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宪法和监察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一府一委两院”均有监督权，但为何人大会议只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和两院工作报告，而未将国家监委工作报告纳入常规议程？这背后既有制度设计的考量，也体现了监督方式的差异性。

一、宪法框架下的监督分工

宪法规定，全国人大监督“一府一委两院”的工作，但具体监督形式需依法依规执行。例如，国务院和两院（法院、检察院）直接向全国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这一规定在宪法第九十二条和全国人大组织法中均有明确。而监察委员会作为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其职责更侧重于对公职人员的日常监督，其工作报告通常通过专项或特定程序向人大常委会报告。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听取审议国家监委关于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专项报告，但未将其纳入年度全体会议议程。

二、监督方式的差异化设计

人大监督“一府两院”主要通过年度工作报告、执法检查、预算审查等方式，这些方式更适用于需要向社会公开、接受全民监督的行政和司法工作。而监察委员会作为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结合的产物，其工作具有更强的专业性和内部性，更多通过内部备案审查、专项执法检查等机制实现监督闭环。例如，监委对公职人员的留置、调查等程序需严格遵循法定程序，其工作成效更多体现在个案处理和制度完善上，而非通过年度工作报告全面展示。

三、程序安排的实践逻辑

从全国人大会议议程安排看，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和两院工作报告是宪法明确规定的程序，体现了人大对行政权、司法权的直接监督。而监委工作报告的审议则通过其他渠道实现，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需要听取专项报告，或通过备案审查机制对监委法规、决定进行监督。这种分工既保证了人大监督的权威性和高效性，也避免了监督权过度集中导致的“监督疲劳”。

全国人大会议未将监委工作报告纳入审议，并非监委不受监督，而是基于宪法框架、监督性质和程序效率的综合考量。人大通过专项监督、备案审查等方式，同样能实现对监委的依法监督，确保其权力规范运行。这种制度设计既符合“权责法定”原则，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科学性和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