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初，王亚樵成功摆脱戴笠的严密追捕，从上海秘密转移到香港。当时，福建的反蒋运动刚刚遭受重大挫折，流亡香港的李济深对王亚樵表示：“我们如今一无所有，既无权力也无军队和资金······要对付敌人，必须先拿下其首领。接下来，反蒋的重担就全靠王老弟你大显身手了！”

王亚樵毫不犹豫地回应道：“任公，我和‘草头蒋’之间，绝不可能共存。”

王亚樵话音刚落，他手下最得力的弟子华克之就搭乘怡和号轮船，火速赶到香港，在陆海通酒店与师父碰头。为了落实刺杀计划，王亚樵当晚召来郑抱真，三人躲在酒店密室里，认真商讨如何实施针对蒋介石的行动方案。

王亚樵指出，蒋介石为人狡猾多疑，防范严密。他认为，单凭武力无法成功除掉蒋，必须依靠智慧与策略，采用文斗的方式才能达到目的。正如猎手捕杀猛虎，依靠的是智谋而非蛮力。

华克表示，师父，我觉得最要紧的是想办法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靠近他。只要能够成功接近，就有下手的机会。即使是老虎也有打瞌睡的时候，更不用说老蒋这种谨慎的人了。

郑抱真认可华克之的观点，关于如何接近蒋介石，他建议从蒋身边人下手。蒋的随从、厨师、医生、秘书、佣人等日常与其密切接触，或许可以通过重金收买其中一两位忠诚可靠之人。

王亚樵觉得这个主意听起来不错，但实际操作起来不太现实。首先，这些人都是蒋介石的忠实心腹，想让他们倒戈几乎不可能。其次，他们现在经济实力有限，再加上西南派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想要筹到大笔资金也非常困难。

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点？

王亚樵绝非莽夫，而是个足智多谋的枭雄。正当众人默不作声之际，他目光敏锐地落在了桌面的一份报纸上。

王亚樵拿起桌上的报纸，兴致勃勃地提议：“咱们要不要也搞一份报纸？”

华克之和郑抱真对视一眼，一时没搞懂王亚樵想干嘛。

王亚樵随即解释道，没错，就是办报纸！他的想法是，只要有了报社，就能拥有记者；记者作为无冕之王，行动自由，可以借着采访的名义，寻找机会接近“草头蒋”。

华克之聪明过人，经人提醒后，马上理解了王亚樵的意图，并迅速将其付诸实施。

华克表示，若由他负责，他会采取一种既接近老蒋又节省成本的方式。他认为办报纸开销太大，不如成立一家通讯社并发行杂志。这种方式人员需求少，花费低，且通过出售采写的稿件还能获得一些收入，用于弥补部分开支。

王亚樵回应道，经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记起一件事。几年前，咱们在上海不是办过一个叫公平通讯社的机构吗？现在不妨查查它的相关文件，看看执照还有没有效，要是可以的话，考虑把它搬到南京去。

郑抱真认为这个想法非常棒，但他也担心资金问题，毕竟缺钱会让事情变得困难。

王亚樵表示，我们并非孤立无援，可以寻求西南派的支持。他提到任公和真如等人，尽管目前经济拮据，但对反蒋事业依然充满热情。王亚樵认为，只要蒋介石继续掌权，这些人就难有翻身的机会。因此，对于这种激烈的对抗行动，他们或许愿意提供一些资金上的帮助。

华克之决定无论如何都要返回，亲自执行刺杀蒋介石的任务，不管资金是否到位。

出发前，王亚樵没让大家失望，成功筹到了5000港币。此外，他还从西南派那边拿到了一个保证：只要“刺蒋”通讯社在南京顺利开张，他们每个月都会给3000块作为特别经费。

华克之一到上海，马上把张思明、贺少茹，还有刚加入的孙凤海叫到那栋破旧大楼里碰头。

在这次紧急会议上，大家集中讨论的关键问题就是选出执行刺杀任务的最佳人选。

华克之和他的兄弟们原本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然而在关键时刻，新加入的孙凤海发表了一番激励人心的言论，令众人深受鼓舞，情绪高涨。

