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庐（1898年4月7日——1969年9月）是五・四运动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五・四精神也感染激励着这位曾经的失意青年，正是这样一个契机，改变了他的人生，也为现代中国孕育出一位杰出的出版人。

张静庐原名张继良，是浙江慈溪人，民国五年（1916年）起用笔名“静庐”，从此以“张静庐”名世。一生致力于出版事业，为新文化运动作出了较大贡献。

在风起云涌的民国时期，张静庐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始终保持着一颗爱书的初心，他先后创办光华书局、上海联合书店，还和洪雪帆一起合办了现代书局。他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创办的上海杂志公司，更是开创了我国专门贩卖杂志书店的先河，在民国的出版史上，留下了他绕不开、抹不去的痕迹。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的春天，十五岁的张静庐独自一人离开家乡，从浙江镇海县的一个小乡村，去往上海的一家烧酒行做学徒。

按旧社会的习惯，一个行业里的前三年，都是学徒。

学徒的时间最不值钱，晚睡早起，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而且烧酒行里的学徒接触不到更高级的手艺，做的都是洗瓶子的工作。根据每天营业的需要，一天要洗完一百只或二三百只。到了冬天，一天的工作下来，两只手冻得发肿，活像两只“糖炒嫩栗子”。

工作乏味又辛苦。但好在那时，经常有一个书贩子，背着包来这里做租借的买卖。

那时，一本书的价格大概二、三毛，但对于一个一年只能拿几块钱的学徒来说，还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可是在书贩子那里，只要花三四个铜子，就可以借到一套书。于是张静庐白天洗瓶子，晚上就用旧报纸套在灯罩上，看从书贩那里借来的演义弹词、《阅微草堂》，后来，他又开始看小说，看杂志。每天直到看到两只眼睛都睁不开，才舍得睡觉。

在那一年里，张静庐的精神世界只有书籍作伴。晚上烧酒打烊之后，他还经常会从烧酒行走到棋盘街。

棋盘街上坐落着大大小小的书店，张静庐大多数时候不走进去，只是隔着书店大大的玻璃窗，在窗外独自站着，看着那些五光十色的小说封面发呆。同事们嘲笑他是“棋盘街巡阅使”，但他不觉得这是嘲笑，反而觉得是殊荣，还对当时出版的杂志书籍进行了细致的记录，每当谈起来当时出版界的逸闻，都津津乐道。

那时，张静庐唯一的希望，就是在商务印书馆里当一名练习生。虽然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但这个信念却指引着张静庐，从懵懂到坚定，一步步走向了他所一生挚爱的出版事业。

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住在浙江镇海乡下的张静庐正处于人生的低谷。出身于贫苦的屠户人家，张静庐从小学毕业后就开始当学徒工。嗜书如命的他自小喜欢写文章，十几岁时就自己创业，出版了第一份杂志《小上海》。凭借一手好文笔，张静庐也曾在天津的《公民日报》的副刊担任编辑，这是当时的中华革命党华北总部的机关报。但是好景不长，民国六年（1917年）张勋复辟，《公民日报》被迫停刊，失业的张静庐开始了辗转流浪的生活。

张继良

他当过国文教员，做过卖枣子的小贩，在运输公司充任过文牍。两年后，父亲不幸过世，又恰逢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急需用钱的张静庐寄居在老家，依靠亲戚的接济过活。在民国八年（1919年）的初春，这位抑郁困顿的青年如同他身处的国家，对未知的前路充满了迷茫与焦虑。

张静庐走向出版业的道路并不顺畅。

做了三年的“巡阅使”后，张静庐开始试着自己写作小说，他先后写作了《冷与热》、《游丝》等小说，并且投稿给了他常看的几种杂志里。

幸运的是，张静庐第二次投稿就发表在了《妇女周报》，张静庐也因此大受鼓舞，写作了很多作品投稿，也因此在上海结识了不少编辑和记者。

张静庐渐渐开始自信，加上他一直有个出版的梦想，于是在十七岁那年创办了他人生中第一份报纸——《小上海》。但是由于报纸上刊登了一篇从《医药杂志》里翻译的关于性问题的文章，没多久就被公租界工部局以“妨害风化”的罪名勒令停闭了。

张静庐还没死心，他又借了几百元的债，出版了《小说林》和《滑稽林》两种杂志。但由于那时，他虽然认识一些编辑和记者，却不认识书店里的服务员，也不认识代理发行的杂志公司。张静庐只能带着他印出来的杂志，跑到马路上的报摊和书店，求他们代售。

