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在1920年10月至1921年7月受梁启超的邀请，远渡重洋来华讲学。在北大以中国人的特质为题在北大进行演讲，用：贪婪、胆小、冷漠三个词对当时的中国人进行了总结。

即将归国之际，罗素发表告别演讲《中国到自由之路》，回国后出版《中国问题》一书认为：中国人灵魂中有一股永不服输的气魄，这种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还说“其实，如果世上有一个国家自豪得不屑打仗，这个国家就是中国。”

1872年5月18日，罗素诞生于英国威尔士，1890年，考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此后还曾两度在此校执教，取得一流的荣誉学位，深度探索数学、逻辑与哲学。

1908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50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罗素本人认为人性中隐匿着罪恶的因子，因此世界常常被灾难所笼罩，但他又坚信人生充满意义，值得人们去用心度过。

一战对罗素产生了深刻影响。战争带来的巨大灾难使罗素开始全力投入和平事业，积极参与反战运动。苏联成立后，更是亲自动身考察苏联，亲自踏上莫斯科的土地，实地去观察苏俄这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并与列宁等人进行了长时间深入的交谈。

亲身感受过苏维埃俄国之后，罗素犹被浇下一盆冷水，之前的热情消散。因为他发现在苏联，有一种“斗争哲学”与他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在罗素看来，新生俄国的主政者们的理论存在两大致命谬误：一是人性层面的，二是理论层面的。人性上的谬误在于幻想通过宣扬仇恨，以斗争的方式达成美好的结果，期望以天下大乱实现天下大治，却未曾考虑到，那些养成仇恨习惯的人，一旦取得胜利，便会迫不及待地寻找新的仇恨目标，如此循环往复，永无宁日。理论上的谬误则在于他们坚信经济力量是唯一起支配作用的权力形式，认为只要国家成为唯一的资本家，就能立刻消除剥削和压迫。但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实则造就了更为可怕的权威——所有人都将生杀予夺的大权拱手交给了政府官员，权力的过度集中潜藏着巨大的危机。

从苏俄返回后，罗素撰写了一本名为《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实践》的小书，毫不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这种不随波逐流的态度，无疑触动了许多人的利益，惹恼了不少人，使他成为了舆论攻击的众矢之的，左右两派都纷纷给他起诋毁的外号。但这些流言蜚语丝毫未能动摇罗素坚定的信念，他那“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迈气概着实令人钦佩不已。离开苏俄后，罗素如前文所述，来到了中国。

当时，像罗素这般看透苏俄真相的中国知识分子少之又少，胡适没有看透，鲁迅也没有看透，其他众多知识分子更是如此，徐志摩不仅不同意罗素的观点，甚至一度关系恶化，后来他自己去了一趟，才理解并写出那段血海论。胡适作为传播新思想的先驱，还在不遗余力地为苏维埃摇旗呐喊，认为苏联人是理想主义的政治家，正在进行一场空前伟大的政治实验，对其充满了赞美与期待。鲁迅先生也一改往日为人熟知的犀利文风，撰写了好几篇热情洋溢的文章，对苏俄大加赞赏，仿佛看到了理想国度的曙光。

此时偌大的中国新文学文坛，似乎只有24岁的徐志摩现场考察后与罗素见解相同。作为罗素的忠实粉丝，罗素的《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实践》刚一出版，徐志摩就先行阅读，考察完后，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俄国人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实与那天堂中间隔着一座血海，人类得渡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于是，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徐志摩以其独特的视角，敏锐地捕捉到了罗素书中所表达的核心观点。

罗素对苏俄的态度，影响到中国知识分子对他的态度。罗素来到中国后，力挺苏俄的鲁迅率先向他发难，与之展开了一场规模不大不小的笔战。罗素在游玩西湖时，看到轿夫们虽辛苦劳作却有说有笑，仿佛不知忧愁为何物，深受触动，于是撰文称赞轿夫乐天知命，懂得享受幸福。鲁迅得知罗素的这一论调后颇为不满，随即也写了一篇随笔，讽刺罗素道：“如果轿夫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的中国了”。罗素和鲁迅对“无产者”截然不同的看法，根源在于他们对苏俄的态度差异。如今，那套鼓动仇恨的理论所带来的灾难已成为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这两位中外思想界名人之间的这段文章纷争，孰是孰非已无需过多评判，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

随着阅历的不断丰富，罗素对苏俄模式的看法愈发深刻。尤其是1935年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到莫斯科访问高尔基，他发现高尔基不仅住着大别墅，而且有保姆，司机，园丁，保安等佣人有50人之多，其厨房里的餐桌就像工厂的工作台宽大，别墅更是富丽堂皇，出行都是高级轿车，吃的饭菜都是特供，酒也是从法国进口过来的，大龙虾都是深海捕捞的，当罗素得知这个消息后，对苏联更是充满意见。说：古往今来，人们总是幻想“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革命”，这样的想法固然美好，但终究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事实证明，给人类带来最多、最大灾难的，恰恰是那些“高尚”的野蛮和狂热的信仰。这些所谓高尚的理念，一旦被极端化，往往会成为灾难的源头，将人类推向痛苦的深渊。

晚年的罗素致力于和平事业，他认为无时不在的核威胁与核讹诈让人类时刻面临着灭顶之灾。罗素忧心忡忡地指出：如果世界大战再次爆发，没有人会遵守禁核约定，参战的每一方都会大量制造氢弹和原子弹；而一场动用原子弹和氢弹的战争，绝不可能有赢家，地球人类要么选择共同生存，要么只能走向共同毁灭。

1958年11月罗素本欲中国讲学，无奈年事已高未能成行，1970年离世，终年98岁。在地球之上。天堂究竟是什么样子，无人见过；但地狱的模样，我们大致可以想象，那便是绝对权力与核弹的结合。个人的固执可能会造就家庭悲剧，而集体的狂热却足以将国家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