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我疼，救我。”

这不是电影台词，是一个少年的临终哀号。

他叫于行健，16岁，辽宁人，从自家顶楼坠落，送医不治，死于光天化日之下。他不是“问题少年”，恰恰相反，他是“别人家的孩子”，是全国信息学奥赛银牌获得者，是省代表队主力，是那个被贴上“天才”标签、被家长们羡慕到不行的存在。

然后，他死了。

问题来了：一个顶着金光光环的孩子，为何会选择跳楼？一个原本该在键盘上敲击未来的少年，为什么最终躺在冰冷水泥地上？

于行健的履历漂亮得不像话。小学就开始接触编程，墙上贴满奖状。初中横扫全国科技成果大赛，500分考了497分。高一直接拿下NOI省第一，进省队，还在国赛中夺银——一个标准的“高智商样板间”少年。

但他显然不快乐。

他的代码最后一页，不再是逻辑严密的运算，而是胡乱的笑脸和涂鸦。程序员最忌混乱。程序混乱，人就已经在崩溃的边缘。

他的微信记录里，是对天文和摄影的热爱；他的房间里，是堆积如山的漫画书。这些是他真正喜欢的东西。但这些兴趣，早被竞赛题海压得无处喘息。不是他没有梦想，而是梦想没资格参与现实。

而父母呢？不是不知道。父亲在祭文里亲口写道：“你失去了所有的快乐……你不再喜欢学习，不再喜欢运动……你深爱着爸爸妈妈，愿意为我们做你不喜欢的事情。”

翻译一下：他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父母的期待而活。

这不是爱，这是“道德化的控制”。他们不打不骂，但用“为你好”的糖衣，逼孩子吞下“自我湮灭”的毒药。

更讽刺的是，父亲在祭文里把儿子的反抗称作“暴君”“魔丸”，甚至说要“改造”他。这不是在教育孩子，这是在驯化个体。说得难听点，这种“改造”逻辑，只有对罪犯才适用。

问题的核心，不是孩子不够强，而是父母不允许他失败。他可以夺金牌，但不能考砸；可以熬夜刷题，但不能喊累。他要的是一个鲜活的自我，而父母要的是一个完美的作品。

把孩子当项目来管理，最后只能得到一个项目终止通知书。

而更吊诡的是，这不是孤例。

另一个典型案例，张一得，那个曾火遍全网的“天才少年”。父亲辞职陪读，众筹学费送去贵族学校，孩子8岁就被安排操办答谢宴，18岁考上美国名校埃默里大学——然后自杀，在异国他乡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张一得在申请信中写道，他讨厌自己的童年，羞耻，压抑，自卑。他怕打雷，更怕跟富人家的孩子在一起——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被父亲“打造”出来的展品，不是一个被允许自由成长的孩子。

这些“神童”的共同点是什么？

他们的天赋被放大到极致，但内心被压缩到极限。

他们被推着跑，却从不被问“你想去哪”。

他们被逼着赢，却没人敢问“你累不累”。

他们在成绩面前无所不能，在情绪面前一无所有。

这才是真正的荒诞：你以为自己在培养一个天才，其实是在制造一个高压气球；你以为孩子在追梦，其实他在逃命。

更讽刺的是，很多父母表面上开明、民主，朋友圈晒的都是“陪伴式教育”“鼓励式成长”，但私底下却是标准的“成绩导向”，甚至连情绪都要量化打分。

他们说：“我只要你快乐。”

但孩子一旦真不想学习了，他们就开始崩溃。

他们说：“你只要尽力就好。”

可“尽力”永远要等于第一名。

这些话，不是安慰，而是精致的PUA。孩子被绑在“爱”的旗帜上，连逃都没资格。

再不刹车，我们会在“成功教育”的路上，一次次失去孩子。

不是因为他们不够优秀，而是因为他们从未被允许做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