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湖北期间，毛主席几乎每年都来”】
1967年7月30日一大早，周总理直接联系了沈阳军区的曾思玉副司令，告诉他安排了专机飞往沈阳，接他来北京接受重要任务。
曾思玉立刻联系了正在北京的沈阳军区司令陈锡联，简要汇报了当前局势。随后，他与两位副司令江拥辉、唐子安以及副政委李伯秋简单道别，迅速处理了紧急事务。
上午10时，曾思玉搭乘专机到达北京机场，周总理的专车已经在机场等候。随后，在钓鱼台的会议室内，曾思玉与周总理、谢富治、刘丰、王力等人会面。
会晤一开始，周恩来总理就迅速下达了人事任命：曾思玉出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刘丰则被任命为武汉军区政委，同时保留其武汉空军副司令员职务。随后，周总理向两人布置了具体工作重点，要求他们全面掌控军队，合理调配兵力，确保武汉地区稳定，并积极推进各派系之间的团结协作。
曾思玉随即启程奔赴武汉，并在那里度过了长达七年的时光。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数次前往武汉进行考察、休养和阅读，对曾思玉给予了特别的关心与照顾。
1968年6月，毛主席前往武汉，曾思玉前去拜访。毛主席首先称赞了武汉的社会秩序和治安状况良好，随后询问曾思玉是否仍在使用之前的指挥所。
曾思玉回应说，团队规模一直维持在二十余人，他们的办公地点位于军区茶岗的一栋办公楼内。
毛主席得知人数不多，感到十分满意。他以自身为例，强调机构应精简高效，重要事务应亲力亲为。他还提到周总理，指出周总理也常亲自处理事务，比如亲自打电话沟通。随后，毛主席询问曾思玉，他的助手都有哪些人？
曾思玉逐一介绍了副司令和政委的情况。毛主席听后表示认可，并特别指出：“三个助手足够了，人多了反而不好。以后要让助手们独立负责，大胆开展工作。”
毛泽东与曾思玉就军事准备工作进行了深入交流。他指出，必须加快推进附属工厂的建设项目，确保每个环节都得到有效实施。他强调，一旦发生战争，充足的武器装备和机动车辆供应将是关键保障。
曾思玉向毛主席汇报，某工厂正在研发一种新型“多管滑膛火箭炮”，计划配备给师团使用。毛主席对此表示赞赏，并立即指示曾思玉加快研发进度，尽快完成定型并进行小规模生产。同时，毛主席强调要做好应对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准备工作。
曾思玉一脸为难地向毛主席汇报，二汽车厂的选址问题出现了分歧，东边和西边各有一套方案。因为迟迟没有做出决定，现在整个项目都停了。毛主席听完后直接表态：赶紧定下来，拖拖拉拉有什么用？
曾思玉接着报告了在郑州东边平原地带的工程进展，包括堆建了两座山体并构筑了飞机掩体库。毛泽东再次强调，必须持续重视战备工作，确保各项措施得到切实执行。
毛主席笑着对我们说：“在南方给我弄个临时指挥中心，要是真打起来，我在那边也能指挥作战。”
随后，曾思玉、刘丰和汪东兴三人乘直升机在咸宁一带考察，最终选定了一处地点。他们调动了一个团的部队开始建设，这处工程正是为毛主席准备的指挥中心。不过，这些都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了。
会议结束后，曾思玉立即召集了武汉军区的主要领导开会，详细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精神。这次会议持续时间较久，确保了所有重要内容都得到了充分讨论和落实。
1969年盛夏，毛泽东主席再次到湖北进行考察。6月26日这天，曾思玉、刘丰和张体学三人携带地图，向主席详细汇报了关于焦枝铁路建设的相关情况。
毛主席看着地图，明确指出北线比南线更有优势。他认为支持南线的人是从地方利益角度考虑的。接着，他分析了国际形势，强调无法预测何时会发生冲突或战争，因此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以防万一。
毛主席明确指出，焦枝铁路建成后，应继续向湘西延伸，直达广西柳州。此外，还要修建从襄樊通往四川的铁路，从而构建一个四通八达的铁路网络。这一宏伟的规划展现了毛主席的远见卓识，令曾思玉等人深感钦佩。
1969年8月，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战略部署，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下达指令，要求铁道部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焦枝铁路的建设事宜。这项重大工程的具体实施任务交由武汉军区承担，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被任命为项目总负责人。
1970年11月1日，焦枝铁路正式启动建设，工地上人声鼎沸，场面壮观，展现了全民参与铁路建设的热情。到了1970年7月1日，这条全长800公里的铁路就宣告竣工并投入运营。整个工程从开工到通车，仅耗时8个月，速度之快令人瞩目。
曾思玉等人向毛泽东汇报焦枝铁路竣工通车的好消息时，毛泽东欣喜地称赞道："军民同心，攻坚克难！"
