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亚历史的棋局上，高句丽如同一枚横亘中原王朝咽喉的棋子。从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年）首次征伐，到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平壤城破，这场跨越两朝、绵延七十余年的战争，深刻改变了东北亚的政治格局。隋炀帝三征高句丽耗尽国力，最终身死国灭；唐太宗亲征未果抱憾而终；看似“软弱”的唐高宗却完成父祖未竟之业。

这场战争背后，不仅是军事力量的较量，更是地缘政治、文化认同与历史使命的交织。中原王朝为何必须征服这个看似偏远的政权？答案埋藏在辽东的烽烟与平壤的断壁之间。

高句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边陲小国。自公元前37年扶余人朱蒙在汉玄菟郡高勾骊县建国起，它便展现出惊人的扩张能力。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王朝对辽东控制力衰退，高句丽趁机吞并乐浪、带方等汉四郡故地，将势力扩张至辽河以东 。至隋朝初年，其疆域已横跨鸭绿江两岸，拥兵六十万，人口超三百万，形成“以平壤为中心，西控辽东，南制百济”的格局。

地理上，高句丽占据的辽东半岛扼守华北平原门户。辽西走廊尚未完全开发，燕山山脉与辽泽构成天然屏障，使高句丽既能阻断中原与东北联系，又能随时威胁幽冀。更危险的是，它建立起融合农耕与军事的复合型政权，通过吸纳中原流民与技术，形成“城邑-军镇”防御体系，兼具游牧民族的机动性与农耕文明的持久战力。这种“非胡非汉”的特性，让中原王朝既无法同化，又难以彻底击溃。

607年，隋炀帝在启民可汗牙帐撞见高句丽使者，这场外交事件成为战争的导火索。炀帝当场警告：“若不朝贡，朕将启民可汗巡行尔土”。表面看是帝王颜面之争，实则折射出隋朝重建“华夷秩序”的深层焦虑。彼时突厥已臣服，吐谷浑灭亡，唯高句丽拒不遣使入朝，还暗中联络突厥、靺鞨牵制隋朝。这种挑战“天朝”权威的行为，动摇着隋朝精心构建的“四夷宾服”体系。

炀帝的战略误判加速了灾难。612年首次征伐，他调集113万大军、200万民夫，却因指挥僵化遭惨败：陆军困于辽东城下，水军遇伏几乎全灭，30万精锐仅存2700人。此后的二征因杨玄感叛乱中断，三征虽逼降高句丽却未达实质效果。史载隋军“填咽于道，死者相枕”，国内民变四起，大业盛世轰然崩塌。炀帝的悲剧在于，他将地缘博弈简化为军事征服，忽视辽东特殊的气候与地形——雨季泥泞难行，冬季酷寒刺骨，补给线长达千里，高句丽则依托山城实施“坚壁清野”战术，使隋军陷入持久消耗战。

唐太宗汲取隋朝教训，开启全新战略。645年亲征时，他放弃“毕其功于一役”的幻想，采用“拔钉子”战术：先克盖牟、辽东等十城，迁七万人入关，既削弱敌方实力，又充实边防。安市城之战更显军事智慧——唐军佯攻牵制15万援军，伏兵截杀致其全军覆没，创下“斩首四万，降酋长三千”的辉煌战绩 23。这种“攻城掠地、步步为营”的策略，将战争转化为对高句丽经济与人口的慢性放血。

唐高宗的胜利则源于时势与谋略的结合。660年，唐朝联合新罗灭百济，在朝鲜半岛建立熊津都督府，完成对高句丽的南北夹击。当666年权臣泉盖苏文去世引发内乱，唐军立即抓住战机：李勣率主力攻破新城，薛仁贵闪电夺取扶余四十城，最终水陆合围平壤。这种“趁你病要你命”的精准打击，体现唐朝已掌握东北亚战略主动权。

从地缘政治看，高句丽的存在威胁中原安全。它控制着东北亚陆海通道，既能阻断中原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联系，又能在中原动荡时南下劫掠。西晋末年的教训历历在目——五胡乱华期间，高句丽趁机夺取辽东，致使华北门户洞开。隋唐统治者深知，若不解决这个“东北强藩”，一旦中原政权衰弱，辽东必成心腹大患。

经济与文化层面，辽东半岛的归属关乎王朝命脉。此地不仅是战马产地，更是联通草原与海洋的贸易枢纽。高句丽控制下的“辽东-平壤”商路，垄断着人参、毛皮、铁器等重要物资。更重要的是，汉四郡故地的丢失，意味着华夏文明在东北亚的退却。唐太宗曾言：“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道出这场战争的文化收复意义。

668年平壤城破时，唐军接收高句丽176城、69.7万户，设安东都护府统辖其地。这场持续七十年的战争，不仅铲除了东北边疆的最大威胁，更重塑了东亚政治格局：新罗在唐军支持下统一半岛，日本退出朝鲜争霸，突厥、契丹等部族重新纳入中原羁縻体系。

隋唐两代用惨烈代价证明，在农耕文明与边疆政权的博弈中，单纯军事征服难以奏效，唯有政治智慧、经济渗透与文化融合的多维打击，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天下一统”。当平壤城头的“高”字王旗落下，一个以长安为中心的东亚新秩序，终于在烽火中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