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一生智计过人，在军事上很少中过对手的计谋。

但他平生最大的失误，却是中了邓小平一条计。

此事还要从千里跃进大别山说起。

1947年12月，挺进大别山之后数月，刘邓大军遭遇了最严峻的生存危机。

无论战、还是守、还是打游击，大军都无法长久地支持下去。继续留在这里，极有可能被白崇禧围死。

全军上下都到了一筹莫展的时刻，压力全部集中到邓小平和刘伯承头上。

12月11日这天，邓小平拉着刘伯承，远远离开野司指挥部，在一条山道上一边走一边商量着什么。

野司的哨兵们远远看着他俩，说什么听不清楚，只是看见两人越说越激动。刘伯承一会儿双手叉腰，一会儿极目远看，一会儿又连连摆手，似乎是在拒绝着什么。

邓小平肢体动作不多，但他一直在说话，说到最后，刘伯承终于点头，好像是同意了。

过了好半天，两人才走回司令部。说是司令部，只不过是几间破旧的小房子，四处漏风，上面的泥瓦屋顶年久失修，好几个地方都漏着，下雨的时候还滴水，参谋们都不敢把地图挂在墙上，怕湿了。部队处于连续转移、行军状态中，有这样的房子已经不错了。

然而就是在这座破烂的小房子里，刘伯承、邓小平共同下达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悲壮命令。

大家一听，心里都不是滋味。

必须这样吗？

真到无路可走的这一步了吗？

还有没有更好一点的办法？

然而往深里一想，聪明人马上就能察觉到，这似乎是破解目前艰难局面的唯一办法。

一、白崇禧围死大别山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从战略上实现了攻守转换，正确性自然是不用怀疑的。

但挺进大别山后，刘邓面对的军事压力越来越大。

因为白崇禧出手了。

最初刘邓大军南进时，一度在河南遇到一些麻烦，大部队陷在黄泛区。蒋介石瞎高兴，以为是刘伯承施展乾坤大挪移，企图吸引山东战场国军到河南来打。蒋介石自作聪明地认为，我不中计，我就把主力摁在山东打。

刘邓一步步南进，在黄泛区苦苦挣扎，蒋介石还很高兴：你刘伯承也有今天，被老天爷收拾了。

国军中也有明白人，白崇禧算一个。

刘邓大军抛弃晋冀鲁豫老根据地不要，莫名其妙地南下，其志不可测。他有心提醒老蒋注意拦截一下，无奈派系所限，蒋介石听白崇禧说任何话都像喉咙里架着一把机枪，不听。

直到刘邓渡过沙河（也就是颍河），一路向淮河、豫南挺进，蒋介石这才明白过来，原来刘邓压根不管山东，枪口直奔武汉而来。夺了武汉，顺江东下，南京就指日可待。

蒋介石忽尔醒悟，后悔不迭。

好在他这个人吃了亏之后认错认得快，赶紧委任白崇禧为总指挥，坐镇华中抵御刘邓大军。

白崇禧做好了苦战一场的准备，向蒋介石狮子大开口，不仅桂系人马全数调集到大别山外围，连蒋系中央军也拉回来好几支精锐。

原本集中力量对付华野的整编第9、11、25、26、28等师，紧急从山东河南驰援。加上原来大别山外围部队，共计30余万人。

此时刘邓大军只有11.5万人，国军拥有将近3：1的兵力对比优势。

白崇禧在军事上比蒋介石见识高明得多，深知关键在于大别山，必须把大别山共军清除干净，抓住一点、不顾其余。

刘邓连连向中央发报，国民党军压力太大，请求予以支援。毛泽东自然明白其中道理，指示陈谢兵团和陈粟兵团进入河南，在北线大闹一番，吸引大别山国军北上。但白崇禧不为所动，坚持摁着大别山打。

