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邵武一中名誉校长叶光明先生，生于1908年，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从入党的那一刻起，叶光明就一直在国统区的白色恐怖下搞地下工作，解放后，他成为一名普通教育工作者。在叶老的记忆中，他历史上受到的最高表扬是1932年方志敏同志的一句话“你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以后无论处在何种逆境，叶光明耳边始终响着这句话。

1932 年9月,赣东北红十军攻打浦城,入城后,将一批地主土豪,集中起来审查,由于叶光明未暴露其地下党的身份,也在受审之列。在误会消除后,时任赣东北苏区中共书记、红十军党代表方志敏接见了叶光明,详细询向了闽北地下党工作开展情况。叶光明磊落的胸襟、坚定的信念受到了方志敏的表扬,方志敏是这么说的:“差一点误会了一个好同志,而你还不灰心,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了。”这句话,令叶光明激动不已、永记在心。

以下是他在1997 年 4 月 1 日写于邵武一中的《红十军在浦城》：

1932年8 月,我随父亲绕道上海回浦城,住金鸡岭万安门内城墙边老家。9 月 20日上午开始一切正常,10 时突然城门关闭了,说是红军快来了。父亲早饭后有事出城不能回来了。城内的反动派为了安定人心,大造声势说,团长、县长日夜督促部队严加守卫,城防巩固,援兵即到。

20 日夜大约 10 时,我们在房子里听到外面路上群众突然蜂拥急走上岭,出了城门就冲向下坡奔走,浮桥断了,一个刚结婚的新娘子落水死了。这方面红军布防比较薄弱,反动派头子就在此地此时突围逃亡。凌晨 2 时,红军攻坚战士也在这里入城了。我们在屋子里清晰地听到万安门内向下坡路追击敌人的枪声。不一会儿,听见屋子后面山上,红军呼唤,缴枪优待!不一会儿,几个红军从后门山上跑下来,进到我们屋子的厅堂,家人都躲在房间里,我一个人开门出来接待他们。他们叫我一起上山帮助呼唤,于是我放开喉咙大声唤几声:缴枪优待!

后来,他们把我带到斜对面游宅屋子里,里面有许多士兵走动着,然后又把我带到后街“一百间”屋子里,里面有不少走动着的士兵还有不少被拘留受审问的,也有许多看热闹的,人头攒动,熙熙攘攘,进进出出,门庭若市。

这个期间,不少土豪、地主,富户认为城内是安全的地方,把家小和浮财都迁到城里来。我到浦城穿新衣服被认为是化装的。红军入城后,把这批人集中起来审查,我也在受审之列。几个领导模样的把我们排起队来逐一审问,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福州搞地下工作者,因为有情况才回到浦城老家来的。他们认为我有问题。而且我离开浦城已十一载,没有人认识我。于是他们把我带到斜对面仁和源商店靠楼梯边的一间账房里关起来。里边有十几个人,我只认识李光烈士的弟弟李彰和中学校长季光。李彰对我说,没有什么了不起,顶多叫我们同他们一起走。

不久,一位红军在门口点了我的名字,把我带回原地。我见到詹泗(在浦城叫詹则亮),石陂人,在福州英华中学同班过二年。他见了我说:“刚才询问了我,我说我是地下工作者,问我有什么证据。我就把在浦城成立的革命互济会宣言给他们看。问是谁的手稿,我说是你,所以就把你叫了回来”。我现在还记得,宣言的最后一句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当时想,不必上级批准,我有权成立这个组织,因为我是革命互济会福建省委宣传部长。我当时想,一个革命者应该是,走到哪里就要在哪里播下革命的种子。这个组织的成员,现在能够记忆起来的有詹泗,吴辉煌(黄埔军校四期生)。

一会儿,一位红军把我带走,朝街头坪方向走,走了几百步,走进左边一座祠堂式的临街大房子里去。可能是现在的电影院地点。这房子左边小门和中间大门都关闭着,走进右边小门内一条通天比较大的通道,走动着不少人。从左边进入一个大厅。大厅的左边是一个偏厅,靠左边中央墙边有一张桌子,桌边坐着一个人,带路人介绍说,这是方政委。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位小学教员,穿一件褪色的灰布中山装。

方志敏同志见了我,手指一下,我就在这桌子的另一边坐下。他问,你是福州来的吗？答,是的。于是,他就详细地询问我有关福州地下党活动的情况。接着,我们就讨论起来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以及国内外阶级斗争中阶级力量的对比及其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等问题。还谈了城市革命运动和苏区军事割据问题和两者的特点及其互相关系问题。

这时,赣东北苏区长期处于国民党严密军事封锁中,同上海党中央联系少一点,而福州地下党的组织通过海员党的组织同上海党中央联系多一点,能够读到中央文件和书报,因此在交谈中我的话多一点。他了解我也就相应多了。最后,方政委站起来,用坚定的语气对我说:“是的,你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差一点误会了一位好同志,而你还不灰心,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了”。他接着说:“这几天,你就在这里,有些问题,我们还可以继续谈下去。我们相见是难得的。”这时,方志敏同志是随军党代表。

