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法勤工俭学学生
滕功成，字立元，湖北汉阳侏儒山人，1901年出生，有兄妹七人排行最小。因长兄滕功叙早年在北京陆军部任职，滕功成和他的另四位兄长先后都到北平依靠大哥读书。
正值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在新文化运动和民主爱国运动的推动下，国内风气大开，世界革命的形势汹涌澎湃。劳工神圣，知识分子和劳工结合，以及工读互助团、工学会等实践工学结合团体的兴起，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民族解放的新的希望。
许多优秀的青年纷纷走上“工读”道路。滕功成这年19岁，正值中学毕业，也毅然选择了这条道路，决心依靠自己的劳动去欧洲先进的国家学习知识寻求真理，于是参加了勤工俭学的考试，并且很快被录取。
这时欧战已经停止，越洋船票和法国物价飞涨，按当时领导这一运动的机构——法华教育会的规定，赴法学费最低需准备三千法朗，事先汇寄法国作生活预备金。当时的中国银元一元折换法郎七个，加上船票120元（银币）和服装费，实在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大哥实属无能为力，无奈之下，滕功成只好求助自己的岳父。
未婚妻肖修芹比滕功成小两岁，为了资助她求学，肖修芹肖修芹一反当时当地早婚的习俗，再度推迟婚期，并且将早已准备的嫁奁首饰变卖，得银元三百元，用以资助滕功成。
1920年11月7日，滕功成和周恩来、郭隆真同乘博尔多斯号邮轮赴法国。12月13日抵达马赛，当日即转车奔赴巴黎。
滕功成先在蒙达尼学校专门补习法文，由于英语根基好，所以学法文进步很快，不久就正式进入机械专业学校求学。在安排学习的同时，进入巴黎十五区电话厂做工，实现了勤工俭学的愿望。
滕功成和周恩来、郭隆真、赵世炎过从甚密，几人常常在星期天休息时一同郊游，一同进餐。滕家曾经存有一张滕功成和周恩来同舟泛湖的留影，后来被日本人烧掉了。
有一次，肖修芹偶然在一张旧报纸上发现了那张照片，她惊喜地把报纸拿给儿子滕茂维看，但船只有半截，船上就周恩来一个人。肖修芹说：还有半截肯定被人剪掉了。滕功成还曾告诉肖修芹，有一次参加舞会，周恩来送给他一条很漂亮的蓝色花纹的领带，可惜在他离开法国时，领带不见了。
滕功成常对肖修芹谈论他们理想中的中国，他说：将来的中国一定要推翻专制，成为一个民主的中国，实现劳工神圣、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他的这些理念对肖修芹的影响很大。
滕功成待人亲切，热情正直，他随时虚心向法国工人学习技艺和语言，很快就能上车床进行实际操作。工人和中国学生、华工都喜欢他，不久即担任电话厂勤工俭学分会的负责人。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法国士兵纷纷退役，法国政府以缩小军备为由，令各工厂安插退役军人，于是外国工人渐为各厂辞退。加上战时法国损失惨重，工厂倒闭，金融停滞，工人失业日众。中国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渐渐陷入困境。
大多数学生均非出自富裕之家，饥寒交困，十分凄凉。其他省地方政府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尚有不同程度的接济，而湖北军阀当局却迟迟未予解决。1921年2月，旅法勤工俭学59人联名投书天津《益世报》，将湖北省籍学生的血泪经历公布于世，呼吁社会以救鄂籍学生燃眉之急，滕功成即是这次运动的组织者之一。
1921年5月，北洋政府和法国政府秘密勾连，中国向法国借贷五亿法朗，以全国印花税、验契税和滇渝铁路建筑权等作贷款抵押。事情被新闻界揭露后，立即在旅法华工和中国留法学生中激起了极大的愤慨。
