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何尊铭文上的“宅兹中国”一定不是指“洛阳”这件事，我已经全方位、无死角论述过了。洛阳说拿来作为证据的那些所谓“史书记载”和“交叉印证”非常可笑，无论在铭文层面的阅读理解上，还是拿伪《尚书》和不靠谱的《逸周书》来说事，都显得非常业余。 什么才叫专业呢？无论是抱持洛阳说的专家还是洛阳民科以及洛阳地域主义脑残粉，有本事就用理据来反驳我这一系列文章，当然后面两类人就别自讨没趣了，我只是跟你们假装客气一下。 关于何尊“宅兹中国”的系列文章导读，欢迎洛阳说的“专家”指正 为什么说“宅兹中国”指洛阳不靠谱？写点河南民科能看懂的内容 关于“宅兹中国”，写点洛阳阿Q们不知道也看不懂的内容 《尚书》、《逸周书》和《史记》能不能证明“宅兹中国”指洛阳？ 今天这篇文章不是来谈这个的，而是对司马迁的《史记》的看法，非但越来越多的现代学者认为是带有个人立场的“历史短篇小说”，而在其死后的东汉时期就有人觉得他的《史记》是“谤书”（诽谤人的书籍）了。在历史的大节上，司马迁当然不能擅改，不过在一些事情的细节上就免不了进行自我脑补，在立场上也一定夹带了私货。 为什么说《后汉书•蔡邕传》记录了对司马迁的负面评论呢？我们来看一下完整的相关文言文： 及卓被诛，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国之大贼，几倾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忿，而怀其私遇，以忘大节！今天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陈辞谢，乞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 太尉马日磾驰往谓允曰：“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无名，诛之无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长世乎？善人，国之纪也；制作，国之典也。灭纪废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狱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时年六十一，搢绅诸儒莫不流涕。北海郑玄闻而叹曰：“汉世之事，谁与正之！”兖州、陈留间皆画像而颂焉。 上述两段内容中的“卓”就是“董卓”，“允”就是“王允”，“伯喈”是蔡邕的字。在详细论述之前，我把蔡邕之前的事情交待一下：蔡邕在董卓的威逼利诱下做了他的幕僚，董卓在得到他帮助后，一直厚待于他，非常重视他的意见。后来王允利用貂蝉使了美人计，让吕布杀了董卓。 所以当董卓被杀了之后，蔡邕到王允那里做客时，不经意间为董卓被杀而哀叹了一下，这就引发了王允的不满，立刻将他治罪。蔡邕谢罪并求受“刺脸砍脚”的酷刑，条件是让他能够完成“汉史”。许多士大夫都试图救他出狱，但都失败了。 太尉马日磾向王允求情说，蔡邕是绝世的人才，应当让他继续编完汉史，成为一个朝代的经典著作。而且他被定罪是师出无名的，杀了他就会有损你的民望。然后王允就反驳说：昔日汉武帝就是没杀司马迁，让他写了《史记》这本“谤书”流传于后世。 可见，至少在那个时代，以王允为代表的一众士大夫们都认为司马迁的《史书》是“谤书”。如果你觉得这或许是王允的个人偏见，但这两段文言文中的最后几句就很说明问题了： 邕遂死狱中。允悔，欲止而不及。 蔡邕死在狱中，王允就后悔了，但想要挽回却已经来不及了。 北海郑玄闻而叹曰：“汉世之事，谁与正之！” 北海的郑玄听到这个消息叹气说：“汉代的事情，谁还能来修正！” 我研究传统文化到今天，最认可的古代学者就是郑玄了，他绝对是严谨的训诂派。如果司马迁的《史记》真的靠谱，那么王允何出此言？又何必后悔？若非认定《史记》是“谤书”，郑玄又何必痛惜“谁与正之”呢？ 所以在没有考古证据佐证的前提下，在没有同时期的文献交叉印证的前提下，我们对历史的真实性判断最好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