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无数热血青年响应共产党团结抗战的号召，抱着抗日救国的热忱奔赴延安。这种浪潮下，各色政治组织也有人员介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借机安插人员混入其中，这些人在1942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中时隐时现，以各种方式暴露出来。
鉴于这一情况，1943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决定提出，整风的任务分为两项：一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二是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党中央、毛主席认为，整风是思想上清党，审干是组织上清党；并提出，鉴于历史上肃反扩大化的沉痛教训，这次审干无论如何不要搞“逼、供、信”，而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
但是，实际主持审干工作的康生，利用当时国民党军严重威胁陕甘宁边区的形势，于7月15日在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使审干工作变成“抢救失足者运动”。十几天内，延安就揪出“失足者”1400多人，造成大量冤假错案。
毛主席在听取了有关同志的报告后，认为审干是扩大化了，要求纠正这个做法，提出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并要求对被整错的同志平反道歉。8月15日，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审干工作的“九条方针”。
党的政策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那就是说，大部分审查对象的审查工作要在本单位进行。少数一时弄不清的人，送入专门机构审查——边区政府系统的进入“行政学院”，中央系统的到社会部主办的“西北公学”。
当时，中央军委下属的机要机关有几十名技术干部在西北公学接受隔离审查，吴民斌就是其中的一个。
时任情报部和社会部副部长的李克农考虑，这批受审查的技术干部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不可能有那么多人是特务或有严重的政治问题。而且，他们都在机要工作中掌握了一定的专业技术，如果长期审查，等待作出结论，势必荒废专业技术。若把他们集中起来，让他们担负一定的技术侦察任务，则可以达到保留、培养干部的目的。
这个意见得到了上级的批准，随即在中央情报部一室下面组成通信联络科，由老同志刘志汉任科长，康斌为副科长。通信联络科的方针是“边工作，边审查，边学习，边生产”。
李克农对工作骨干栗林、楠林亲切地说：组织上相信你们，要大胆工作，不要有顾虑，并任命他们分别为报务组和机要组的组长。于是，以受审查的这批同志为主，加上其他机要单位的一些同志，在这种特殊条件下组成了一个新的战斗集体。
这个战斗集体住在枣园后沟。枣园是一个庄园，后面连着一条山沟。沟外山坡上住着中央领导机关和领导人。沟口的内侧和后沟，住着中央情报部和社会部（保卫部）。这里实际上是党领导的秘密工作的心脏，有着一种浓烈的团结奋斗的政治气氛。
这些尚未得到最后的政治结论的同志，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有的遭遇初恋爱人被迫分手或其他不幸的家庭变故。但是，他们相信党，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李克农的工作非常繁忙，但仍不时听取这个特殊单位的汇报，给予指示。科长刘志汉坚决贯彻上级的方针、指示，同时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通信联络科的同志住在后沟的山腰里，用水要从山下挑上来。在工作紧张时，他为了让大家休息好，有时一早就从山下把水挑上来，供大家洗漱。在这种政治气氛中，吴民斌他们并无被歧视的感觉，也没有和组织的隔膜感。这个特殊的战斗集体，就这样团结战斗起来了。
通信联络科的工作所针对的首要对象是包围边区的胡宗南部队。报务组的栗林原来就是电台方面的技术骨干，在他的带领下，一支无线电收听队伍迅速组成，并很快抓住了敌人的无线电通讯信号。
在研究组，对胡宗南方向大都是新手，工作中面临的困难较大。但大家有种无坚不摧的钻劲和夜以继日的干劲，终于打破了僵局，连续不断地取得了情报。
后来敌方的讯号体制做了改变，通信联络科陷入新的困境，但经过精心钻研，终于又克服了难点，继续抓住了敌人。这个时期，通信联络科不仅在实战中取得了不少情报，而且锻炼成一支在对敌方无线电信号的侦收和讯号的研究方面具有攻坚和分析能力的骨干力量，出现了一批技术能手。
1944年夏，中央情报部指示通信联络科在巩固对胡宗南系统侦研的基础上，开辟对阎锡山、汪精卫和各路伪军的侦研工作。通信联络科坚决执行这一指示，侦收人员由7人增至24人，研究组由5人增至20人，全科由开创时期的19人发展到61人。
在对日伪方面，组成了一个3人攻坚小组，由贝波负责。他们经过反复的试验和艰苦的努力，终于突破了难点，取得了有价值的材料。
在对汪伪方面，通信联络科侦获了汪伪二方面军孙良诚的保密通讯，取得了该部现有实力、驻地以及进犯我根据地计划的情报。此外，还获得了汪精卫活动的情报。对阎锡山部的侦察开辟工作，也取得了重要成果。我方已经能掌握阎军的信号体制和部队实力、动向等。
在“边工作”的同时，还要“边审查”。对吴民斌的正确的政治历史结论就是在这个时候做出的。吴德同志到科里宣布审查结论，他说吴民斌“政治上清白”，是“被敌人诬告的好同志”。同时宣布吴民斌“继续党的生活”，而不是“恢复党的生活”。
此时，为了克服长期抗战造成的物资困难，全延安都在热火朝天地开展大生产运动。除了工作之外，通信联络科的同志积极参加了上山开荒种粮和纺线等生产劳动。副科长康斌曾是上海老工人，地下党员，专管行政和生产。
