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两代的进士科都有策论考试，“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所谓试策，就是写一篇切于时用的论述文，主要针对时事有感而发，如唐人论藩镇、宋人论开边等。
试策的目的是要发现明事理、通实务的实用型人才，为国家政治、政府管理服务。这本是设置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题中应有之义，事实上试策也差不多是科举考试中最稳定的考试科目。但在唐宋两代文士的心目中，试策的分量是不一样的。
大体说来，唐代文士看重诗赋，宋代文士喜爱策论；诗赋展现文学才情，策论展现政治眼光和胸襟。一个极端的情况是王安石对科举考试内容的改革：他干脆取消了进士科的诗赋考试。
宋代文士之所以偏好科举策论，乃是出于王朝内外政治形势的紧张促迫。内政上机构臃肿、财政困难、党争激烈、官民对立，外交上则因守内虚外、轻武积弱的政治而频受外族的侵凌和挤压。严峻的现实环境迫使文士们放弃悠游浪漫的诗情，转向经世致用之学。
王禹偁以“小畜”名其集，示其“兼济天下”之志；范仲淹、欧阳修强调文章必须反映现实、揭露时弊，具有批判性；苏轼也要求文章须“有补于国”……文士们的家国情怀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文选》显然没有多少用武之地。《文选》所录为诗赋骈文之作，诗赋部分既已为宋代文士所轻，而骈文部分乃抒情美文和应用性杂文，其中题为论的作品十三篇，题为史论的作品九篇，数量较少，参考价值不大。
类似于科举策论的则一篇也没有。萧统明确拒收类似于科举策论的作品，这让《文选》在热衷科举策论的宋代文士那里失去了市场。宋代科举考试在考试形式、程序上所做的改革，也导致了“文选学”在宋代的衰落。唐代科举考试不封卷，成绩之甲乙多在事先拟定，行卷、温卷、请托风盛行，朝廷也要求考生纳省卷，以作为评定成绩的参考。
宋代统治者为了考试的公平起见，采取糊名封卷，以及其他一些形式和程序上的改革措施。这一改革本意在革除唐代科举之弊，却意外地促成文风的变化。简言之，唐代文士面临的学科知识学习的直接考试压力比较小，所以他们往往把精力放在创作才情的发挥和文学修养的培养上，而不屑于知识饾饤；
与此相关联的，玄宗时五臣注《文选》，不求训诂精确、释事翔实，亦不多征引文献，而以疏通文义为主，简注详疏，通俗浅近，具有普及意义。宋代文士则不然。每一次考什么他们不知道，每一次考试都生死攸关，而对付考试的有效办法，除了夹带小抄之外，便是考前对知识材料的死记硬背。
知识材料掌握得越丰富，则撞上考题的概率越大，考试成功的机会也就越高。落实到《文选》研究上，人们便专事辞语、典故等分类知识的摘录与排比了。掌握《文选》里的辞语和典故，能给人学问渊博的感觉（不一定能转化为创作能力），对应付考试还是有帮助的。
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一是描述了北宋前期在《文选》阅读方面专重辞藻典故的风气，二是说明南宋以来，苏轼的文章取代《文选》，成为文士们新的争相追捧的对象。这两种情况之所以出现，都和宋代科举考试的改革有着莫大的关系。
苏轼的文章之所以取代《文选》，除了科举考试的原因外，还有文学革新运动的影响。文学革新运动发端于中唐。唐人爱《文选》，其文章创作亦走着《文选》选文的路线，以骈体文创作为主。
初唐的四杰、盛唐的燕许大手笔、晚唐的小李杜皆骈体文名家。骈体文辞藻华丽、韵律铿锵、形式优美，是其优点，但它“文过其意”，不“便于时用”，也是不争的事实。早在隋唐之际，人们已发现这个问题；到了中唐，问题就更加突出了。
中唐时期，安史之乱动摇国本，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破坏，随之而来的藩镇割据局面又导致朝廷权威下降，社会四分五裂。严峻的政治现实催生了韩愈、柳宗元主导的古文运动。
韩柳古文以单行散句的文字取代骈体文，于论说事理颇为便当；加之韩柳以古文倡儒学、斥佛老、续道统，“辅时及物”，“回狂澜于既倒”，排捣鼓荡，激浊扬清，一时间成就斐然，声势浩大，可惜很快退潮。
晚唐五代宋初，南朝文风回归，文坛恢复了旧观。欧阳修承接韩愈倡儒学、兴古文之志，利用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知贡举的机会，打击“太学体”，倡写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的古文。与此同时，欧阳修又把文学革新运动扩展到诗歌领域，反对当时诗歌创作中或率易或险怪或艰涩的不良风气，提倡平易自然的风格。
和韩愈一样，欧阳修既提出了文学革新的理论主张，又身体力行，取得很好的创作实绩，写出了不少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佳作。和韩愈不同的是，欧阳修善于发现人才，奖掖后学，发现了一批青年才俊以继续推进文学革新事业。
尤其是苏轼的横空出世，更是令他又惊又喜。“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我老将休，付子斯文。”其爱才惜才之心，千百载之下，仍令人动容。毋庸置疑，北宋的文学革新运动之所以能获得最终的全面胜利，苏轼之功可谓最大。
苏轼以天纵之才投身文学事业，诗词文赋各体皆工，创作出有如行云流水般的作品；又不负欧阳修的重托，完成了轰轰烈烈的文学革新运动。苏轼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以及他对于中国文学的杰出贡献，远远超出了樊宗师等韩愈的弟子们。可以说，如果没有苏轼的有力参与和领导，北宋的文学革新运动很有可能会重复中唐古文运动的命运。
苏轼彻底改变了宋代的文风。“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的时谚透露了此一讯息。北宋后期特别是南宋以来，苏文受到了热捧。虽然有元祐之禁，但热度不减，身价反高。苏轼之影响可见一斑。经过唐宋两代文学革新运动洗礼的苏轼，其创作面貌已与《文选》选文截然不同。
在作品题材选择上，苏轼写作散体文、文赋及自然雅洁的诗词，而不是《文选》所中意的那些诗赋骈文；在写作风格上，他推崇自然平淡的文风，重视抒发真情实感，表现丰富充实的内容，反对争奇斗巧、空洞无物的创作。苏轼在各体文学创作上皆有极高的天分和造诣，又能融会贯通，创造宏大气象，将宋代文学创作推向了新高度。
苏轼一生大起大落，几经沉浮，创立出一种入世而又超世的人生智慧，达到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境界。逆境之中他没有消极，没有沉沦，始终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精神。令人感佩的是，他到老都不忘初心，视文学创作为毕生事业，黄、惠、儋三地是他人生最沦落处，也是他文学创作最大放异彩处，被他看作是“平生功业”之所在。
苏轼的人格魅力感染了南宋以来的许多文人士子，而他的文学创作更是风靡了文学界，成为现成的新的规范。他之后的作家们不必舍近求远地去学习远在数百年前、已然和时代文学思想文学趣味不合拍的《文选》了。
《文选》所收文章多数是形式大于内容的赋与骈文。比如骈文，作家写作的着力点放在骈四俪六、排偶声律、典故藻采等形式方面，而对于所要表达的内容却不甚用心，从而导致很多骈体文作品内容贫乏、文风纤弱、形式绮靡。
借用刘勰对《文赋》的批评，这样的创作“巧而碎乱”，“然汎论纤悉，而实体未该”。它们不仅不能文从字顺，而且不能“有补于国”，适时适意地反映民生疾苦和国家危难，表现作家士人们忧国忧民的情怀。《文选》最终为苏文所取代，乃是大势所趋，并不奇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