1969年6月和10月，毛泽东在接见曾思玉、刘丰等人时，多次询问江汉油田的建设进展。他指出，江汉油田的开发对我国石油工业布局的优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尤其是在战争时期，其价值将更加凸显。毛泽东强调，必须从备战的角度来认识江汉油田的重要性。
11月初，曾思玉前往潜江，听取了江汉油田会战指挥部的工作汇报。他带来了毛主席的关怀和重要指示，令在场人员深受鼓舞。大家纷纷表示，一定不辜负毛主席和全国人民的期望，全力以赴完成任务。
在这场持久战中，团队经历了无数严峻考验。据曾思玉回忆，1969年江汉平原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暴雨和洪水；1970年则接连出现了反常的春寒、干旱和冰雹灾害。然而，这些接踵而至的自然灾害并未影响大家为祖国开采石油的决心，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们的信念。
1972年5月，江汉油田勘探战役圆满收官。这次行动不仅成功确定了油田的石油储备规模，还意外发现了大量固态盐和卤水资源。
曾思玉曾提到，当年很多重要的大项目，都是在毛主席的直接支持下完成的。作为武汉军区的司令员，曾思玉的贡献也不容忽视。毛主席之所以放心让他放手去干，完全是因为对他的信任。这份信任，早在战火连天的年代就已经建立起来了。
【“我是给林彪写过文章，但我并不是他的人”】
1935年6月18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成功会合。然而，这种团结的局面并未持续太久。到了9月8日，张国焘在没有告知中央的情况下，私自命令红四方面军的政委陈昌浩带领右路军向南行进。为了坚持北上的战略计划，中共中央在当晚迅速行动，带领军委纵队和红一方面军的主力部队提前向北进发。
事件来得十分紧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等人需要立即得知消息。经过连续24小时的快速行军，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抵达红二师驻扎的班佑。经过商议，决定由毛泽东亲自执笔，写信向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层传达当前情况。
那时，曾思玉担任红二师的通信部门负责人。因此，传递消息的工作自然落到了他的肩上。
曾思玉，原名曾世裕，1911年3月2日出生在江西信丰。他在19岁时加入红军，最初担任通信兵，后来晋升为通信主任。
1935年9月11日，红二师的指挥官陈光召见了曾思玉，并向他下达了一项紧急任务：“曾主任，有个非常紧迫的任务需要你去完成。”
曾思玉满脸不解地问：“到底要干啥？”
陈光详细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再三强调务必亲手将信件交到徐总指挥手中。
曾思玉琢磨着，这封信得让通信主任亲自去送，还得派一个营的兵力跟着，足见这封信有多重要，任务也相当危险。他二话不说就接下了这个任务。事后，曾思玉回忆道：“那时候打仗，通信手段真是落后，就算在朝鲜战场上，很多时候还得靠人跑腿传递命令。”
陈光安排好工作后，便领着曾思玉去见毛泽东。陈光简要地向毛泽东说明了曾思玉的情况，毛泽东微微点头，询问他的年纪，曾思玉响亮地答道，自己已经24岁了。
毛主席轻松地笑着讲道：
这位年仅24岁的通信兵，正值青春年华。作为通信人员，他每天奔波忙碌，承担着繁重的任务。要知道，在通信工作中，许多指令的传递都得依靠通信兵的双腿来完成。这次由通信主任亲自上阵，他的工作效率相当于两个人，真是事半功倍。
毛主席的一番话让在场的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接着，他把写好的信交给了曾思玉。
曾思玉带着信件，与一营营长曾保堂带领一营士兵启程了。9月11日，徐向前率领部队抵达了毛主席预判的那个路口，曾思玉已经在那里等了两个小时。徐向前看完信后，曾思玉询问是否需要回信。
徐向前在收到信件后，并未立即回复，而是在收据上签了名。在签名的过程中，他关切地向曾思玉询问了工作情况，并特别关心了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健康状况。曾思玉逐一作答后，接过徐向前签好的收据，迅速带领队伍返回了所属部队。
曾思玉成功执行了毛泽东委派的信件传递使命。
10月19日，陕甘支队，主要由红一方面军的主力组成，顺利抵达陕北的吴起镇，与当地的陕北红军成功会合。同期，曾思玉带领的部队也到达了陕北地区。到了11月，曾思玉接到了新的任命，被调往红一军团司令部担任侦察参谋。
1935年12月15日，红军第一军团的主要领导成员包括林彪担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委，左权为参谋长。那天，左权召见了曾思玉，命令他组织一个骑兵班，负责护送林彪前往瓦窑堡参加重要会议。这次行程约需行进50多公里。
接到任务后，曾思玉立即前往骑兵连，精心挑选了十名身手敏捷的红军战士，组建了一支临时骑兵小队。他明确要求每位队员都配备冲锋枪和驳壳枪，确保装备齐全。