每人都要订出生产计划，纺线的任务是每人在半年内大约要纺出价值两石小米的棉线（那时在边区，各种物品都按小米折算）。夏天天热，大家大都不穿鞋袜，而是穿着木板钉上带子的简陋木屐。为了抓紧时间，人们走路都像小跑，时常是不见人影，只听木屐敲地的噼里啪啦的响声。为了改善小集体的生活，大家还要种菜、帮厨、抬水上山浇地。通信联络科种的西红柿又大又红。
1945年1月，通信联络科全科参加了中央情报部模范工作者评选活动。在大会上，大家听到了隐蔽战线上许多同志冒着牺牲的危险奋斗不息的感人事迹，深受教育。与此同时，通信联络科也总结了自己的工作，选出了身边的模范。选出的甲等劳模是简丰，乙等劳模是王永壮，甲等模范工作者是吴民斌，乙等模范工作者是李松青。还有不少同志受到科里的表彰。
1945年8月10日下午，通信联络科正在开会学习讨论毛主席在党的七大会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电台上有消息说日寇可能投降，人们对此将信将疑。当晚，不值班的同志已经上床睡下，忽然传来日军要无条件投降的确切消息，大家一跃而起，顾不得穿好衣服就跑出窑外。
这时，山沟间已经锣鼓喧天、火炬通明。大家迅即加入到山腰间火炬游行的队伍里，随着欢乐的队伍行进。最后，游行的队伍汇聚在礼堂前一个平坝上，进行狂欢庆祝。
这时，吴德发表讲话，意思大概是：现在抗战胜利了，今后的问题就是“争果实”“争桃子”的问题。这个斗争，也将极为激烈，极为残酷，应该有所考虑和准备。
同志们立即意识到自己的岗位和责任。经向领导同志建议，欢庆胜利的狂热情绪在当晚就转变成对现实工作的突击行动，以严密监视敌人的意向和活动。
通信联络科很快发现，阎锡山刚刚在日伪军的帮助下返回太原，随即派出重兵前往晋东南的上党地区，偷袭我军后方，抢夺“桃子”。为了监控有关敌情和及时向中央报送材料，电台的同志背着收讯机爬到山顶上，蹲在窝棚内工作，以改善侦收条件，多抄电报。他们一天多次上山下山，虽然劳累，但保证了充分的报源。
研究组的同志也顾不上吃饭睡觉，连续突击半个月。有时，吃着饭，忘记了饭碗；刚刚躺下，又跳了起来。同志们精心钻研、改进技术，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力求全面、彻底弄清敌方的行动和动向。
晋东南地区的长治、长子、屯留等六县，本是我军从敌伪手中夺取并建设的根据地。阎锡山趁我军向敌伪大举反攻之际，秘密派遣其集团军副司令兼第19军军长史泽波率领约13个师的部队，在日伪军的配合和蒋军的默许下，向我根据地推进。
通信联络科的情报又快又准，有时当面交给情报部领导同志直送毛主席。毛主席对送来的情报很重视，对人名、地名及代字加注解的做法很赞许。他对情报部的领导同志说：“现在联络科搞得很有成绩，应该奖励他们。”于是，中央办公厅奖励通信联络科边币50万元，枣园机关后勤部门又给他们杀了一头肥猪。吃肉解馋，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犒赏。
中央军委、毛主席根据情报，决心首先歼灭进入长治地区的敌人，消除心腹之患，然后移师向东，阻止平汉路敌军的北进。
毛主席当面指示来延安参加七大的刘伯承和邓小平同志赶乘驻延安美军观察组的飞机返回前线，实施“张开口袋歼敌”的行动方针。关于上党战役与去重庆同蒋介石谈判的关系，毛主席说：“你们在前方打得好，我就安全一些，打得不好，我就危险一些。你们打了胜仗，我谈判就容易些，否则就困难一些。”
吴民斌和战友们在无线电信号中，目睹阎顽军如何一步一步钻进我军正在编成的“口袋”。
这次战役历时一个多月，歼灭了阎军入侵的主力，俘获史泽波，击毙阎军另一个集团军的副司令彭毓斌。上党战役的歼灭战，是我军在抗战胜利后自卫反击中的第一场大规模的歼灭战，不仅保卫、巩固了解放区，给反动派以重大打击，而且加强了我方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中的地位。
毛主席在一份电报中说：“山西上党战役我以三万一千主力，五万助战民兵，四十天时间，连续举行几个战斗，结果阎顽三万八千人，除逃去四千余外，被歼三万三千余人，缴获山积，可为范例。”
这次突击是联络科工作的一个高潮，也是联络科完成的最后一项历史任务。此后，根据形势的发展，通信联络科的机构被撤销，大部分同志重新回到了原单位。
在联络科工作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大家不仅在工作上作出了一定的成绩，而且每个人也经受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和锻炼。通信联络科的同志，不仅参加了延安的各项重要政治活动、群众活动，而且还经常听到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谢觉哉和胡乔木等同志的形势报告。
1944年9月8日，全科参加了张思德同志的追悼会，亲耳聆听了毛主席深情感人的讲话。
当时在枣园沟口临时就地搭建的一个土台子上，几根柱子之间挂着一条横幅，上书“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以悼念几天前因炭窑崩塌而牺牲的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
毛主席引用司马迁的话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听了这样的讲话，毛主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谆谆教导深印吴民斌的心底，终生难忘。
通信联络科的这批同志大多成为各个岗位上的领导和业务骨干。在吴民斌所在的小组里，有一位原来在社会部工作的机要员董健民，朴实、苦干，处处严格要求自己，遇到困难的事情，总是抢先去干。
通信联络科撤销以后，董健民回到社会部，在向东北进军的过程中，奉命从山东渡海去辽宁，途中突遭蒋军军舰拦截盘查。为了保全机密文件，她与丈夫、孩子一起跳进了大海。她的事迹，受到全国人民，特别是吴民斌他们这些和她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们的深切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