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3月19日，我国宣布特赦一批战犯，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七次特赦战犯，也是最后一次特赦战犯，共计特赦293人。
在这次被特赦的战犯中，既有像文强、黄维这样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也有像周养浩这样双手沾满革命先烈的国民党特务。
而在这次特赦中，人数最多的还是原国民党的中级军官，也有少部分是国民党军统局的特务，军衔基本都是校级以上。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特赦了7次战犯，这些被特赦的国民党战犯，大多数都对共产党不计前嫌、以德报怨的行为给予了高度赞扬，并且对自己昔日的罪行进行了忏悔。
即便是周养浩这个策划杀害杨虎城和小萝卜头一家的恶魔，他在移居美国后面对国民党记者的采访时，都痛斥国民党的冷酷无情，对共产党的大公无私以德报怨赞赏不已。
不过，还是有一部分被释放的战犯思想顽固，拒绝改造，被特赦后非但不悔改，反而选择再次与人民为敌，李家琪就是其中之一。
李家琪的身份可不一般，他在被抓时是国民党军统局的上校军官，虽然地位不如周养浩、徐远举这些人高，但是在军统系统里也算是小有实权的人物了。
李家琪是河北丰润人，出生于1927年，家境还算可以，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虽然仅仅是读到了初中，但是在那个大部分人是文盲的年代，也算是一个小知识分子了。
后来由于父亲去世，家里无钱继续供他读书，所以他就加入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被分派到华北铁血锄奸团，这一年他才16岁。
不过，别看李家琪年纪小，行事风格却十分缜密，而且手段十分老辣，做起事来比一些经验丰富的特务还要精明强干。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使得他在军统内部如鱼得水，才19岁就成了北平特务站的骨干分子，还获得了少校军衔。
这段时间可能是李家琪人生最风光的时候了，他的升迁速度简直跟坐火箭一样，没多久又从少校直接晋升为上校，担任军统沂蒙特别组的副组长。
在李家琪看来，自己的前途可谓是一片光明。
然而，幸运不可能一直伴随着他，没过多久他就在一次刺探情报的行动中被鲁中地区的解放军抓获。经过审讯后，李家琪只能老实交代自己的罪行，因为他手中沾过革命工人的鲜血，最后被判了无期徒刑。
对于那些关押国民党战犯的监狱，一般人们比较熟知的有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还有抚顺战犯管理所等。
其实，这两个地方都是关押国民党高级战犯的，比如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能被收押在这里的战犯，最起码都是国民党的将级军官或者省政府主席一级的角色。
而大多数的普通战犯，他们被判刑之后，都是送到全国各地的监狱去服刑改造。比如李家琪，他就是被送到了位于青海的一处监狱改造。
在监狱中，李家琪始终抗拒改造，总是沉浸在往日身为军统特务的“威风”幻想里无法自拔。
按照当时的政策，如果真心悔改的战犯，在经过改造之后，是有很大机会得到特赦的，但是因为李家琪抗拒改造，直到1975年最后一次特赦才被释放出来。
当时被特赦的战犯出狱后，国家给他们的选择很多，如果选择去台湾或者国外投靠亲人的，国家给足额发放路费。而且，如果他们未来还想回到大陆生活，大陆对他们也是十分欢迎的。
例如上面提到的周养浩，他们一起十个国民党战犯选择去台湾，结果到了香港后被台湾方面拒绝接收，一直在香港滞留了大半年后，才不得不去美国投靠女儿。
和周养浩一起滞留香港的十个人中，有一个叫张铁石的国民党上校军官还因为受不了被国民党抛弃的刺激，在酒店上吊自杀了。
至于那些选择留在大陆的国民党战犯，国家也给予了他们很大的包容，有能力继续工作的，国家都给他们安排了相应的工作，身体有疾病的国家也负责给他们治疗。
李家琪被释放后，也选择留在了大陆，国家给他在一个农场安排了工作。而李家琪之所以选择留在大陆的原因，是因为他比张铁石等人更精明。
因为李家琪知道，只有留在大陆，他才有被继续利用的价值，如果贸然去往台湾的话，像他这种没有利用价值的人，只会被无情抛弃。
当初李家琪能够在短短几年之内做到军统上校的级别，说明他确实有着过人的本领，而他在监狱改造期间，就已经给自己的“未来”做了安排。
在监狱中，李家琪遇到了一个叫陈天民的狱友，得知对方的儿子在荷兰定居。
被特赦后，李家琪就悄悄对陈天民说，让他以后从香港经过的时候，帮他到一个叫“红棉酒家”的酒店，找一个叫李家宝的人捎一句话，就说郑辰1078无恙。
陈天民从李家琪的话中也大概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心想自己前去荷兰投奔儿子，以后恐怕是不再回来了，传话就传话吧，应该也没啥大事，所以就在途径香港的时候，帮李家琪传了这句话。
