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宝强主演的电视剧《棋士》自开播以来争议不断，剧中他饰演的围棋教师崔业，既是命运的受害者，也是步步堕落的加害者。这一角色以“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为核心，展现了人性在生存困境中的复杂撕裂。崔业的挣扎与黑化，既令人同情，又让人愤懑，其背后折射的不仅是个人选择，更是社会与命运的合力推搡。

一、可怜之人：被生活碾碎的理想主义者

崔业的“可怜”，首先源于他对现实的无力抵抗。作为围棋天才，他本应凭借才华获得尊重，却因“不懂人情世故”沦为平庸。学校克扣他的奖金，同事轻视他的教学，甚至连儿子生病的高昂医药费都无力承担。剧中通过细节刻画了这种卑微感：领奖时无人递水的尴尬、被豪车司机呵斥后的唯诺退让、为儿子买快餐时的窘迫，无一不刺痛观众对底层生存困境的共情。

更可悲的是，崔业的悲剧并非全然源于外部压迫。他的“自尊”与“清高”成为自我禁锢的枷锁。他不愿向身为警察的哥哥求助，隐瞒儿子的绝症，甚至拒绝妻子的关心，这种近乎自虐的倔强，让他在泥潭中越陷越深。王宝强以“怂”与“卑微”为底色，用颤抖的嘴角、躲闪的眼神，将角色的压抑与绝望演绎得淋漓尽致。

二、可恨之处：从受害者到加害者的堕落

如果说崔业的前半段故事是“可怜”，那么他的黑化则暴露出人性中的“可恨”。卷入银行劫案后，他并未选择坦白，反而利用围棋思维协助劫匪逃脱，甚至策划“李代桃僵”的计谋，将无辜者推入深渊。这种转变看似被命运逼迫，实则掺杂了个人欲望的膨胀。他享受犯罪带来的掌控感，在竹林中的“坚定”与车站的“欣赏”镜头里，王宝强以微妙的表情变化，展现了角色从被动到主动的异化。

更值得批判的是，崔业的堕落缺乏足够的情感说服力。剧中刻意堆砌的“巧合”（如多次遭遇劫案、儿子突患绝症）削弱了黑化的必然性。他的家庭条件并不极端贫困——有房有车、妻子高知、兄长位高权重，这些设定让观众难以共情其“走投无路”的动机，反而凸显其选择的偏执与自私。这种“为黑化而黑化”的叙事逻辑，成为角色可恨之处的争议焦点。

三、王宝强的演技：撕裂感的完美呈现

尽管剧情存在瑕疵，王宝强的表演却为角色注入了灵魂。他摒弃了以往憨厚形象的惯性，通过五重“脸谱”的切换（怂、暗刺、变脸、凶相、享受），将崔业的多面性层层剥开。例如，劫案现场他因恐惧而抽搐的右脸、与哥哥对峙时爆发的嘶吼、面对儿子病情时的无声崩溃，都让观众在同情与厌恶间反复横跳。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王宝强对“穷”的诠释超越了物质层面。他的“穷”是精神上的卑微：领奖时佝偻的背、被劫持时涣散的眼神、甚至吃汉堡时机械的咀嚼动作，无不传递出一种被生活驯化的麻木。这种表演的真实性，与同期热播剧中“精致穷”的虚假形成鲜明对比，进一步强化了角色的悲剧性。

四、社会隐喻：谁制造了“崔业”

崔业的堕落不仅是个人选择的结果，更是社会结构性矛盾的缩影。教育体系对才华的漠视、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公、底层维权渠道的缺失，共同构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剧中校长克扣奖金时的理直气壮、医院催缴费用的冰冷态度，无不影射现实中的制度性冷漠。

然而，剧集未能深入探讨这一层面，反而将焦点局限于崔业的“天才犯罪”，削弱了批判力度。观众既无法完全谴责他的恶，也难以认同他的善，这种模糊性恰恰揭示了现实困境的无解——当系统性的压迫与个体的缺陷交织，善恶的边界早已混沌不清。

《棋士》中的崔业，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悲剧符号。他的可怜令人心碎，可恨又让人不齿，而王宝强的演绎让这种撕裂感更具冲击力。尽管剧集在逻辑与深度上存在争议，但它至少抛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当善良者在绝境中异化为恶龙，我们究竟该谴责他们的堕落，还是反思催生悲剧的土壤？或许，答案正如崔业在镜前吐出的那口唾沫——是对命运的反抗，也是对自我的厌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