孙凤海提到，你们这些人都没经历过实战，甚至有人连枪都没碰过。他在军阀部队服役多年，参与过多次内战。他与妻子崔正瑶私下多次交流，认为自己的生命原本就是侥幸得来的。如果不退役，他很可能在内战中丧命，那样的话，他的死将毫无意义；但如果能与那些暴君对抗而死，那才是值得的。作为你们的弟弟，你们都了解他的性格，对于做不到或不愿意做的事情，他从不表态。

这番话一出口，争论立刻平息。

在那一瞬间，破旧的楼房中，寒风凛冽，仿佛易水边的萧瑟。

在秘密会议结束之后，华克之觉得公平通讯社这个名字太过显眼，容易引起不必要的注意。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决定把机构更名为晨光通讯社，并亲自担任社长一职。

在完成前期筹备后，获取通讯社的正式运营许可成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一关键步骤直接关系到后续业务的顺利开展，必须全力以赴尽快完成相关手续的办理。

国民党政府那时对私人通讯社管控得特别紧，想拿到执照特别困难。就在这节骨眼上，王亚樵的老朋友，南京钟英学校的校长李怀诚，虽然心里清楚晨光通讯社可能潜伏着危险人物，还是动用自己的人脉，帮胡云卿搞定了晨光通讯社的所有手续。

1934年10月10日，晨光通讯社发布了其首条电讯消息，之后便再无音讯。由于刺杀蒋介石的行动未见任何进展，西南派系的重要人物决定停止资金支持。

在这段看似平静的时期，晨光通讯社并未停止活动。1934年12月10日，孙凤鸣成功潜入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会场。然而，由于缺乏实战经验，他未能抓住时机，刺杀蒋介石的计划最终落空。

1935年8月，华克之、张玉华、孙凤鸣和郭惠忠秘密抵达香港，向王亚樵汇报之前的任务进展。他们请求王亚樵亲自对孙凤鸣进行考察和指导。如果王亚樵认为孙凤鸣不适合执行刺杀任务，华克之提出了一个备选方案：由江西德安的巡长郭惠忠接手孙凤鸣的工作，继续完成任务。

孙凤鸣遇到王亚樵时，毫无保留地坦白了自己未能把握住机会的经过。他的态度十分诚恳，没有丝毫的修饰，完全不像一个英勇无畏的人物，反而更像是做错事之后向长辈认错的少年。

王亚樵并未直接反驳孙凤鸣，而是采取了刺激对方的方式。

王亚樵假装生气，对着孙凤鸣严厉地说：“现在再说什么都没用了。我给你两个选择：要么从今天开始什么都别干，留在这儿打扫卫生，听我差遣；要么接受更严酷的心理训练，再来一次。就这两条路，没别的！”

孙凤鸣眼中布满血丝，沉默片刻后猛地起身，语气坚定地对九爷说道：“这次刺杀蒋介石失败，责任全在我。如果不除掉他，国家无法安定，百姓没有尊严，我死也不会甘心。请再给我一次机会，要么成功除掉他，要么以死明志！”

在场所有人目睹这一幕，都感到精神为之一振。

在香港期间，王亚樵向孙凤鸣传授了多种提升勇气的技巧。分别时，王亚樵将自己的防身武器——一把“掌中宝”六轮手枪赠予孙凤鸣，并激励他说：“真正的男子汉活着要有地位，死后也要留下名声！即便生前无法成为英雄，死后也要成为英灵！凤鸣兄弟，希望你能吸取教训，继续努力，在紧要关头表现出色，抓住机会一击制胜，一鸣惊人！”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中央四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的情况和之前有很大不同。由于西南派系的公开挑战，蒋介石为了维护内部团结，采取了不少临时妥协措施，导致会议氛围异常紧张。在会议开始前，蒋介石专门召集了戴笠、陈立夫和叶楚伧，明确指示他们加强安保工作，确保会议顺利进行。

叶楚伧主管宣传事务，为了严格把控媒体准入，本次大会仅发放了62张特殊记者证件。由于晨光通讯社规模较小，未能达到申请资格。

11月1日清晨，记者证件尚未到手，而针对此次刺杀行动的筹划工作已迅速展开。

孙凤鸣从香港返回后，按照王亚樵的安排，华克之让他养了一只纯种京巴犬。孙凤鸣与这只狗形影不离，关系十分亲密。在入会仪式上，华克之递给孙凤鸣一根绳子，要求他亲手将狗勒死。孙凤鸣明白，这是组织在考验他的决心。他紧紧抱住京巴犬，亲了又亲，随后转身，毫不犹豫地完成了任务。

