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张学良重获自由后，立刻主动联系了历史学家唐德刚，请他为自己写一本口述回忆录。

唐德刚受宠若惊之余，询问张学良为何选中自己，张学良回答，他看过唐德刚写的《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执笔），觉得写得很好，自己虽然没有见过李宗仁，但他太了解蒋介石，而唐德刚笔下所写的蒋介石和李宗仁口中的蒋介石，就是“百分之分百的蒋介石”。张学良翘着大拇指，连连称赞唐德刚：“写得好！写得好！”

作为蒋介石一生的劲敌，李宗仁曾2次把蒋介石逼下野，他对蒋介石有着一般人难有的近距离观察和长时间接触。而他对蒋的认识完全符合张学良对蒋的认识，算是“双重认证”了。那么，《李宗仁回忆录》中的蒋介石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呢？这就是本文要介绍的内容。

李宗仁第一次见蒋介石是在1926年5月11日，当时李从广西赶到广东，会见蒋介石并力主北伐。蒋介石此时却深陷和汪精卫、胡汉民的斗争和国共摩擦之中，故而推辞说：广州的情形太复杂，现在不宜北伐。

这次谈话进行了几个小时，李宗仁都没能说动蒋。回去之后，李宗仁和白崇禧谈及对蒋介石的印象时用了3个词形容：严肃、劲气内敛、狠。李宗仁说：“古人说共患难易，共安乐难。像蒋先生这样的人，恐怕共患难也不易！”白崇禧听后表示赞同。

“蒋中正的为人，因其幼年混迹于上海的黑社会，颇受其熏染。对同事，御部属，一以权诈为能事。在在均使贤者裹足，壮士离心，而攀龙附凤之徒则蚁附帷幕。”

在李宗仁看来，蒋介石办事好用“权诈”。这是他成功的秘诀，同时也是他失败的根本。

原先的蒋介石，是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的参谋长，但许崇智生活放荡，办事守旧，把部队的大事都交给了蒋介石，于是粤军的大部分领导权就落到了蒋的手里。而蒋也借此机会，把他的黄埔学生安排进了粤军，对粤军进行改造。此后，蒋介石在友军的协助下，两次东征陈炯明，消灭刘震寰、杨希闵，确实立下了不少战功，“这些都使我们（李宗仁桂系）远道得闻，深致敬佩”。

这次李宗仁亲眼见到蒋介石，却感觉此人：严肃、劲气内敛、狠、难共富贵。

此时的蒋介石，已经是国民党中的实权人物。而在2年之前，国民党改组的时候，蒋介石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他为何能迅速崛起？李宗仁分析认为，整个过程，蒋介石主要“得力于权诈多，得力于功勋少”。

在国民党改组之初，孙中山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这一期间，蒋介石积极靠拢，表现出了“国民党左派”的积极立场。他联络苏联顾问鲍罗廷、廖仲恺、汪精卫等人，积极打击以西山会议派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竟然成了左派的代表人物。廖仲恺被刺后，蒋介石借苏联顾问鲍罗廷之手赶走了胡汉民、许崇智，并剪除了西山会议派的势力，实力进一步巩固。

然而在此之后，蒋介石又利用党内排共的情绪，重新和右派联系，并在3月20日发起了中山舰事变，拘押了俄国顾问，逼迫汪精卫下台。汪精卫离开后，蒋介石将中山舰事变的责任推给了其部下的右派军官如吴铁城，将他们关押拘禁，重新骗取了苏联、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信任。

（之后，蒋介石担任北伐军总司令，不断巩固自己的羽翼，最终又在上海发起清共。）

在此之后，革命军开始北伐，李宗仁在蒋介石的手下统军作战，对蒋介石的作风便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一时期他的总结是：蒋总司令治军无法度，遇事不论军法而好市私恩。

当时的北伐军内部派系复杂，既有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又有李宗仁这些旁系。蒋介石作为总司令，偏袒倾向非常明显：各军出发后，部队按期给士兵发草鞋，但蒋介石却吩咐，他的第一军每一士兵发给两双，其他二、三、四、六各军，平均每一士兵连一双草鞋还领不到。

