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口那块荒地，长了有十来年的杂草和灌木，是村里出了名的”废地”。黑乎乎的土，一到夏天就裂得像老人的脸，布满深深的沟壑。那地方离村口不远，村民们经过时总是避开走，生怕鞋底粘上那黏糊糊的泥。
王大爷——全名王福顺，是我们村里出了名的”犟脾气”。七十多岁的人了，腰板倒是挺得笔直，走路带着一股风，活像个年轻小伙子。他左腿有点跛，村里人都知道那是他年轻时从拖拉机上摔下来留下的，但他从来不提这事，谁问起来他就摆摆手，说：“早忘了。”其实大家都看见，雨天他就揉那条腿，脸上皱纹都挤到了一块。
十年前，王大爷突然跟村委会提出要承包那块荒地。当时村长老陈笑得前仰后合：“王叔，您老人家是不是脑子糊涂了？那块地连杂草都懒得长，种啥都不行！”
王大爷那天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口磨得起了毛边，围着一圈人，掏出一包皱巴巴的红双喜，抽出一支递给村长，自己也点上一支，深吸一口，看着那块荒地，眼里有光。
“我有办法。”他只说了这么一句。
村里闲人多，三五成群地站在村委会门口看热闹。村长拗不过他，又觉得那地反正也没人要，就让他签了承包合同。
“老王是真糊涂了，那地连农科院的专家都说没法种，他凭啥行？”
“听说他爷爷以前也是个种地的把式，说不定有啥祖传秘方呢？”
“放屁，他爷爷种的是河边的肥地，跟这死地有啥关系？”
王大爷对这些议论充耳不闻。他每天天不亮就骑着那辆吱嘎作响的老自行车去荒地。车后座绑着锄头、铁锹，车把上挂着一个开了口的军绿色水壶。那水壶磕得坑坑洼洼，但他从不换，我曾问过为什么，他只是摸摸壶身说：“老伴用过的。”再多的话就没有了。
他的老伴五年前走的，肺癌，走得很安详。村里人都知道，这对老两口感情好得没话说。老伴走后，王大爷像变了个人，话更少了，但眼神却更亮了，仿佛把所有的精气神都灌注到了那片荒地里。
刚开始几个月，我路过那块地时常看见王大爷弯着腰，一锹一锹地挖着土，然后掏出个破塑料袋装一点带回家。村里人都偷偷笑话他：“老糊涂了，挖土还挖上瘾了。”
一年过去，荒地还是荒地，只是被王大爷清理出了几块小方田。但种下的玉米只长到半尺高就蔫了，豆子也是黄叶子多过绿的，没一样长得好。村里人看着直摇头，但也没人去劝，都知道王大爷的犟脾气，说了也白说。
但王大爷不放弃。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带着他那个破水壶和一个小布包，里面装着啥没人知道。
第二年，我发现王大爷的方法变了。他把地分成了小格子，每个格子都放着不同的东西。有的洒了草木灰，有的铺了树叶，有的撒了一些不知名的粉末。每个格子旁边还插了根小木棍，上面拴着不同颜色的布条。
“王叔，这是干啥呢？”有一次我实在好奇，路过时问了一句。
王大爷抬起头，脸上的汗水混着泥土，形成一道道黑色的痕迹。他扶了扶腰，眯着眼看了看天，又看看我，笑了笑：“试验呢。”
就这两个字，没有下文。
我注意到他随身带着一个破旧的笔记本，纸页发黄，边角都卷起来了，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字。有一次，他坐在地头休息，翻着那本子，我假装经过，偷偷瞄了一眼，上面画着奇怪的符号和数字，还有一些我看不懂的记录。
“这是啥啊，王叔？”我厚着脸皮问。
王大爷赶紧合上本子，小心翼翼地放进贴身的口袋，摇摇头：“没啥，老糊涂乱写的。”
第三年，有一小块地居然长出了些不一样的作物，绿油油的，从远处看还挺精神。村里人来了兴趣，几个人结伴去看，发现是些不认识的草。
“王叔，这是啥草？能吃吗？”村里的小刘问。
王大爷正在旁边的地里忙活，闻言抬起头，顶着烈日笑了笑：“药草。”
“值钱吗？”
“不值钱，但治病。”王大爷继续低头干活，不再多言。
那段时间，村里流传说王大爷在种毒品，被村长大声训斥了一顿：“胡说八道！王叔是啥人？老实巴交一辈子，能干那缺德事？”风言风语这才平息下来。
日子一天天过去，王大爷那块地渐渐有了变化。虽然大部分还是贫瘠，但已经有几块小方田种出了玉米和豆子，虽然比起好地里的产量差远了，但总算能有点收成。村里人渐渐也不那么笑话他了，但还是不明白他为啥这么执着。
第五年的时候，出了件怪事。王大爷从地里回来，经过村口的小卖部，破天荒地买了瓶啤酒。他坐在小卖部门口的长凳上，一口气喝完，然后哈哈大笑起来。村里几个老头正在打牌，被他吓了一跳。
“老王，咋了？中彩票了？”
王大爷摇摇头，指着远处的荒地：“见好了，有戏了。”
没人明白他在说什么，但从那天起，他更勤快了，连下雨天都要去荒地转悠一圈才安心。有时候晚上村里人还能看见那边亮着微弱的灯光，是王大爷打着手电在那儿忙活。
第七年，村里来了个大学生，说是回乡创业的。看见王大爷的地，很感兴趣，主动跑去搭讪，问他用了什么方法。王大爷难得开口，跟那大学生聊了大半天。后来，那大学生又带了几个同学来，拿着仪器在王大爷的地里取样，还称赞王大爷是”民间科学家”。
村里人这才对王大爷的地另眼相看了。
“听说王大爷在改良土壤呢，有科学道理的。”
“人家读过书的都来取经，咱们别瞎说了。”
王大爷对这些评价依然不置可否，只是每天骑着那辆吱嘎响的自行车，带着他那个破水壶，日复一日地耕耘着那片荒地。
