。大卫曾说起自己对一位同事有些好感，帕特里克丝毫没有生气，“为什么不行呢？我又不是非得当他的梦中情人。”

（大卫和两个儿子小时候的样子）

帕特里克说，她这辈子没有伤过人，也没犯下过抢银行之类的大错，这是因为她所有的决定都是基于逻辑的。

“我喜欢我的生活，婚姻，住的这所房子，还有朋友们，我知道，为了继续享受这些，我必须遵守社会的准则。”

不过她也承认，自己时不时还是会“放纵”一下：“如果我从杂货店回家，发现买的东西变质了，我就会在心里默默记下：下次我要偷这个。

也挺好的，至少不会让我沮丧，你看，反社会人格总有好的一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