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年龄的增长，聂荣臻元帅进入了人生的最后阶段。93岁时，他预感自己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为了安然离世，他开始安排一些与死亡相关的事项。

1899年12月29日，聂荣臻出生于四川江津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清王朝的没落与列强的侵略让中国大地满目疮痍。聂荣臻的童年并不富裕，但父母重视教育，让他得以进入县城的小学读书。

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年仅20岁的聂荣臻深受新思潮影响，毅然加入了赴法勤工俭学的队伍，踏上了寻求救国真理的征途。

他在巴黎结识了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志同道合的青年，他在周恩来的介绍下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始系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洗礼。随后，他前往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学习，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

随后几年又去了苏联在劳动者大学和红军学校接受正规军事训练。他学习炮兵指挥、战术布防等课程，掌握了现代战争的科学方法，为日后在战场上的卓越表现奠定了坚实基础。

回国后，被派往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教官，以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态度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他参与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虽屡遭挫折，却在血与火的淬炼中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聂荣臻辗转于中央苏区，协助毛泽东、朱德等人完善红军的组织与战术。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聂荣臻迎来了人生中最辉煌的篇章之一。他被任命为八路军115师副师长兼政治委员，随即奉命率部挺进晋察冀边区，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

他不仅是一位军事指挥家，更是一位深谙民心的领袖。在晋察冀，他推行减租减息政策，改善农民生活，同时建立地方武装和民兵组织，将根据地打造成抗日的坚固堡垒。

聂荣臻常说：“抗战靠的是人民，我们要让老百姓活下去，才能打下去。”

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硝烟再起。聂荣臻被调往东北，担任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与林彪密切配合，参与指挥了辽沈战役等一系列关键战役。

新中国成立前夕，聂荣臻又肩负起接管北平的重任。作为北平军管会主任，他与傅作义谈判，促成北平和平解放，避免了古都的战火摧残。

从四川乡间的少年，到留学海外的热血青年，再到战场上的军事统帅，他用行动书写了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聂荣臻作为开国元勋之一，肩负起为新生政权奠定国防与建设根基的重任。

朝鲜战争爆发后，聂荣臻被任命为代总参谋长，协助彭德怀指挥志愿军作战，同时负责后方军工生产与物资调配。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协调军工厂加速生产武器弹药，确保前线将士的战斗力。

这个时期，他敏锐地意识到，单纯依靠常规武器难以应对核时代的挑战，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战略威慑力量。

1956年，聂荣臻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科工委主任，开始全面领导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当时，苏联援华专家提供了有限的技术支持，但随着中苏关系恶化，1960年苏联单方面撤走专家，留给中国的是尚未完成的设计图纸和一片空白的试验场。

面对这一困境，聂荣臻展现出非凡的魄力和决断。他召集钱学森、郭永怀等顶尖科学家，组建科研团队，提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他亲自坐镇指挥，深入导弹试验基地和核武器研究所，与科学家们共同分析技术难题。

在他的推动下，中国仅用四年时间就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中国成为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两年后的1966年，他又领导完成了氢弹试验，创造了从原子弹到氢弹研发用时最短的世界纪录。

“两弹”成功后，聂荣臻的目光转向了太空。

1967年，他主持制定了“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计划。面对技术基础薄弱、物资匮乏的现实，他鼓励科研人员大胆创新，亲自批准从民用物资中调拨稀缺材料。

三年后，“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中国成为第五个独立发射卫星的国家。聂荣臻在回忆中曾说：

“两弹一星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不被欺负。”

进入晚年，聂荣臻虽逐渐退出决策一线，却依然心系国家建设。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他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全力支持邓小平的改革政策。多次在会议上强调科技兴国的重要性，认为改革开放必须与科技进步相结合。

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战争与建设，聂荣臻的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逐渐加重，尤其是1980年后，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在病痛的折磨下，他依然保持着乐观豁达的态度，用行动展现出一位革命前辈的人性光辉。