事实上，这个“红棉酒家”就是原来国民党军统（后改为保密局）驻扎在香港的秘密联络点，而李家宝也只是个化名，实际上又是一个暗号，并没有这个人存在。
陈天民把消息传过去后，没几天李家琪就收到了李家宝的来信。
这封信的内容很简单，敌特机构除了对李家琪的“忠贞”大肆赞扬之外，就是交代他要发挥余热，趁机搞一些大陆方面的情报。
李家琪也不傻，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他也不可能仅凭一封信就相信对方，而且他目前生活在偏远的西部农场里，也搞不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
又过了一段时间，李家琪骑马的时候腿部受伤，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向农场请假，说要去北京去治疗伤势。来到北京后，李家琪住在自己的五叔家里，腿伤好了之后，就前去广州寻找当地的特务机构负责人接头。
接头人名叫李相材，算起来李家琪还是他的老前辈，可此一时彼一时，李相材见面后也没客套，直接就对李家琪说，想要得到重用，还必须要拿出一点成绩出来。
说完话后，李相材丢下了1000块钱还有收录机以及相应的间谍器材，然后就离开了。
李家琪也不介意，毕竟他也算是经历过大风浪的人，这点人情冷暖他还是承受得住。拿着这1000块钱回到北京后，他就开始紧锣密鼓地暗中收集情报。
然而，令李家琪意外地是，他回到北京没多久就被他叔叔给赶了出来。
原来，李家琪的叔叔知道自己这个侄儿的底细，看到他去了一趟南方回来后，也不上班也不工作就有花不完的钱，心里就跟明镜似的，生怕侄子出事了连累自己，所以就将他给赶了出来。
而李家琪也不介意，他重新在一个人员混杂的大院租了房子继续搞起了情报工作，后来他觉得自己一个人单干不保险，需要成立一个家庭给自己打掩护，于是就找上级要了一万块钱，通过别人介绍与一个姓王的女子结了婚。
在此之前，李家琪获取情报的渠道有两个，一个是通过报纸，另一个就是通过请人吃饭跟人聊天，从这两个渠道收集些自认为有价值的情报，然后悄悄传出去。
由于李家琪卖力的收集情报，渐渐获得了特务机关的重视。
1981年年初，李相材亲自来到北京见他，还将他任命为“保密局”华北地区特派员，让他想办法搞点高级情报，不要总拿报纸上的新闻糊弄上级。
李家琪的妻子有个女儿叫仇云妹，在某单位负责文件收发工作，有机会接触到一些高度机密的文件。李家琪为了搞到情报，就假意对仇云妹嘘寒问暖，经常送钱送东西给仇云妹。
仇云妹一开始是很警惕的，她知道李家琪以前是国民党特务，所以就处处提防这个继父。
然而，李家琪却欺骗她说，自己已经得到彻底改造，所以才被国家特赦出来的，如今已经是爱国的民主人士了，自己花的这些钱也都是在香港的妹妹寄过来的，叫仇云妹不用担心。
随着时间久了，仇云妹就放松了警惕，李家琪又说自己在家闲着无聊，让仇云妹给他带一些单位里的文件看看，好了解了解国家改革开放的大事。
为了进一步获得仇云妹的信任，李家琪给她买了大量的衣服、珠宝和首饰，还托人从香港买来紧俏的化妆品。在李家琪的糖衣炮弹的攻势下，仇云妹沦陷了，忘记了纪律和规定，隔三差五带一些单位的机密文件给李家琪观看。
除了获取机密情报之外，李家琪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建立北京、上海、广州的情报路线。在他的卖力工作下，很快就建成了一个秘密传送情报的渠道，得到了上级的信任。
1983年1月18日，一个叫蔡苹的女子找到了李家琪，代表特务机关任命他为北京的情报站站长。李家琪喜不自胜，从此工作的更加卖力了，可他却不知道，一张大网已经在悄悄收网了。
李家琪通过仇云妹获得了几份绝密中央情报，他自以为做的天衣无缝，但此事却瞒不过相关部门的法眼，相关部门的人员早就已经盯上他了，就连来跟他接头的那个叫蔡苹的女子都已经被暗中控制住了。
而且，李家琪潜伏在北京的大杂院，自认为潜藏的十分隐秘。殊不知，80年代虽然已经改革开放，可大家的日子都还过的紧巴巴的，他天天不上班却有花不完的钱，家里还有彩电冰箱等高档电器，自然也就引起了有心人的注意。
1983年2月1日，李家琪被公安机关抓获，随后就老老实实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先后向境外传送了120分机密情报，获取了大量的资金，等待着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在新中国的建立过程中，无数的革命先烈为此付出了青春和鲜血。如今我们的国家虽然安定祥和，可正所谓居安思危，我们更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生活，同时也要警惕敌特分子的威胁，增强自身的国家安全意识，千万不要像仇云妹那样，成为敌特分子利用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