他们奔走相告，举行了各种大小不同的抗议集会。周恩来等人在巴黎召开紧急会议，共22个团体代表集会，紧急动议、协商、筹建成立“旅法团体联合会”。滕功成以巴黎十五区电话厂勤工俭学分会的代表身份，参加这次联合会的筹建和随之进行的联合抗议行动，将此消息和抗议行动的宗旨通报各国华人社团和中国的驻外使节，号召国内外华人一致行动，反对“中法秘密大借款”。
就在这个热血沸腾的时刻，北洋政府停止对留法学生的经济补助，使大批的勤工俭学学生生活愈益陷入窘境。随后，法国政府为了外交上的私利，表示愿意给予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适当的生活补助，但全体留法同学一致奋起，宁死不吃“嗟来之食”，拒绝法政府的救济。
丧权辱国的借款阴谋，终于在国内外同胞一致奋起反对下彻底失败。
1922年，北洋政府的驻法公使陈箓在离沪赴法上任时，曾宣称“勤工俭学为一种造党作用”。这就引起了留法学生对他的疑虑。陈赴法后，果然不但不肯为留法学生生活出路提出解决办法，反而听任法国当局强行遣送104人回国。陈箓蓄意破坏勤工俭学的目的，更加明显。
终于在3月22日晚，发生了李合林“以手枪要击陈箓于途误中其同伴张裕”的事件，李合林被法政府逮捕入狱。滕功成亲自参加捐款慰问和营救活动。滕功成后来对肖修芹回忆起这段经历时特别兴奋。他说：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中国人有思想，有勇气，中国人非常爱国。
1922年6月，周恩来、赵世炎和李维汉等人在巴黎近郊森林里，成立旅欧少年共产党。不久，滕功成便参加了少年共产党。1923年1月，经党中央批准，旅欧少年共产党改为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滕功成由实业救国转而信仰马列主义，在党组织的指导下积极开展活动。
1924年8月周恩来回国，滕功成在旅欧共青团的领导下，继续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并在巴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旅欧党团组织自1923年起，有计划地分批选送骨干成员去莫斯科学习。1926年1月7日，滕功成与邓小平、李卓然、付钟等20余人离法抵达莫斯科东方大学。
1928年6—7月，滕功成列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又一次见到了阔别已久的周恩来。在大革命遭受挫败，国民党残酷屠杀镇压共产党的严峻形势下，“六大”决定全党加强军事工作。中央从上海、广州、武汉等地选派青年工人和学生到苏联学习军事。滕功成被派到莫斯科列佛多沃区工程兵学校任中国留学生党支部书记。
工程兵学校里，教授战术、筑城、桥梁的教员都是原沙皇军队里有实战经验的军官。他们敬业精神好，授课细致、认真，旁征博引各种实战经验的战例，学员学习兴趣浓厚。滕功成和中国排的排长师哲一起竭力促使同学们的学习任务顺利完成，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第一批红色的工程兵队伍。
1930年9月中旬，滕功成奉命和朱瑞一同回国。到上海后，他们在接头处找不到接头人，估计接头地点已被破坏，于是两人立即分头去找党组织。
在上海街头，朱瑞幸运地遇到了邓颖超。滕功成回到了湖北武汉。但他没有回到近在咫尺的家中，没有去看望自己年迈的母亲，而是住在汉口一家旅社里。直到有一天，一个好心的茶房悄悄地关照他：“先生，你的口音不对，已经有人在查问了，你得赶紧避一下。”
他便立即将随身的文件塞进厕所里，趁机混出旅社，暂时中断与组织的联系，回到长兄家里。后来，他一次偶遇乡人黄格谦，由黄格谦介绍与汉阳县负责人程棣华接上关系，并数次参加程棣华主持的（汉）川（汉）阳县委会议。滕功成在会上传达了“六大”会议精神和今后的任务。
不久，他终于和上级组织（周恩来）接上关系。后通过在平汉路工作的三哥介绍，进入汉口江岸机车车辆厂任工务员，兼任法籍厂长的法语翻译，并每天到工人夜校教工人识字， 给工人们讲技术，讲革命的道理。