次日，曾思玉率领骑兵小队前往林彪的住所。双方会面时，曾思玉向林彪汇报情况：前往瓦窑堡的路线多为山区，道路崎岖，只能骑马缓行，预计傍晚才能到达。林彪听后表示认可。
傍晚时分，林彪一行人顺利到达。毛主席亲自出来迎接，面带笑容说道：“，原来是曾主任亲自陪同的军团长到了！”
林彪向毛泽东汇报，称这位是司令部的情报参谋。毛泽东听完后，微笑着表示，看来是有所提升了。
瓦窑堡会议于12月17日开始，持续到25日闭幕。会议结束后，林彪和曾思玉前往毛主席的住处，提议前往黄河沿岸进行实地调研，以确定部队的渡河位置。
毛主席点头表示同意。接着，他询问林彪，只带一个骑兵班是否足够。林彪回应道，这里是苏区，属于老根据地，有一个精锐的骑兵班就足够了。说完后，林彪瞥了一眼站在旁边的曾思玉。
12月29日一早，曾思玉带领骑兵队伍抵达林彪的居所。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前来为林彪送别。当天晚上，林彪与曾思玉抵达延川，他们迅速向当地苏维埃政府主席询问了黄河周边地形和居民情况。林彪查阅县志直至深夜。
10月30日，林彪与曾思玉到达黄河附近区域。经过连续多日的实地考察与评估，他们最终选定了最适合部队渡河的具体位置。
1936年年初，红军开始为东征渡黄河做部署。到了2月，曾思玉跟随部队进入山西，参与了东征行动。在这次战役中，红军成功击溃了阎锡山的7个团，并缴获了大量物资。这次战斗对曾思玉来说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新中国成立后，曾思玉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了一篇题为《随林彪军团长踏雪访黄河》的文章，发表在《红旗飘飘》杂志上。然而，这篇文章却被人利用，声称曾思玉与林彪关系密切。
曾思玉一时情绪激动，表示要去找毛主席反映情况。会议结束后，他心烦意乱，便向李先念请假，申请下午休息。
李先念立即向毛主席汇报了情况。毛主席得知后，安排当晚与曾思玉会面。晚上，在毛主席的书房，曾思玉见到了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还有刚从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调任武汉军区政委的王六生，以及方铭。
毛主席在谈话中特别强调了对于曾思玉等人的信任。他用了一个很有分量的话：“你们应该不是那种顽固不化的派系，而是有活力的团体。”这句话直接点明了他对曾思玉等人的看法，认为他们并非僵化的派系成员，而是具有灵活性和积极性的团队。通过这样的表达，毛主席不仅传达了对他们的信任，也暗示了他们在工作中的主动性和适应性。这种评价既肯定了他们的能力，也鼓励他们在未来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在交流结束后，毛泽东主席向武汉军区的三位将领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遇到重大挑战，我亲自前往湖北，你们觉得这样行得通吗？”
“欢迎，欢迎！”众人齐声回应。听到这句话，曾思玉顿时感到心头一松，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
【“永远怀念毛主席”】
1973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了职位调整。同月21日下午，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北京召集了这些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进行了一次集体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上逐一核对与会人员名单。当读到空军司令员马宁的名字时，他风趣地评论道：“‘王’字上面加一拐，下面四块石头稳稳当当。”这句话逗乐了在场的人，也暗示了马宁的职位不会变动。
随后，毛主席对杨得志和曾思玉说：“杨得志，你在济南待了17年，曾思玉，你在武汉也有7年了吧，你们俩换换地方。”因为之前已经打过招呼，所以这次调动进行得很顺利，没人提出异议。
毛主席在宣布完将领调动后，还说了几句风趣的话，随后让大家齐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会议就此结束。
从12月开始，曾思玉被任命为济南军区司令员。这一职务他一直担任到1980年2月，之后调任南京军区担任顾问。
1982年8月，曾思玉正式退休。尽管离开了工作岗位，他依然保持活跃，陆续发表了超过80万字的回忆录。2011年6月，他倾注毕生经验完成了《我的前一百年》一书，旨在向年轻一代传递如何实现长寿并让生命意义长存的深刻见解。
步入暮年，他时常回忆起毛泽东主席的教导，每逢有机会便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缅怀。曾思玉经常念叨的一句话是：“主席当年的悉心指导，言传身教，我永生难忘。”
2012年12月31日，曾思玉在大连因病去世，终年102岁。他是66位首任军长中最后一位离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