这样一来，刘邓就非常麻烦了。

此情此景与1946年中原突围极为相似。我兵少而敌兵多，腾挪范围又小。

最要命的是，刘邓大军还不能像当年中原解放区部队一样四面突围，中央给的命令是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

说到根据地，刘邓压力更大。

二、建立根据地的各种困难

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时，遇到了很大困难。

首先是水土不服。

刘邓大军将士大多是北方人，河北山西一带的人多。到大别山后吃不惯大米，受不住又潮又冷的生活。大别山区不用炕，战士们晚上睡觉冻的脚凉，纷纷埋怨，南方的冬天咋比北方还冷。

南方蚊虫多，潮气重，很多人在南进过程中鞋子跑烂了没得换，一直光着脚。各种原因综合下来，不少人纷纷病倒，最多时病号达到三分之一。

其次是仗不好打。

刘邓大军以往活跃在华北平原，打惯了平地仗。到达大别山区后，虽然山头不高，但架不住连绵不断，很少有平路，部队不习惯。有一次一个部队制定作战计划，十几公里的距离，限定两个半小时到达。结果跑了半天才到。

部队首长气得拍桌子大骂，结果一问，不怪部队跑不动，路上有座山头，爬山耽误了时间。

刘邓大军赖以制胜的机动战术失灵了。刘伯承赶紧命令部队学习山地战。

因为这个事，刘邓还顶回毛泽东的一项命令。毛泽东本来要刘邓再分出一部分兵力到平汉路以西扯散敌人，刘邓拒绝了，说部队战斗力本来就已经打了折扣了，再分散开，就让敌人各个击破了。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毛泽东懂得这个道理，收回成命。

再次是根据地没建立起来。

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不理解。从1927年红军在井冈山创立根据地，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这是我们战胜强敌的法宝，怎么到现在反而不灵了？

比如土改这个最基本的工作，就没做好。部队刚到，按老惯例直接开始土改，一打土豪二分田地，可是没想到改着改着发现不对劲。

分地主的土地、浮财，农民倒是挺来劲，但分完之后，农民积极性就不高了。解放军要群众提供各种帮助，都达不到预期目的。

有一次有支部队要到一个地方去，不认路，请来两位群众当向导，结果两人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肯带路。

干部们不理解，一再追问原因，原来是被国民党军杀怕了，1946年中原突围后，老区百姓被国民党军狠狠杀了一批，不光杀地下党、农会干部，甚至原来和共军有过一点点关联，哪怕是安排过共军士兵住宿的，都拉去杀了。

而且他们还说，搞土改有点过火，日后国民党军再杀回来，那些地主老财们对乡里乡亲们最知根知底，要是知道你帮了解放军，还不把你家杀光。

教训更深刻的还有一件事，公审土匪。

大别山里土匪多，有一次某部抓了个大土匪，此人为患各县乡，无人能治，国民党军根本不管。解放军来了立即把这土匪抓了，部队首长在乡里宣传，说要搞公审大会，要各村推举几名受过害的老乡，上台指认土匪。

各村推来推去勉强推上来二十多个人，公审大会时，却没人敢上台指认。这土匪太凶恶，盯着眼睛看着老乡。干部们一再催人上台，结果只有一个老汉、一个老太太被迫上台，一个说，你拉了我家一头牛。另一个说，你杀了我儿子。

杀子之仇，不共戴天，干部们都不理解，有这样仇恨的人肯定不在少数，为什么就不敢上台指证呢。有解放军撑腰，老百姓们还怕什么？

公审大会进行得不好，草草收场，这名土匪头子被枪毙了。但是没过几天，指认杀儿子的老太太一家都被土匪报复杀害了。

邓小平痛心地反思，根据地建不起来，国民党制造白色恐怖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我党我军的工作方法也失之于急躁了。