滕功成负责金属机械加工设计，常常亲自参与操作。有一次夜里工厂打电话来说机器发生故障，滕功成连忙去工厂，他侄子也跟去了。
后来，侄子绘声绘色地告诉家人：“我六叔拿根棍子，猫着腰，把耳朵靠近那机器，再用手中的棍子东敲敲、西敲敲，边敲边听，然后挺直腰站起来，用手中的棍子指着那机器说，拆。工友们七手八脚地把机器拆开，果然是那里出了毛病。我六叔真神！”
1930年，滕功成已30岁，到了这年的冬天，他才和等待了他十年之久的未婚妻肖修芹结婚。肖修芹有一种大家风范特有的端庄美丽和贤淑干练的性格，她也读过几年私塾。为了工作需要，滕功成鼓励她学会和各种人接触。肖修芹虽然不知道丈夫秘密的全部内涵，但心心相印“灵犀一点通”。
夫妻俩住在厂里分给他们的一座小洋楼里，楼上有一间小小的图书室，有工具书，还有法文原版的马克思主义图书和一些马列著作。滕功成每月薪水一百二十元（现洋），本可以过上高级职员的优越生活，可是没有。
他除了救济长兄（已病）一家的生活和母亲的生活费外，还要负担两个侄子和肖修芹两个兄弟的生活和学费。有时，他还帮夜校工友解决一些燃眉之急。肖修芹很忧虑地说：“家里一点积蓄都没有，以后要用钱的时候怎么办？”滕功成总是笑着说：“你别愁，有我就有一切。”
1938年10月，日寇占领信阳、商城、麻城，直逼武汉。到了21日，武汉市实行紧急疏散。八路军驻汉办事处的负责人周恩来亲自指示滕功成北上延安。滕功成立即向厂方办了停薪留职手续。
日军正在武汉狂轰乱炸，肖修芹每天都要听着警报声，拖着三个孩子往防空洞里逃。三个孩子，大的五岁，最小的只有九个月。
滕功成说：“我到延安后，组织上会派人来接你们的。”肖修芹无奈，哭着求滕功成把她们母子送回老家。一家人刚回老家不几天，滕功成的长兄去世，接着母亲去世，五嫂去世了，还有一个不满三岁的小侄女也死了。
不到三个月，一大家就连续死了四个人。滕功成在送母亲下葬时，哭着晕倒在地上。这天下着雨，滕功成全身都淋湿了，回家后便得了重感冒。
日本人来了，医生逃难，药店关门，无医药，滕功成的病情日趋严重直至转为伤寒。这时日寇直逼侏儒，兵荒马乱，人民逃亡不绝于途。
为了免于日寇的残害，夫妻俩带着三个孩子，逃到离小镇约七八里路的乡村——横山舒家湾。在一所破旧的祠堂里，滕功成躺在只有稻草的拖柜（床）上。因为高烧，他赤身露体，床边一盆凉水，妻子不断地用凉水打湿毛巾，再搭在他身上。
他终于没有抵挡疾病的折磨，撒手而去。儿子滕茂维亲眼目睹死去的父亲赤身祼体，被人从拖柜上的稻草里拖到地下的稻草上。这一幕他终身不忘，每次想起都泪如泉涌。
临终时，滕功成把一叠文件（党的关系和平汉路停薪留职的手续）交给肖修芹，并再三叮咛：“千万不要丢失，到时候拿着它去找周恩来，他会帮助你们的。”从这天起肖修芹就把这叠东西绑在儿子滕茂维的腰部，日夜不解下。
兵荒马乱，母子四人有时候一天要跑两三次“兵荒”，日本鬼子来了，“黄伪军”来了，“一二八”来了，还有一个“倒罐队”来了，都要跑。
有一天，滕茂维记得是个初秋，母亲正在给他们洗澡，突然听见外面有人跑着高喊：“鬼子来了，快跑呀！”他母亲急得慌了手脚，抱起小妹，拖着他和弟弟就往外跑，却忘了把那一摞文件带上（因为洗澡解下来了）。
一家人在山沟里躲了一天一夜，回来后，家已被糟蹋得不成样了，灶台上、锅里、水缸里全是大、小便，床上的被褥、衣物全都变成了灰烬。在堂屋中的一堆灰烬里，他母亲发现了那些纸屑，那正是她视为命根子的东西。
他母亲捧着那些纸屑哭天喊地。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周恩来在哪里？不知道。能证明滕功成身份的证明被鬼子的一把火烧了。他可怜的母亲除了眼泪还是眼泪。
滕茂维说：我永远怀念我的父亲，怀念老一辈的那些革命者，他们很多人本身有一个很好的前程，可是为了国家的富强，他们毅然抛开了舒适生活，走上革命的道路，洒热血，抛头颅，出生入死，寻求真理，他们值得我们永远地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