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拿提督不当官】

“提督军务总兵官”为提督之正式称谓。提督这一官职发端于明代，其职能与汉代之都尉、魏时之都督、唐代之节度使、宋代之都统以及元代之大元帅具有相似性。自其诞生伊始，提督便占据武职体系之顶端位置，堪称武官职位层级的极致所在。

在乾隆朝之前，提督这一官职的品级并非恒定。其具体品级的判定，取决于所兼之衔。若提督兼左右都督衔，则对应正一品；若兼都督同知衔，相应为从一品；而若其衔为都督佥事，那么品级即为正二品。

需明确的是，自清朝入关后的较长时段里，各省提督于行政体系中的地位存在差异。直至乾隆十八年，清廷对各省提督的兼衔制度予以废止，并从律法层面明确定义提督的官阶品级为从一品。

在清代官制体系中，从一品官阶已然处于高位，其品级与加授兵部尚书衔的总督等同，且位阶高于各省巡抚。顺治时期，正值清朝致力于统一中原的关键阶段，彼时军事斗争作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占据主导地位。此际，出任提督一职者，非汉军八旗将领，即原明朝归降清朝的高级将领，因军事形势所需，其地位较总督更为尊崇。

步入和平年代，提督之地位渐为督抚所替代。此现象不难解释，于王朝发展至中期阶段，受诸多复杂因素影响，重文轻武格局往往应运而生。这一历史演变趋势，反映了特定时期政治生态与权力结构的调整。

在乾隆登基之前，提督与总督、巡抚同属地方高级官员，彼时督抚对于提督的制衡作用相对有限。然而，自乾隆皇帝御极之后，创设 “年终密考” 这一考核机制，将提督的考绩之权授予督抚掌管。

年终密考，乃清代一项重要的政务考核制度。每至岁末，各省督抚需以密折形式，向皇帝详实呈报其所辖区域内文武官员的政绩表现。此制度的施行，对提督的地位产生了显著影响，使其地位急剧下滑，渐次沦为督抚的附属，在地方权力架构中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大幅削弱。

即便如此，提督在名义上仍属封疆大吏之列，与将军、总督、巡抚同处一个行政层级。依据嘉庆朝《大清会典》所记，当时全国共置水陆提督二十二员，其中水师提督三名，分别设于江南、福建（注：原文湖南应为福建之误）、浙江。

据相关史料记载，于陆路提督这一职位的设置方面，直隶、福建、湖北、陕西、甘肃、新疆、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份，各设陆路提督一名。

此外，依据相关制度规定，山西、河南、山东、安徽以及江西这五省，其提督一职例由巡抚兼任。然而，就全国范围而言，陆路提督的实际员额仅为11人。

单从数量维度审视，提督一职，在当时的职官体系中堪称凤毛麟角。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彼时全国范围内，知府的员额近两百人。由此可见，二者在数量层面的差异极为显著，地位高低亦泾渭分明。

【提督还是能说上话的】

提督之职责，涵盖对一省军事与政务之统筹管理，通过有效节制省内各镇军事力量，达成军事指挥与调度之目的。同时，提督需对军备实况展开系统校阅，全面评估军事装备及人员素质；并致力于武备修缮，以提升军事防御能力。此外，对武职官员的履职情况进行严格稽核，确保军事系统的高效运转与纪律严明。

颇为蹊跷的是，在清代职官体系中，总督与巡抚的职责范畴内，均涵盖“提督军务”这一职能。对于未深入研习清代官职制度之人而言，着实不易明晰督抚与提督在军事事务方面的具体分工。

在清朝军事体制中，督抚所宣称的“提督军务”，其实际内涵为对绿营军务执行监督与考核之职能，并不直接插手绿营具体的军事事务运作。与之相对，提督作为绿营的最高统领，全面掌管诸如营伍编制、军械管理、兵员招募以及军事训练等一系列具体且关键的军政事宜。

值得明确的是，就国家制度架构而言，督抚并未获授对绿营高级官员进行考绩审核的权限。据《清朝通典》所载，督抚所能节制的武职官员范畴，仅涵盖副将以下（副将并不包含在内）。而关于副将及以上武职官员的升迁、降职、任免等权力，则归属于兵部。

直至乾隆时期，“年终密考”制度应运而生。此制度的施行，致使提督、总兵、副将等高级武职官员在政务考核等事务上，对督抚形成一定程度的依赖，其地位与权力的维系在很大程度上受督抚掌控。

从行政权力架构而言，虽督抚享有年终密考这一特定职权，但此权力对提督的约束仅具相对性，并非绝对掌控。在提督留任与否这一关键事项上，最终决策权实则归属于兵部与皇帝。此情形与文职体系中的布政使、按察使颇为类似，督抚在此类人事安排中，仅能行使建议之权，而不具备最终的决定权限。

在封建统治架构中，各省提督并非无足轻重之辈。皇帝于授予督抚特定特权之际，亦赋予提督制衡督抚之权。依定制，提督与总兵皆享有密折专奏之权力，借此，他们能够向皇帝奏报督抚相关事宜，以实现权力间的相互监督与制约。

尤为关键的一点是，除四川总督与四川提督外，督抚与提督通常不在同一城市履职，二者交集甚少。于官场而言，在未触及彼此政治底线的情况下，各方一般会维持表面的和睦。故而，无论是所谓督抚节制提督，还是提督反制督抚，实际上均为伪命题。

【提督按例要陛见皇帝】

于封建王朝政治体制中，地方官员朝觐帝王乃是一项渊源深厚的传统制度。明朝初期，依据明太祖朱元璋所订立之规，各地执掌印信的正职官员，每岁皆需亲赴京师南京，觐见皇帝。随着时代演进与政治制度的逐步调适，该制度发生变革，此后仅中高级地方官员获许朝觐皇帝，州县层级的官员则不再参与这一觐见流程。

在清代，陛见制度呈现出更为简约的形态。自康熙时期起，便明确规范，仅将军、都统、总督、巡抚、提督及总兵官等特定官职，依据既定年限，分别进行陛见。

以直隶省为典型示例，在官员觐见制度方面，直隶总督与直隶提督遵循每年交替进京陛见之规。至于直隶省的五位总兵及密云副都统，他们被划分为每二人一组，以两年为一个周期进行陛见。而其他省份的提督与总兵，皆以三年为一周期进京陛见。

于封建王朝，能获至京城面圣陛见之机遇，此乃无上之殊荣。须知，即便是布政使、按察使等地方要员，亦难以企及这般待遇。由此不难推断，提督与总兵在帝王的考量体系中，占据着极为重要之地位，彰显出其在封建统治架构里的特殊意义。

虽提督在行政架构中受督抚辖制，然而，就此判定提督地位低于知府、道员，实乃片面之见。事实上，自乾隆朝以降，提督于官僚体系中的地位，大体与布政使、按察使相当，绝非处于需与知府相较轩轾之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