大别山区毕竟不是晋冀鲁豫的老解放区，同样的土改办法之所以在那里很有效，是因为全面抗战八年间老百姓对八路军很了解，国民党军的压力也小，不管做什么都能一呼百应。

大别山是新的地域，新的情况，地主们害怕、痛恨解放军，老百姓们对解放军的办法也不了解、不认同。强行分地分浮财、打土匪、杀恶霸地主，固然带来了面子上的改观，但老百姓心里面还是很怕国民党、怕地主，认为这江山迟早还是他们的。就算解放军做的是有利于他们的事，也不敢接受这好意，因为不知道你们还走不走啊！

哪天你们再走了，我们再被国民党军杀一遍吗？害怕！所以只能消极地应付。

三、始终无法摆脱困难局面

仗不好打不怕，地利不好也不怕，建立不起来根据地，这是最要命的。

刘邓大军上下都有了急躁情绪。

刘、邓苦思冥想，殚精竭虑，想抓紧打几个歼灭战以摆脱局面，等局势好转了、部队有威望了，可能做其他工作就更有威信了。

此时国民党军整编第40师和82旅追击刘邓大军，形成了孤立分散之势，刘邓立即抓住机会，在高山铺打了一个歼灭战。敌人万万想不到刘邓大军于极端困难之中，仍能发挥出如此强大的战斗力。整40师和82旅全军覆没，被歼灭12600余人，其中被生擒者多达9500人。

然而打了场大胜仗，刘伯承、邓小平的眉头却皱得更紧了。

一场战斗，将士们暴露出更多问题。举一个最典型的问题。

这场仗俘虏敌军多达9500人，按理说是一个很好的补充我军兵员的机会。但在融俘过程中出现很多以前从未出现的问题。

融俘首要问题是识别、辨认和改造军官，尤其是团长以上人员。但当时我军由于干部不多——原因是开辟根据地占用了大批干部，一线有经验的干部少，识别、融俘时走偏了路，一线战士们只爱要年轻力壮的，这种拉过来就能打仗。年龄大的、负伤的、身体弱的都不愿意要，结果最后将俘虏情况汇总至野司，居然发现很少有团长以上军官。

整编40师的一个旅长叫董升堂的，原本被六纵俘虏了，但六纵并没有把他认出来，他披着棉被假装病号，稀里糊涂地就被释放了。

另一个叫罗彦端的团长，本来已被确定了身份，看管时很不严密，部队行军时遇到敌军飞机轰炸，战士们四散躲避，罗彦端趁乱逃跑。部队重新集合时也忘了清查俘虏人数，这个团长就这么跑回了国民党军。

还有一个团长庞庆臣，假扮成国军士兵，一直没被认出，补充到连队后也没有人注意到他。后来他找了个机会逃跑了。

类似的现象很多，反映出部队当下的情况很糟糕，连续转战、连续分散开展根据地建设工作、长时间无法休整补充，不仅大家的精神意志出现了疲惫松懈，就连战斗作风也下滑了不少。

如此下去，不仅高山铺之胜很难再复制，就连基本的生存问题都无法保证。

危急关头，邓小平经过艰难的思考，提出了一条令人瞠目结舌的办法。

四、邓小平“绝命一搏”

刘邓大军南下之时，毛泽东曾对他们挺进大别山作出三种估计：

第一，付出了代价站不脚，转回来。

第二，付出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

第三，付出代价站稳了脚。

邓小平的办法瞄准第三种结果，想尽办法留下来。刘邓留下来的意义就不用多讲了，陕北危急，老解放区被蒋军消耗的无法支持，只有在大别山尽可能地多撑一些时间，才能从战略上改变大局。否则，只来大别山逛一圈，除了浪费将士们的生命，别无他用。

邓小平提议：刘邓大军应分成两部分，刘伯承善于指挥，让他带一部分人转出大别山之北，在河南打大仗。自己则率一部分军队化整为零，继续在大别山中坚持，拖住白崇禧的大队人马。

于是就出现了文首的场景。刘伯承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绝好的办法，扯散敌人，两面斗争，肯定能抢回被动。