后来,方政委在这座房屋露天人行道上介绍我会见了红十军军长周建屏,政委聂洪钧。布告上都是他两人的名字,听了好像是熟人一样。他两人都是大胖子,聂满脸雀斑,周是麻子。后来,路上遇过他俩几次,只能说几句话,因为他们太忙了,没说几句话,请示报告的人就来了。

第一次谈话之后,方政委叫我去看看受审查那一群人中,认出没有问题可以放出去。带我去见在场负责同志的人介绍我说,这位是浦城地下党负责同志。但我一个人也不认识,因为我在福州读书长大。只是凭詹泗(则亮)的意见,提出几个人放了出去,现在我能记起的只有姚世荣一人。解放前后,他都住在司前街(幸福路),我们上街相遇几次,他还提出此事。

红十军在浦城这几天,我在家里吃了早饭就到后街司令部去，中午,晚上都在司令部里同他们一起用膳,我记得起第一餐是吃煎包子。这几天我感到特别高兴,因为我向他们学习了很多东西。

正厅左边壁板边一个角上,用桌子拼成一排床,几个人总是卧着或坐在那里。其中一人是崇安人,姓黄的,我在福州认识时是一个学生。我们见面只点点头并不说话。据说,他们有 AB 团嫌疑在受审查。

红十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第二天上午,几个红军士兵押着两个双手反缚的红军士兵到大厅来。周围很多人在走动。一位全身武装整齐,脚穿皮靴的长官,一脚站在地上,一脚踩在一条长凳上,出面审问。罪名之一是没有请示或通知,擅自抄拿群众家里的财物,之二是缴获没有归公。他审问之后,下命令:立即枪毙。于是,几个战士把他们拉了出去。

一次,方志敏同志从外边回来就对我说,我们审问了季光说,“要把你同党的名单交出来,不然的话就要杀你的头。他真的交出了名单。”说到这里,他就加重语气愤慨地说:“像这种家伙惯于出卖同志以求自己的生存,就偏不让他生存,非杀不可。”据说,季光在上海原是中共地下党员,后来叛变了,出卖了同志。红十军撤离浦城时,在国民党政府大堂里镇压了 10 个人,一说是 12 个人。后来,我在福州浦城会馆听说,红十军攻入浦城后,有两个捐棍到司令部去申请,愿意承包捐税,收捐税他们内行。司令部的人说,你们来得正好,不然的话,我们还找不到你们呢。于是就把这两个捐棍扣留了起来。

一次,一个个子高,面削瘦的共青团负责人向我说,你怎么不带证明,我常往来于苏区和上海党中央之间,虽然人面熟悉,都要随身带着证明。我不抽烟,但总随身带包香烟,一盒火柴,证明就放在火柴杆下,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

一个晚上,大厅后面的大房子里灯光亮堂堂,我走过去一看,原来是几盏汽灯光芒照射下,几个人正在把筹集起来的金银财宝装进空煤油箱里去,走近看一箱全是金镯。我问这么重好运走吗？(这时闽北没有公路)他们说:有办法的。

这两夜里,我很迟才回到万安门家里。一路上都是士兵,很少行人。经过部队机关站岗会叫口令,回答对了才能通过,不受盘问检查。我起身时,他们都会给我口令,现在能记起的只有一个口令,“农民”。一路机关门口都有很多士兵。后街祝家门口士兵最多,走路有时要侧身才能通过。

第二天下午 2 时许,方志敏同志在偏厅同我谈话。这时在小天井即一边关闭着的小门内(即临街大门左边的小门内),一张矮小桌子边陆续坐下几个人。方政委见了,叫我一人坐下一会儿,他要参加会议,走下石阶坐在他们中间,谈了二三十分钟,回来坐下对我说,我们刚才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决定明晚部队全部撤离浦城。以后,你在白区呆不下去,欢迎到苏区来。

第三天下午,聂洪钧政委送给我一张去苏区的证明路条。下午我就提早回家,晚上就不去司令部了。回家后,我把这张路条塞在厨房后边一堵墙缝里。解放后同姚若愚老师去找不见了。

这三天在红十军司令部里,我觉得我们之间政治气氛清新,举止随便大方,说话坦率,心情轻松愉快,没有半点机关官僚风气。里面往来的人都认识我,没有一个人问过我是什么人。他们关心我的安全,不让我接触当地人士。所以后来,没有人知道我同红十军的关系。

至今,浦城社会流传着,红十军司令部在后坊教堂里,有的说在后街仁和源商店楼上,因为随军去的徐芝嵩医师是在仁和源商店楼上同方志敏同志谈话的。可能是他们不让外人知道内部情况,也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同外人往来:同外人谈话,晚上睡觉是在别的地方。

红十军撤离,国民党浙江保安第六团,从浙江衢州防地进驻浦城。

浙江保安第六团到达浦城的第二天上午,派兵到我家找我,在厅堂大叫那天晚上在山上大叫要我们投降的人在哪里,家人说出街去了。我在房间里听见声音,在他们出门后,我就出万安门一股劲儿跑了 70 华里,傍晚到达水北街桥亭村老家。

（《浦城文史资料》  第十七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