又过了两年，王大爷的地已经有一半能种庄稼了，虽然产量不高，但看着郁郁葱葱的，村里人路过时都会停下来赞叹几句。王大爷的笔记本越来越厚，他偶尔会在地头翻看，嘴角带着笑。
去年冬天，王大爷生了场病，高烧不退，村里几个老头轮流照顾他。我去看他时，发现他床头放着那个笔记本，翻开的一页上写着”碱性土壤改良第三阶段成功”，下面还画了些图表。我不懂那些内容，但能感觉到这对他来说有多重要。
病好后，他第一件事就是去地里看了一圈，然后找到村长，说想申请个什么”土壤改良示范”的项目。村长被他说得一头雾水，但看他这么认真，就帮他在县里打了招呼。
没想到，这一打招呼竟引来了天大的变化。
今年春天，县农业局来人了，带着仪器和设备，在王大爷的地里到处取样。王大爷在一旁看着，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
“这老头神了，”农业局的小伙子对我说，“他这是在做土壤改良试验呢，而且方法特别科学，跟现在国际上的一些做法不谋而合。”
我一脸迷糊：“就是让死地能种庄稼呗？”
小伙子笑了：“远不止这么简单。你们这一片的土壤都是重碱地，全国有上千万亩这样的地，几乎都是废地。如果他的方法真行，那可是能造福很多地方啊！”
一个月后，省农科院的专家组来了，七八个人，带着各种设备，在王大爷的地里忙活了整整三天。最后一天下午，我正好路过，看见一个白头发的老专家拿着报告，激动得握住王大爷的手直摇，然后竟然在地头跪下来，用手抓了一把土，放在鼻子前闻了闻，眼睛湿润了。
“王老先生，您这十年没白费啊！您是怎么想到这个办法的？”老专家激动地问。
王大爷不好意思地摸摸脑袋：“就是小时候听我爷爷讲过，说这地是离了魂的地，得一点点给它喂回来。我就琢磨着，一样一样试。”
后来我才知道，王大爷这十年来一直在做的，是通过特定植物的轮作、有机质添加和微生物培养，让贫瘠的碱性土壤逐渐恢复生机。他那个破旧的笔记本里，记录的是每一块试验田的变化和处理方法，密密麻麻写了十年。
最让专家们震惊的是，王大爷无意中培养出了一种能在高碱土中生存的微生物菌群，这对全国乃至世界上的碱性土壤改良都有重大意义。
“您这个发现，保守估计能让全国几百万亩废地重获新生啊！”白发专家声音都颤抖了。
王大爷站在地头，看着自己的荒地，眼睛里有光，但没有得意，只是轻轻地说：“我老伴生前总说，人活一辈子，得干点有用的事。”
他说这话时，夕阳正好洒在他身上，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他为什么要坚持十年如一日地耕耘这片荒地。那不仅是为了证明自己，更是为了完成一个承诺，一个对已故老伴的承诺。
消息很快传遍了村里。村长立刻召开了村民大会，宣布王大爷的事迹，还说省里要来人表彰他，说不定还能上电视呢。
王大爷坐在台下，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手里捧着那个破水壶，脸上的皱纹里盛满了阳光。当大家起立鼓掌时，我看见他悄悄擦了擦眼角。
会后，我特意等在村委会门口，想跟王大爷聊聊。等人都散了，他慢悠悠地走出来，看见我，笑了笑。
“王叔，恭喜啊！”我真心地说。
他摆摆手：“有啥恭喜的，就是个老把式。”
“那个……你为啥选中了那块地啊？明明知道那么难种。”我终于问出了这个困扰我多年的问题。
王大爷沉默了一会，看着远处的荒地，轻声说：“那是我跟老伴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我愣住了。
“五十多年前，那地还不是荒地，是村里最好的一块水田。我去割稻子，看见一个姑娘在田埂上摘野花，一抬头，四目相对，就……就这么定了。”
他停顿了一下，摸了摸那个破水壶，“后来那地让化工厂的废水给毁了，成了荒地。我老伴临走前，摸着我的手说，希望能再看一眼当年的好田。我答应她，要把地恢复原样。”
我的眼眶湿润了，说不出话来。
“其实我就是个老农民，没啥文化，但我知道，任何事只要用心去做，总能找到办法。这十年，我每天跟这地说话，好像是在跟老伴说话。”
夕阳下，王大爷的身影显得那么高大。他没再多说什么，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骑上那辆吱嘎响的自行车，慢慢地向家骑去。
车后座上，那个破水壶在余晖中闪着光。我这才注意到，壶身上刻着两个字：永福。
那是王大爷老伴的名字。
如今，王大爷的故事已经传遍了整个县城。县电视台来采访了他，省里的领导也来看望他，说要把他的技术推广到全省甚至全国的碱性土地上去。更让村里人震惊的是，有个国际农业组织也派人来考察，说王大爷的方法对全球荒漠化治理都有启发意义。
而王大爷依然每天早出晚归，骑着那辆老自行车，带着那个破水壶，一如既往地照料着他的土地。只是现在，每天跟着他学习的人多了起来。
上周，村委会门前竖起了一块牌子：碱性土壤改良示范基地。
牌子下面的小字写着：王福顺劳模工作室。
前天早上，我又路过那片地，看见王大爷正蹲在地头，教几个年轻人识别土壤。晨光中，那个破水壶依然挂在自行车把上，闪闪发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