在刺杀计划实施前的几日，组织安排孙凤鸣的配偶崔正瑶及其14岁的养子孙广宇撤离南京，前往香港避难。

孙凤鸣在告别妻子时说道：“看到无数同胞接连丧命，我怎能袖手旁观？与其坐视不管，不如让我独自去与那个罪魁祸首一决生死。如果能一枪解决他，对国家的前途岂不是更有利？正瑶，我知道辜负了你，但咱们的儿女情长比起除掉国贼的大事，实在是微不足道。你能明白我的选择吗？”

崔正瑶深情地拥抱着她的伴侣，用充满激情的吻给予支持："凤鸣，我尊重你的决定，也为你感到骄傲。勇敢地去追求你的理想和正义吧...如果你离开，我会跟随你的脚步，在另一个世界与你重逢！"

孙凤鸣与妻子道别后，托她转交一封信给王亚樵。信中写道：“我此次奉命前往中央党部，已抱定必死之心，不再奢望生还。为避免遭受酷刑折磨，也为了不连累他人，我已做好一切准备。”

华克设宴为孙凤鸣饯别，席间准备了丰盛的酒菜。

华克之送给他的那支派克金笔，已经失去了使用价值。

在生命最后一刻，孙凤鸣神情坚毅，充满英雄气概，他将随身携带的派克金笔郑重地交给了华克之。

华克之死死地攥着，一刻也不肯松手······

孙凤鸣顺利潜入会场后，利用之前掌握的情况，他清楚开幕式结束后，高层官员们会聚集拍照。于是，他迅速躲进附近的一片树林，静静等待目标出现。

上午9点20分，大家开始准备拍照。官员们按照安排站好位置，最前面一排正中间空着两个位子，一看就知道是给蒋介石和汪精卫留的。

历史往往展现出其无情的一面，同时也充满了令人感慨的意外和深刻的寓意。

孙凤鸣等了很久，但老蒋的座位一直没人，他这才明白老蒋可能不会来了。就在这时，他之前吞下的鸦片药效开始显现，情况变得紧急，他不得不迅速思考应对之策。

彭革陈当时负责在会议现场安排记者进行采访和拍摄工作。事后，他在《汪精卫被刺目击记》中记录了这一事件。

拍摄集体照时，五排人按顺序站立，汪精卫、张静江、阎锡山、张学良和张继等人站在最前面。围观者几乎围成一个半圆，中间放着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拍照在9点35分结束，委员们正准备转身进入会场，突然有人从人群中冲出来，迅速从大衣口袋里掏出手枪，直接向汪精卫开枪······

汪精卫身中三弹，背部、后脑和面部各中一枪。

汪精卫的警卫迅速还击，孙凤鸣身中两弹，倒在血泊中。他之前吞下的九片鸦片开始起效，导致他神志不清，陷入幻觉。

现场警力迅速行动，工作人员和卫兵立即包围了孙凤鸣。他们从他身上查获了一颗大烟泡、一张记者证、三块口香糖和六角毫洋。此外，在他身旁还发现了一把编号为8697的手枪以及五个弹壳。

孙凤鸣被紧急送往中央医院后，当局并未采取任何救治措施，反而立即展开连续审讯。汪精卫的亲信陈公博、宪兵司令谷正伦、警察厅长陈焯、内政部代部长陶履谦、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以及审讯员俞钟骆等人聚集在孙凤鸣的病床旁，严厉质询。

俞钟骆依据他保留的审讯记录，整理出以下内容——

汪院长为何会成为刺杀目标？

孙说：你看看地图，东北和华北这些地方，现在还能算是我们的地盘吗？

为何迟迟才采取行动？

孙表示，六中全会结束后必须立即签署协议，否则再不采取行动，国家将面临灭亡，人民也将沦为亡国奴。

刺杀行动针对的具体人物是谁？

孙明确表示，他的目标就是刺杀汪精卫。

你采取行动的出发点是什么？

孙明确表示，他始终站在普通民众的立场上。

（失去意识）

接着，他们追问道：“是谁在背后指使你？你是哪个组织的成员？”

孙表示：“我没什么文化，不懂政治派别和思想体系，但指使我刺杀汪的，就是我的内心！”

