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式军事观的最大特点，就是如果我确实无力征战时，可以选择低头求和，但不会把求和和苟安当成百年不变的原则。只要能力一允许，那就立即选择动手，敢于先发制人，敢打第一枪，也特别擅长打第一枪。

而汉朝的兵法家们，也是耻于明明已有一战之力却还要选择与敌共存的。在对待敌人的态度上，汉朝的理念就是，只要我能打，那么不管敌人再强，也要和它们坚决打下去。

比如西汉初刘邦因遭白登之围，又兼国内情况实在已不允许战争而被迫和亲。

经历文景之治后，西汉国力军力得到了全发展，那当然就要一雪前耻了。从汉武开始直到东汉末，两汉在对付大敌匈奴的基本方针，就是打下去，一直打到匈奴彻底臣服为止。

所以，中国人以“汉”为民族主体自称，而决不会自称为“宋人”“明人”“清人”。

三国时代的诸葛亮，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执政蜀汉后，思路观念里满满的全是强悍的汉风！

当时诸葛亮即将进行第二次北伐，而蜀汉国内却出现了一些反对意见，这些反对者们没有理解诸葛亮“以攻代防”的意图，认为以蜀一州之力伐大国，是不明智的。应该守好边关，尽量不去挑衅魏国，和魏国共存，避免打仗，方为上策。

为此，诸葛亮用“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严厉批驳了这些反对者言论，并对后主刘禅说了以下几个道理。

一：为什么要北伐？

诸葛亮认为：当前形势为先帝（指刘备）继承汉统，而魏国为篡汉之贼，这个特点就决定了两国乃是势不两立的形态，根本就没有和平共存的可能。而汉弱小，魏强大，如果汉不伐魏，魏就一定会伐汉。

但是汉弱魏强，以弱伐强，是否会因为失败而招致亡国？

诸葛亮也讲的非常清楚：从远古以来，天下就没有不亡的王朝，弱国如果贪图安逸，那么就会在太平岁月里泡酥了筋骨，军民失了斗志，只会灭亡的更快，这叫坐以待亡。

所以对较弱一方而言，如果想避免坐以待亡，那么军民有进取之心显得无比重要。由此只有以攻代守，方是维持斗志的延续之道。

所以诸葛亮在《后出师表》里说：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

二：想用“避战”态度，坐等天下太平是不可取的。

诸葛亮说：高帝（指汉高祖刘邦）的明智可比与日月相比，麾下谋臣名将如云，但他也仍然需亲自率兵出征，身临战阵，多次涉险被创，经历过无数危险，然后方才换得了天下安宁。

而今，陛下（指刘禅）你的才能不及高帝，朝中也没有张良、陈平这样的谋臣，良将也没有高祖时期多。却要去想着不战而获、欲以长策取胜，坐等天下太平，这就是臣所难以理解的，也是不可能的事！

三，当断不断，必成后患。

诸葛亮引用了孙策平江东的旧事，论述了这一道理，并驳斥了那些以“时机尚未成熟”为傇口避战的观点。

孙策初进江东时，兵马单薄，实力并不强。

而刘繇、王朗二人各据江东州郡，兵力远胜孙策。但是二人论安言计，动辄引用圣人之语，麾下僚属们群疑满腹，众难塞胸，始终定不下与孙策决战的决心。于是，今岁不战，明年不征，终于使孙策坐大，吞并了江东。

犹豫不决，坐失良机！细品这一段话，当真是话糙理不糙。

如果有敌国存在，那么想要与敌国和平共存的意图，迟早会失败的。因为敌人就是敌人，必然有亡我之心。如果我不认真去准备与敌交战，不敢主动前去打敌人，那么我一露虚弱，敌一定会趁虚而入前来打我。

比如三国时的蜀汉与魏国之间的关系，一个继汉统，一个篡汉，两国注定是你死我活的大敌。

诸葛亮对这一点看得非常透彻。而蜀弱魏强的背景下，如果两国相安无事几十年，那么蜀地人心肯定会被已占天下之半的魏国渗透。

所以诸葛亮坚持要伐魏，实质就是以攻代防，用进攻保持斗志，反还有一线胜机。否则，只有一州之地的蜀汉最后必定会不战而亡。

汉贼不两立，贼就是贼、敌人就是敌人，敌人不会因我有善意而熄了亡我之心——这个道理古今都是通用的。

一：

比如当今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就是活例子。

冷战结束，华约解散、苏联解体，俄罗斯撤回了东欧的驻军，实施全面退守之策，用经贸人文交流接触，向西方释放善意，并试图融入西方。这就使得人们长舒了一口气，以为世界从此太平了。

而万没料到的是，北约一极独大之后，立即转守为攻，步步东扩，而俄罗斯则则步步退守，为了实现与西方和平共存，坐视东欧的前华约诸国一个个转投北约，最后终于让北约把黑手伸入了乌克兰。

从1992年到现在的几十年间，一直要等到北约兵锋即将直接触及俄罗斯边界时，俄才如梦初醒——俄罗斯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就是不两立之势。

敌人仍是那个敌人，它决不会允许你偏安，也不会因为你的退守而停止进攻！

二：

东方大国存在的海峡两岸问题，实际也是这个道理。

如果引用诸葛亮的话，今岁不战，明年不征，总是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下不了决心，一拖再拖。那么，对岸非但不会主动回归，反而是“独派”坐大，最后彻底失了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