可是代价呢？留在山中，邓小平的生命安全很难保障。现在敌人的主力已经深入大别山之中，随时会与敌遭遇，以我军现在的状态，集结起来尚难有必胜之机，何况化整为零？这是邓小平豁出性命不要，为刘邓大军寻一条出路啊！

1947年12月11日，刘伯承、邓小平在湖北礼山东南的黄陂站（今湖北大悟黄站）正式分开，暮色之中，雨雪交加，刘伯承如“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他不舍得也不放心。

从1938年1月刘、邓分任129师师长、政委，两人并肩战斗9年，从129师的几千人马，发展出晋冀鲁豫42万大军，刘邓从未分开过，如今，却要天各一方，让小平在龙潭虎穴中，于心何忍！

然而形势艰难，又不得不如此。

刘邓分兵之后，白崇禧没有察觉，仍集中兵力进攻大别山腹地。邓小平率二、三、六三个纵队，化整为零，在山中来回机动，能不战则不战，能拖多久就拖多久。他以惊人的勇气，只率千把人在山中跑来跑去，大批部队和干部都分散到各县去开展建设根据地的工作。

在邓小平指导下，入山之初的急躁做法得到改进，勉强能扎下根了。

刘伯承把另外三个主力纵队分调开去，一纵到淮河以北，十纵、十二纵反其道而行之，转头继续南下，杀进桐柏山区和江汉之间，进一步威胁武汉。

如此一来，形势出现转机，白崇禧越来越感到吃力。30万大军在大别山中来回奔波，就是抓不到刘邓主力。为了断绝刘邓的生机，白崇禧采取惨无人道的筑寨并村，这是当年日军在东北对付抗联的做法，目的是切断共军与老百姓的联系。

邓小平在山中来回奔跑，为了吸住敌人，有时还特意用电台发送信号，让敌人跟着跑。

邓小平还以惊人的豪气向中央报告，陈谢、陈粟两个兵团已来支援我们，我们认为宜缓不宜急，放心在河南打几场大歼灭战，我们在大别山还能坚持。

白崇禧打着打着觉得不对劲，派人探听共军虚实，听说邓小平仍在大别山中。然而大别山外围的共军活动越来越多，山中战斗屡战而不获，是何道理？白崇禧也是聪明人，稍加思索就明白了，中邓小平的计了。

蒋介石也明显感到不对劲了。

白崇禧坚持30万大军不动窝，围着大别山猛打，他勉强同意了。代价也是很明显的，蒋介石手中兵力也有限，山东一大坨30多万人，大别山一大坨30多万人，河南就无兵可守了，中原腹地成了真空。

邓小平在大别山苦苦坚持时，陈谢、陈粟两大兵团进入河南，搅得中原天翻地覆。蒋介石惊恐万状，对白崇禧非常不满。国民党军渐渐进入颓势。

全国战略反攻的大幕，进入了高潮！

此时的邓小平，虽仍豪气不减，处境却也越来越艰难。

吃不饱饭，住不上房子，天天顶着大别山冬天的雨雪到处跑，整个人都瘦脱了相。许多中野将士回忆那段经历，都说比长征还要苦。长征爬雪山过草地都只是几天的工夫，过去了就过去了，不会长期受折磨吃苦。而大别山中的苦头，却是重复重复再重复，跑到后来，草鞋都穿不上，衣服都穿烂了。邓小平和大家一个样，只看衣服，和大别山中的贫苦老百姓一个样。

1948年2月24日，在中央反复催促下，邓小平终于率军转出大别山，在安徽临泉县，与刘伯承胜利会师。

一别75日，刘、邓首长如同经历了一场生离死别。

刘伯承紧紧握着邓小平，看到他又瘦了，又黑了，然而他那双精光四射的眼睛，仍然燃烧着必胜的光芒。

透过时光，着眼厄难，方见伟人之涯岸高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