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明武宗朱厚照，世人都把他与吃喝玩乐的昏君联系在一起，而豹房则成为了体现他作为昏君的典型场所。在很多史书中，都认为朱厚照长期住在豹房，不入宫打理朝政是典型的昏君做派。因此豹房被认为是朱厚照长期沉迷于享乐的地方，各种吃喝玩乐的奢靡生活帝皇生活在此展开。很多史书和稗官野史都对他的这段故事进行过各种描述和发展，成为明清两代百姓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谈资。可是仔细的分析这些史书，可以发现豹房并非简单的供朱厚照吃喝玩乐的场所，而是明朝军制改革的指挥中心。
很多史书将兴建豹房作为朱厚照的黑历史之一，其实这种说法是非常荒谬的。豹房并不是朱厚照建的，只是朱厚照在搬到豹房后，为了处理政务和军事改革的需要，对豹房进行了扩建。豹房的渊源起源于元朝，在元朝类似的场所并不只是豹房一处。元朝是北方草原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建立的，这个民族有着狩猎的传统，所以入主中原后也延续了这个生活习惯。为了满足元朝权贵的狩猎骑射的需要，元朝朝廷兴建了很多饲养野生动物的场所，比如虎城、象房、豹房、鹁鸽房、鹿场、羊房，鹰房等等。
这些地方既是元朝贵族平日里游玩之所，也是他们外出打猎骑射放牧所豢养的各种野兽的地方。元朝覆灭后，元朝朝廷退出了元大都，位于北京城的这些场所一度荒废。靖难之役后明成祖朱棣登基称帝，然后将首都从南京迁移到北京，所以北京也聚集了大量的明朝勋贵。这些勋贵大多数都是武将家族，对于骑射打猎也很热衷，所以这些元朝的旧传统便逐渐复兴了。明武宗搬入豹房是在正德三年，而他扩建豹房从正德二年就开始了。根据史料记载，整个修建期从二年到七年，花费二十四万两银子，增建房屋两百多间。
朱厚照如此大规模的扩建豹房，自然引起了朝廷众臣的不满。好在当时有着刘瑾压阵，文官集团与刘瑾斗的乌烟瘴气，所以没人能阻止豹房的扩建。从史书上看，豹房的确是养豹的地方，至少朱厚照在这里养了一头豹。而且可能还养过老虎，根据史书推测朱厚照在笼中肉搏老虎的故事也是发生在豹房。他的这些举动传出后引起了社会上很大的反响，朝廷中反对的人尤其多。于是豹房成为了朱厚照沉溺女色，荒怠政务的标志。在清朝的野史中，豹房中发生过很多丧心病狂的事，也被认为是朱厚照纵情声色、追求享乐的场所。
可是从各方面的史料看，上述的这些负责为皇帝提供的享乐功能并不是豹房的全部，而只是一小部分。朱厚照搬入豹房后，这个地方成为了全国政治军事的中心，替代了皇宫的主要职能。朱厚照长期在这里办公和召集大臣，正德年间的重要政治变革都是从这里开始。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军事变革，而这种变革也引发了明朝社会强烈的矛盾冲突，是正德年间政治动荡的根源之一。前文讲过，自从明宪宗朱见深执政的后期开始，因为兵部的弊政明军战斗力不断下滑，在抵抗对外侵略和平定内部叛乱上力不从心。
尤其是在成化年第一名将王越去世后，明军应对外部侵略完全处于守势，边境的明军几乎长期龟缩于长城之内。由于兵部的纵容和地方腐败的严重，明军内部也出现大量的腐败现象，这使得明军战斗力遭到了迅速的削弱。虽然明孝宗朱祐樘在后期启用刘大夏为兵部尚书，力图整顿军队，提高明军战斗力。但刘大夏的整顿计划还没完全展开，朱祐樘就英年早逝了。而即位后的朱厚照因为执政重点与刘大夏冲突，导致了刘大夏辞官退休，整顿军队的计划半途夭折。可就在刘大夏退出朝廷不久，明朝中期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爆发了。
这场农民起义的规模之大，就明朝建国以来是独一无二的。农民起义席卷了全国，以北直隶、江西和四川最为严重。短短的十余年时间明朝发生了三十余次民变，战争叛乱外溢到山东、河南、南直隶、湖广各省，给明朝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当时规模最大的刘六刘七农民起义一度攻打到北京城外，迫使北京周边全面戒严，这是自于谦主持北京保卫战后，北京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安全形势。而面对这种地方流寇裹挟的农民起义军，明朝大名鼎鼎的京营居然不堪一击，只能龟缩在城墙后面打仗，实在是丢人现眼。
刘六刘七的农民起义之所以失控，除了北方马政败坏导致大量农民破产加入到起义军外，明军战斗力不堪一击也是重要的原因。后来为了平息叛乱，朱厚照不得不调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边军将士入京作战，这才解决了起义军兵围北京的困局，迫使刘六刘七起义军远离北京而南下。这样的情况朱厚照是深有体会的，也知道了明朝军队腐败情况的严重。朱厚照本来就以自己的军事能力而自傲，再加上他不喜欢文官掌军，所以他没有像朱祐樘那样把整顿军制的事委托给朝廷中的文官大臣，而是选择了亲自上阵调教。