张继良

可是年少天真的张静庐只是把他的杂志给了报摊书店，却没想到要留下回单收据。所以月终去收账时，报摊和书店的老板死活不认账，说没有证据，证明这些杂志是张静庐带来的，“不能将书款平白地交给一个陌生人”。张静庐满心期待地去，两手空空地回。一分钱没拿到不说，还生了一肚子闷气。

身上的钱花光了，还负了一身债。张静庐只得又回到乡下。

但尽管受了这样的挫折，张静庐还是坚持写作和投稿，并因此找到了一些与出版相关的工作，先后当过国文函授社秘书、《公民日报》编辑、《救国日报》编辑。

在一次打倒北洋军阀的全国各界联合会中，张静庐认识了赵南公先生。

当时的赵南公是泰东图书馆的股东兼经理，张静庐在他的赏识下，开始主编《新的小说》，从此才算是踏进了出版界。

民国初年的书店，不像现在一样，可以随便进去翻阅。

用张静庐的话说，当时的书店不是用木柜，而是花几千几百元，定制大玻璃柜，把书籍都保存在玻璃柜子里。当一只脚跨进书店门槛，全铺子里伙计们几十双乌溜溜的眼睛，不约而同一齐射到其身上来。站在橱窗前面，刚抬起一只手，就会有小学徒跑过来，站在身边牢牢地盯着，直到走出店门。

当时还出现了一种毛边书，是一整张纸不裁开，开口向里装订在一起。这样，想阅读的人只能一手拿书，一手拿一只小刀，一边裁开书页，一边阅读。如果不付钱买回家，在书店里，是断然没法翻看的。

这些都让爱书的张静庐感到困扰，并且有心改变这种局面。

张静庐在自传《在出版界二十年》中写道，“我自己是一个读者出身的出版家，我深切地感觉到没有钱买书而想要‘揩油’看书的困难”。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张静庐被朋友背叛，他拿着仅有的二十元钱，离开现代书局，创办上海杂志公司。他的第一步，就是把一切新书和杂志都摊放起来，欢迎一切没有钱买书的读者也来，自由自在地翻看各种书籍和杂志。

接着，他制定了“快、齐、廉”的计划。打造了一个上新快、种类全、价格低的新型杂志书店，使各种各样的读者都能在这里，找到他们感兴趣的读物。

当时，像良友图书公司的《良友》这种很受欢迎的杂志，出版后三天之内，只能在他们自己的售书处买到，不折不扣，而且概不批发给同行。

上海杂志公司

张静庐为了让读者在上海杂志公司也能最快读到这本杂志。甚至花原价四角买来，再打九折卖给读者。每卖出一本，亏本四分，但这样一来，公司的名声越喊越响，口碑和回头客也越来越多。营业不到半个月，靠着二十元的本钱，竟然赚到了几千元。张静庐又去实业部注册了真正的公司——上海杂志股份无限公司。

年少时创办杂志受到的欺侮一直盘桓在张静庐的心中。所以，上海杂志公司的第二步计划，就是开展代订、代办和代理发行的业务。

上海杂志公司成立了自己的代订部，但这个代订部却有一些不同。因为去别的地方代订，都要提前交上定金，而且杂志一订就要订几个月到一年，如果中途搬了家，或者对杂志没了兴趣，之前交过的钱就算是打了水漂。可是上海杂志公司却规定，“退定改定绝对自由”，凡是在这里定书的人，随时都可以改定退定，而且定一年、两年，还是一个月、两个月，全凭读者自己喜好。就算杂志中途停刊，上海杂志公司也会自掏腰包，把剩余的钱全数归还读者。这是任何大小书店里所不肯干的傻事，上海杂志公司却这样认真地做了下去。

张继良

也许是因为张静庐原本就不是天生的书商，他更像是一个爱书人、读者人。他以一个不太富裕的读者的身份，在摸索和经验中，一步步走向了出版这条路。因为他也曾是个贫穷的读书人，所以他也更懂得读书人所尝的痛苦。

他在开办上海杂志公司时，就是在竭力克服种种困难，弥补种种遗憾。书籍和知识本就是自由的，而好的出版者，他们总是有这样一种伟大的心愿：让好的书籍被更多人读到，让好的想法被更广泛地了解。这样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