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说管理部务的问题】

自皇太极创设六部伊始，便已出现管理部务的举措，彼时，王与贝勒受令分管六部事宜。然而，在此阶段，六部尚书之制尚未确立，尚书一职时而阙如。由此可见，可将分管部务的王、贝勒视作彼时六部的最高长官，相当于尚书之职。

清军入关之后，政治体制格局有所变迁，六部设置尚书逐渐成为固定制度。与此同时，清王朝仍沿袭旧有规制，委派王、贝勒、贝子等宗室贵族参与管理部务。发展至康熙年间，大学士亦加入管理部务的行列。然而，应当明确的是，在清朝初期，无论是王、贝勒，抑或是大学士承担部务管理工作的情形，在当时并不普遍。

雍正登基之后，出于制衡外朝权力之目的，时常安排心腹之内廷要员，出任诸如六部等外朝机构的最高行政职务。如此一来，在雍正一朝，以心腹内廷官员管理部务便成为一种惯常举措。

雍正皇帝缘何将管理部务确立为常态化举措？此与彼时的朝廷局势紧密相关。

在清朝顺治与康熙统治时期，相较于外廷，内廷势力相对薄弱。其中，内阁在政治架构中占据举足轻重之地位，执掌题本这一关键权力。鉴于内阁权力渐趋膨胀，为有效制衡其权力，清廷针对大学士的品级进行了相应调整。

在秉持着重满抑汉这一基本准则的历史背景下，清廷于官员品阶设置上，对满汉大学士作出差异化安排。彼时，明确规定满大学士品秩为一品，而汉大学士仅为二品。此举核心意图在于限制汉人获取关键权力，以维护满洲贵族的统治优势。然而，鉴于内阁所处位置为外朝，致使外朝势力在权力架构中相对内廷呈现出较强态势。基于对权力平衡的考量，康熙皇帝遂设立南书房，旨在凭借这一内廷机构，有效制衡外朝势力，确保统治权力的集中与稳定。

雍正登基之后，便将削弱外廷势力列为重要政治举措，特别是对内阁与六部等外廷关键机构，采取了针对性的抑制策略。至雍正七年，以西北战事为契机，雍正皇帝创设军机处，并委以心腹大臣充任军机要职。自此，内廷在政治权力格局中逐步占据主导，外廷的影响力渐趋式微，朝廷权力结构发生显著变迁。

从法理角度审视，即便军机处作为国家核心权力机构，亦无法完全替代内阁在政务体系中的地位。这是由于诸多国家日常庶务的处理，依旧仰仗内阁这一传统政务机构。基于此情形，雍正皇帝通过扩充大学士员额，并增设协办大学士职位，以优化政务处理机制。

自军机处设立后，其运行机制致使军机大臣常由大学士兼任，这一局面使得内阁承担的事务量显著增多。鉴于此，为有效应对内阁工作负荷的增长，扩充大学士数量便成为必然举措。值得注意的是，康熙朝时期，大学士的设置数量相对稳定，平均维持在5人；然而，至雍正朝时，形势发生变化，大学士人数增加至7人。

军机处设立后，内阁与六部地位呈下行态势。为平衡这一权力重新分配格局，雍正帝通过调整官员品级予以应对，将大学士品秩定为正一品，尚书则设定为从一品。

在雍正统治时期，委派亲王、军机大臣以及大学士执掌各部事务乃是一种普遍的政治安排。以张廷玉为例，其凭借大学士之职，主持吏部政务长达十余年之久。

【再来说过管理部务的不同说法】

在雍正朝之前，于行政职务表述方面，针对王贝勒、大学士负责部务的情形，称谓颇为一致，皆以“管理部务”统称。然而，至雍正时期，相关职务表述发生显著变化，呈现出复杂多样且令人费解之态。彼时，雍正帝在进行此类职务任命时，展现出较大的随意性与不确定性，其选用的用词亦极为灵活多变，诸如“管理”“管”“总理”“兼理”“办理”“料理”等词汇皆被广泛使用。

鉴于其头衔种类繁杂，难以逐一罗列，故在此仅就若干常见头衔展开阐释。

雍正初年，怡亲王允祥奉令总理户部事务。在此情境下，“总理”一职实掌户部全权，相较而言，户部尚书在决策层面的影响力极为有限。于户部内部，无论事务巨细，皆需经允祥首肯方可执行。从职能实质来看，总理户部之责，类同于户部首席尚书之职。

从行政管理职权角度分析，相较于总理一职，“管理”所涵盖的权责范畴相对较轻。以清朝官员张廷玉为例，其以大学士身份兼理吏部事务。此处的“管理”，意即全面统筹协调。然而，具体执行层面的事务，仍由吏部尚书主责。仅在处理重大政务事项时，需向张廷玉进行请示汇报，由其作出最终决策或提供指导意见。

在政务管理体系中，兼管部务现象屡见不鲜，从实际效用审视，其荣誉性质往往甚于实际职权。以雍正初期为例，雍正帝颁令隆科多兼管吏部事务。与此同时，出于权力制衡之考量，雍正帝委任福宁安为大学士并兼任吏部尚书，且使其位序居于隆科多之上。不仅如此，又命汉臣张鹏翮出任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如此安排之下，吏部短期内出现三位尚书并存之局面，而在实际运作中，却无一尚书能独揽绝对权力。

在特定历史情境下，“办理”这一政务执行方式，多应用于某部尚书职位出现合适人选匮乏，或所选之人资历尚浅的状况。此方式具有临时性特征，通常待该部政务步入正轨，“办理部务”这一临时委任便会被解除。

此情形实则为荣誉称号，主要授予资历颇深的老臣。这类老臣通常难以跻身皇帝的核心权力圈层。然而，鉴于他们或是前朝旧臣，或拥有极高的资历与威望，故而在擢升为大学士之际，会被委以仍管部务之职，不过他们并不承担具体的事务执行工作。

雍正推行管理部务的常态化举措，这一策略不仅成为内廷掌控外朝部分机构的有效方式，更是其在内廷新组织结构构建方面的重要尝试。从实际施行效果而言，该举措成效显著。

乾隆帝高度认可此举措，于乾隆二十年颁布上谕，将管理部务之制正式确立。迨至嘉庆朝，嘉庆皇帝进一步将军机大臣分拨至各部担任尚书。在这般架构下，外朝的各部院借助内廷官员，以分层分级之形式，与皇帝维持着必要的沟通联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