985年，他突发严重的心脏病，医生甚至一度认为他难以挺过难关。然而，凭借顽强的意志和科学的治疗，奇迹般地恢复过来。

他曾在病床上对医护人员说：“我这辈子打过仗、搞过科研，什么苦都吃过，这点病不算什么。”

当聂荣臻感受到自己生命的尽头逐渐逼近时，内心并没有慌乱或者恐惧。作为一位经历过无数战斗、无数险境的革命元帅，他早已习惯了在生死存亡之间徘徊。此刻的他，更多的是一种宁静与平和，已经与死亡握手言和。

在预感到大限将至的时刻，他挣扎着用微弱的声音安排了三件遗愿，这不仅是他个人情感的流露，更是他革命信念与家国情怀的最终凝结。

第一件事，是他要求在自己临终时的房间里挂上一幅毛泽东的画像。

在他心中，毛泽东不仅是他的领袖，更是与他并肩战斗数十年的战友。从井冈山的艰苦岁月到新中国的建立，聂荣臻始终追随毛泽东的脚步，对他的战略眼光和革命理想怀有深深的敬仰。

“毛主席的像要挂起来，我每天看着他，心里踏实。”

这幅画像不仅是怀念，更是他对革命初心的坚守，是对那段血与火岁月的最后致敬。

工作人员遵照他的意愿，将毛泽东的画像挂在卧室正对床的位置，直到他闭上双眼，这幅画像始终陪伴着他，在无声中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第二件事，聂荣臻则是对自己的一位老战友，彭真，提出了关心。

两人同为晋察冀根据地的缔造者之一，在抗战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新中国成立后，彭真担任北京市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要职，与聂荣臻在国家建设中并肩奋斗。

1990年，彭真因病住院，病情日益严重。聂荣臻得知后，心中牵挂不已。尽管自己也病重在床，他仍多次询问彭真的情况，甚至拖着虚弱的身体口述了一封信，托人转交给彭真：

“老彭，你我都是苦出身，为国家拼了一辈子，现在要好好养病，咱们的担子交给年轻人了。”

因彭真已陷入昏迷，这封信虽未送达，但这份对战友的深情，感动了身边所有人。

第三件事，是录制遗言。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革命事业的元帅，聂荣臻深知国家建设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科技兴国的领域。他希望全国的科技工作者能够牢记“科技兴国”的责任，为中国的崛起和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这一生，为党为国尽力了。希望国防事业继续巩固，科技要兴国，两岸早日统一，国家更加强大。”这段录音只有短短几十秒，却凝聚了他毕生的信念。

遗言录完后，他疲惫地闭上眼睛，对护士说：“这下好了，我可以放心了。”这不仅是他对家人的告别，更是对党和人民的最后嘱托。

他的女儿聂力后来回忆，父亲录遗言时，眼中既有不舍，也有释然，仿佛完成了生命中最后一件大事。

1992年，聂荣臻已经93岁，身躯日渐虚弱，生命的终点似乎就在眼前。他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个新年，躺在病床上的他，身体的每一次虚弱都像是提醒着他，时光的流逝是无法抗拒的。

在病床上的日子里，聂荣臻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痛苦或焦虑。相反，他显得格外镇定，像一位经历了无数风雨的老者，早已习惯了生死的轮回。

每当亲人和秘书们急切地向他表示关心时，他总是微笑着安慰他们，自己能从容应对一切。

1992年5月14日，聂荣臻在北京301医院平静地去世。弥留之际，他紧握着女儿聂力的手，低声说：“我该走了。”他的离去，没有惊天动地的告别仪式，却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精神遗产。

他的去世引发了全国的悼念，党和国家领导人、普通市民乃至海外华人都为这位“人民元帅”的离去而悲痛。邓小平在悼词中评价：

“聂荣臻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的革命精神永存。”

聂荣臻的生命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代史，他的临终遗志则是这部历史的延续。他用93年的岁月，诠释了什么是忠诚、什么是担当、什么是大爱。

他曾说：“我这一生，就是为民族站起来、强起来而奋斗。”这句话，是对他一生的最好注解，也是他留给后人最珍贵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