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副总统万斯说，“全球化的初衷是让富裕国家向价值链的更高端发展，而贫穷国家则从事较为简单的生产任务。全球化的目标并非是减少全球不平等，而是维持不平等。但贫穷国家（主要是中国）并不愿意永远保持廉价劳动力角色，而是开始自己向价值链的更高层次发展。”

他的意思很明确，全球化不是要解决不平等，而是要维持不平等。撕开了国际分工体系的虚伪面纱，揭示了世界经济运行中最隐秘的密码——全球价值链的本质是制度化的权力结构。这个被新古典经济学包装成"比较优势"的体系，实则是发达国家精心设计的动态剥削机制。

从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到赫克歇尔-俄林模型，西方经济学刻意忽略了要素禀赋的动态转化规律。他们将劳动力套利策略包装成普世法则，用技术壁垒构筑起"中心-外围"的垂直分工体系。就像罗德里克揭示的"超级全球化悖论"，当资本流动超越国家治理能力时，后发国家就被锁死在低端生产环节。发达国家企业享受着技术租值、品牌溢价和金融套利的复合收益，而发展中国家仅能获得相当于劳动时间价值的微薄报酬。

这种制度性安排通过三大机制完成自我强化：技术扩散的专利壁垒、产业升级的WTO限制条款、金融体系的美元霸权。正如阿西莫格鲁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指出的，发达国家建立的实则是榨取性制度，通过跨国公司价值链将发展中国家的创新空间压缩在"微笑曲线"的最低端。当华为突破5G技术时遭遇的全球围剿，正是这种制度性霸权的应激反应。

中国崛起打破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路径依赖。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市场纵深优势和制度创新，中国证明了后发国家可以突破"技术锁定效应"。2010-2020年间，中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1.6%，数字经济规模突破45万亿元，这种非线性跃迁印证了演化经济学强调的"动态比较优势"。就像熊彼特所言，真正的经济发展来自"创造性破坏"，而中国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

当前的世界正站在制度变迁的临界点。全球基尼系数达0.7的畸形结构已难以为继，WTO改革陷入僵局印证着旧秩序的瓦解。新兴经济体25.4万亿美元的集体GDP正在重塑购买力平价体系，RCEP等区域协定构建着平行秩序。这验证了诺斯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当既有制度框架的适应性效率耗尽时，边缘力量将推动根本性变革。

全球化的未来取决于能否建立真正的"共容性利益"机制。当技术扩散率突破25%的临界值，当南南贸易占比超过40%，当数字货币结算体系打破SWIFT垄断，被设计的权力结构终将消解。世界需要的不是维持不平等的伪全球化，而是构建技术共享、规则共商、利益共生的新秩序。正如科斯定理揭示的，当交易成本足够低时，资源会自动流向最高价值的用途——这或许才是全球化应有的经济学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