第二天天还没亮，孙凤鸣就因伤势过重去世了。南京第二警察局通知地方法院的首席检察官孙绍康去医院检查尸体。孙绍康发现，孙凤鸣身上有超过一百个针眼。这表明，在孙凤鸣生命即将结束时，审讯人员为了让他招供，每小时都给他打了十针强心剂。

这简直是人间地狱！

汪精卫遭遇刺杀后，陈璧君直接找到蒋介石，言辞激烈地质问他。为了撇清自己的嫌疑并找出幕后黑手，蒋介石立即给戴笠下了死命令，要求他必须在三天内抓到凶手。

随后，一场大规模且无情的抓捕行动迅速展开。

11月7日，华克之为了躲避戴笠的追捕，前往香港。王亚樵特意安排他住进自己在城和道69号的新居，确保他的安全。

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在给刺杀行动成员家属送钱时，行踪被发现，结果在新亚酒店被抓。

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提到，戴笠对这名女子施以多种残忍手段，包括用藤条抽打和使用细针扎刺等方式进行逼供。

崔正瑶展现出了令人敬佩的忠诚与坚贞。这位女性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始终坚守对丈夫的承诺，没有做出任何背叛行为。她的品格既让人感到欣慰，又让人感到惋惜。这种坚定不移的忠诚精神，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显得尤为珍贵。崔正瑶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忠贞，她的故事既令人感动，也令人心痛。这种对婚姻誓言的坚守，展现了她高尚的道德操守和坚强的意志力。

在最后一次审讯中，为了避免继续遭受折磨和羞辱，她高声呼喊：“凤鸣，我来了！”

选择以撞击墙壁的方式结束生命。

刺杀蒋介石的行动失败后，随之而来的局势变得极其严峻。这一事件的后续发展引发了更为激烈的冲突和动荡，局势迅速恶化，带来了难以预料的严重后果。整个事态朝着更加不可控的方向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多名反抗者遭到逮捕并处决，其中领导人王亚樵在梧州被戴笠杀害，死状极其悲惨，面部皮肤被剥去。

华克之是唯一一个运气爆棚的人，他的经历简直像传奇一样。

之后，华克之改名为张建良，在廖承志和潘汉年的领导下，频繁往返于上海和香港，执行秘密情报任务，表现出色，贡献巨大。

1955年，华克之因牵涉潘汉年案件，被指控为叛徒，随即被捕入狱。在关押期间，他经历了数十次审讯，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了极大的折磨。

有一次，他情绪失控，愤怒到了极点，竟然用筷子将自己的右眼球刺了出来。

华克之后来被押送至秦城监狱，经历了长达11年的审讯。在这期间，他被迫提交了约50万字的各类材料。

1982年获得平反后，华克之积极行动，最终促使孙凤鸣被地方政府正式认定为抗日爱国英雄。

1988年7月7日，86岁的华克之特意赶到江苏铜山，为孙凤鸣纪念碑揭幕。他在仪式上详细描述了孙凤鸣刺杀汪精卫的事迹。华克之的讲述生动再现了当时的场景，让在场的人深刻感受到孙凤鸣的勇敢和决心。这次揭碑仪式不仅是对孙凤鸣的纪念，也是对那段历史的回顾和反思。华克之的参与和讲述，为这一历史事件增添了更多的真实感和感染力。

华克之最终完成了一个在心底酝酿数十年的心愿。

他将孙凤鸣在南京告别时送给他的那支派克金笔，转交给了孙凤鸣的孙子孙大林。这支笔原本是孙凤鸣在两人分别时赠予他的纪念品，现在他决定将其传承给孙凤鸣的后代，以表达对孙凤鸣的敬意和对家族传承的重视。

当华克之将金笔递出时，他满怀感慨地回忆道：“这50多年里，我有22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家也多次破碎，几乎一无所有。唯一留在我身边的，就是这支承载着深厚情谊和历史见证的金笔。每次看到它，我就仿佛再次见到了王亚樵、郑抱真、孙凤鸣这些爱国志士，心中充满亲切感。如今我已年迈，生命随时可能终结。但侠义精神永远不会消逝。今天，我郑重地将这支金笔交给你，希望你能像对待传家宝一样珍惜它，妥善保管，并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