朱厚照选择调教军队，实际上就是对明朝军制进行的一次尝试性改革。明朝到正德年经过了一百多年，军事制度早就不是朱元璋和徐达建立的那种情况了。朱元璋时期，明朝的军事制度是卫所制结合九王塞边的格局。朱棣即位并迁都北京后，这个制度开始被打破。其中九王塞边的制度被完全清除，卫所制也出现了大量的改革。等到北京保卫战后，当时的兵部尚书于谦为了防御蒙古军队的需要，再次对军制进行改革，建立了以京营为核心的军事制度。这个京营与宋朝的禁军非常相似，都是采用的以文御武的制度和策略。
这个制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后，出现了不少腐败问题。比如文官与武将的勾结、太监与武将的勾结，军队与地方豪族的勾结等等，这使得军队与驻地的利益关系盘根错节，军队内部腐败非常严重。从成化年中期开始，明朝朝廷多次派出要员整顿地方军务，但实际上收效甚微。
而这种腐败让明朝军队战斗力极速下滑，到了正德年初期不但打不赢蒙古军队，就连地方农民起义军都打不赢了。这种情况对于文官们大肆宣传的弘治中兴就是个莫大讽刺，而对于刚即位的朱厚照更是活生生的打脸。作为最著名的军事爱好者，朱厚照岂能容忍这种状况的出现？
与刘大夏整顿军队从裁撤太监，加强文官对军队的管控不同，朱厚照整顿军队是从身边开始的。他先整顿的是身边的军队，也就是拱卫京城和皇宫的军队，然后再一步步的发展到周边地方和边境。为了解决身边军队战斗力不足的问题，朱厚照采用了连各种策略。一种是从锦衣卫和近卫军中选拔精锐将士，亲自训练作为自己的贴身卫队。第二种是从平定农民起义军的边军中选拔战功优秀者，以实战能力更强的边军来接替京营对北京周边的防务。为了训练这些自己选拔的军队，朱厚照便把训练场设置在了豹房。
朱厚照毕竟是皇帝，不可能像刘大夏一样亲自跑到一线干活，但他有想要直接指导军队的训练和建设，所以豹房成为了折中的地方。如果把事情放在宫里做，军队的训练必然会影响到朝廷的正常工作，一旦失控还会危及到国家安全。而且文官朝廷干的是文尊武卑的活，对于这种事情是非常反对。很多史书上说朱厚照在拿下刘瑾后宠信钱宁、江彬，还收他们为义子。实际上朱厚照这就是在仿照五代十国时代的藩镇军阀，建立自己训练的亲卫军队。钱宁为锦衣卫出身，江彬是从平定农民起义的边军中选拔，都是朱厚照重点培养的对象。
按照朱厚照的设定，军队应该是直接效忠于皇帝的，而不是于谦设计的以文御武，更不会有文尊武卑。这种文武并重的策略，更像是唐朝的军事制度，而非宋朝和明朝的传统。武将摆脱了文官的束缚，军队的战斗力必然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武将背后又是朱元璋和朱棣时代的勋贵集团，他们的结合正好和文官集团形成制衡，避免出现文官集团独霸朝政的情况。这种设置是文官集团非常不愿意的，也是对士大夫阶层利益的削弱，所以遭到了以内阁大臣为代表的文官集团的反对。而朱厚照则我行我素，强行在豹房开工了。
朱厚照选在豹房，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让军队和文官拉开距离，避免出现沆瀣一气的现象。明朝的军队腐败中，文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很多文武勾结的现象出现在军队中，加重的军队的腐败和战斗力的削弱。将以文御武变成文武制衡，也是治理武将和勋贵腐败的一种策略。如果文武之间互相监督钳制，勾结贪腐的现象就能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所以在军制的改革中，除了选拔精锐的将士组成新的军队外，朱厚照还在不断的提高将领的政治地位。这也就与文官集团发生了冲突，而钱宁和江彬便是冲突中高频率出现的名字。
可以说在朱厚照改革军制期间，豹房成为了明朝军政事务的中心，而钱宁和江彬则称为改革的两大抓手。他们的政治地位的提高，越过文官集团操作军队事务，给文官集团的权力带来了极大的削弱。文官们明知是朱厚照的意思，却把苗头对准了这两个新提拔上来的武官，于是他们成为了文官笔下的奸佞。而从豹房穿出的声音，却成为了文官集团们最为惧怕的，也最不想听到的声音。因此在文官笔下豹房的所有事情都是钱宁和江彬引导朱厚照做的，但实际上朱厚照作为独断专行的皇帝，岂能被两个刚提拔的下级军官所左右？
与其说豹房是明武宗朱厚照纵情享乐的场所，不如说这里是他和文官集团争夺军权的核心重地，也是明朝军制改革的指挥中心。他搬到豹房既是为了改革军制，训练军队方便，也是为了表明和文官分庭抗礼的政治态度。文官集团独霸朝政，那朱厚照就把朝廷让给他们，自己在豹房另立门户。只要文官集团还挂着忠君爱国的大旗，这就是朱厚照对他们最大的反击。一个号称忠君爱国的文官集团，居然为了争夺军权，把皇帝逼出了皇宫，这是何其的讽刺？如果皇帝不住在皇宫中，文官们标榜的忠君爱国又有什么意义呢？
因此为了洗清独霸朝政和排挤皇帝的恶名，文官们只能往朱厚照身上皮泼黑水，进行各种谎言和构陷。当然他们不敢写在明朝的官方史书上，所以只能以各种稗官野史的形式编排和传播，将豹房描绘成为乌烟瘴气之地，以此来表现朱厚照的荒唐无道。清朝入关后，因为明清两朝天生的对立关系，所以清朝修明史便把这些乌烟瘴气的谣言纳入了正史之中，以此来打压明朝的声望。于是豹房的性质就变了，从皇帝临时性处理国家军队政务的地方，变成了贪图奢靡享乐的标志，而朱厚照的历史形象再次遭到抹黑和污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