当时第一军的部队闹了亏空，发不出军饷来，蒋介石就会把负责的中下级军官叫到自己办公室，问他为什么闹亏空。被询问的人往往坦白说：“校长，是我一时行为失检，把军饷赌输了。”蒋介石听后就会把此人大骂一顿，然后写一张条子，让他到军需处领钱，把亏空填上。为什么？因为这些人都是他的黄埔学生，蒋介石为了笼络他们可以不顾及军法。

蒋介石的这种作风到后来愈演愈烈，同样的罪名，不是他的学生就会被就地枪决，是他的学生却能逍遥法外。整个军队分为嫡系和旁系，内部矛盾不断激化。即使在嫡系内部，由于上上下下都能“通天”，大家都唯蒋之命是从，也会导致将帅不和，上下倾轧。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

“总而言之，蒋氏一生，只知一味制造奴才，而不敢培植人才。总司令是一个极端顽固偏私而嫉贤妒能的人，他对任何文武干部，尤其是统兵将领，都时时防范，连何应钦这样四平八稳的人，他都不能放心。”

“蒋先生实在是既不能将将，也不能将兵，若以他一己的意志来统兵作战，安有不败之理？”

蒋介石原名蒋志清，少年时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因不受校规被开除。后来去了日本陆军振武学校，继续接受军事教育。蒋介石自称就读于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但李宗仁知道蒋介石是在撒谎。李宗仁并不觉得从哪里毕业很重要，毕竟英雄不问出处，他只是不喜欢的是蒋介石的诡诈，多此一举。

蒋介石的军事才能如何呢？以李宗仁的视角看就是三个字：不合格。

李宗仁认为蒋介石打仗最大的毛病就是意气用事。《孙子兵法》说：“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而蒋介石往往相反。自北伐以来，蒋介石指挥的武昌之围、南昌之围、徐州溃退、淞沪会战，乃至后来国军在东北战场和淮海战场上的失败，都和蒋介石的这个缺点有着莫大关系。

这些失败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明明应该采取更据策略性的进攻方式，或者更有计划的撤退，但蒋介石却逞一时之快，强令部下正面硬攻，结果导致作战失败。

以淞沪会战为例。淞沪会战进行数天后，国军阻击的目的已经达成，已成强弩之末，按理应该后撤，但蒋介石却严令有敢擅自撤退者军法从事，谁要是说前线作战不利，往往被蒋一通臭骂，所以前线将领只能谎报士气旺盛、战局还可维持。

当时白崇禧几次劝蒋，让蒋有组织地撤退，不要把“全国兵力的精华在淞沪三角地带作孤注的一掷”，蒋介石几次拒绝，到最后才同意。李宗仁认为，与日军的作战不应该争一日的短长，不应该“以匹夫之勇来从事国际大规模战争”，多守一两日和少守一两日并无太大区别，但“有计划的撤退和无计划的溃败”，差距就太大了。

再如北伐中，蒋介石下令强攻南昌，南昌城垣坚固，白崇禧反对围城硬攻，但蒋介石不管不顾，结果部队失利。之后蒋介石几次抓着白崇禧的手问：“怎么办？怎么办？”好在白崇禧已经预料了硬攻必败，提前在退路上搭好了浮桥。

战败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因余之疏忽卤莽，致兹失败，罪莫大焉，当自杀以谢党国；且观后效如何。”

北伐中的徐州之战也是如此，他不顾实际情况，硬攻徐州，结果中了敌人的诱敌深入之计，导致北伐军全线溃退，蒋介石的威望大大受损，事后，蒋介石向李宗仁说：“这次徐州会战，没有听你的话，吃了大亏，我现在决心下野了！”这就是蒋介石的第一次下野。

李宗仁说，蒋介石一生三次被迫通电下野，每次下野前都要杀人泄愤。徐州失败后杀的是王天培，第二次下野前杀的是邓演达，第三次下野前则杀掉了陈仪。李宗仁说：“于此也可见蒋氏残忍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