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中国建立的思想框架，是打土豪分田地的左派公平主义，和赶走近代一切外来侵略者、独立自主建设新中国的民族主义结合，这两样东西是建成新中国的法理国本，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石。

2.蒋介石当年之所以败退，一是他维护大资本家大地主阶级利益，二是他意图和除武装侵略（就是日本）外的其他殖民者苟和，牺牲民族利益换取他们支持民国政府，走的是右派加投降主义的路线，不得民心，只能逃亡台湾岛。

3.新中国建立以后，为了保住独立自主这个当今世界极为稀缺的国家主权优势，先后跟美国和苏联进入对抗状态，作为后发国家，失去了老师带路，无法获得外来技术和资本的输入，才使中国前30年经济发展落后于世界各国。同时为了平衡社会矛盾，抓公平抓得紧。不信大家听听老人们口述历史，以及各种七八十年代的文学作品，那时突出荣誉感，少有贪污犯。

4.后来美苏斗争中，苏联1970年代一度占领优势，为了联合一切力量斗倒苏联，美国终于向中国打开大门，中国也在吃了三十年苦后，终于既能守住国家主权，又能大力发展经济，此后中国一边在中南半岛给苏联放血，一边接受美国及其小弟的资本和技术输入，经济驶入快车道。

5.但是，1992-2012这二十年间，“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策略，使中国忽略了建国时的公平态度，加上因为让利于外企而必经的国企破产大下岗，一时间国内矛盾无比激化，各种冤假错案、车匪路霸、暂住证、大拆迁、进城民工安置，使整个国家的平民阶层受到了极大伤害，富贵阶层则纷纷在欧美置业换国籍，随时准备逃离中国。那时的中国，如同坐在一座火山上，公权力权威尽失，社会矛盾分分钟爆炸。

6.在2012年后，通过反腐、扶贫、治军三大改革，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壬辰变法，其影响力之大，远超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此后还将变法主张系统化，一次次反复刷新，中国逐渐走向“既要发展经济、又要追求公平”的社会治理路线，公权力威信逐步恢复，社会矛盾大大减缓。

7.但是，随着社会财富与个人资本的大量累积，中国进入2020年代后，还是会迎来所有朝代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阶级固化。一种固化表现在各市县经济体系的大家族化，另一种固化表现在各公共部门，包含科教文卫的门阀化。

关于第一种，大家觉得市县各大家族只要专心搞经济，不要搞政商旋转门就行，守住这个底线，民众就不会太愤怒。关于第二种，大家并不介意他们传递私人财富，但不能通过公共影响力和钻公权力空子，将自己的后代培养成新的门阀。

大家之所以对北京协和医院的董小姐如此愤怒，就是因为他们家犯了第二种错误。

8.本来是中日友好医院的一桩风流案，牵扯到后面，大家只关心董小姐，是怎么从一个“给钱就能读”的所谓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经济学本科，2019年转入协和医院“4+4临床医学试点班”，顺利进入医学博士培养体系。

网友怀疑，在其父母人脉庇护下，董小姐全程开挂，学历开挂、入医学博士开挂、论文开挂、去医院规培开挂，就连轮转个科室不想去，都能请医学界泰山北斗的人物给她打招呼开挂，肖医生事发后，董小姐知网删论文也还能开挂。

做医生这么辛苦，董小姐之所以挤入这个赛道，不去吃喝玩乐，很可能是为了上一代权力犹在时，先帮她进入医疗系统，再进入院士级别大佬科研团队获取荣誉，日后铺路进入医院行政管理团队，接着成为副院长，最后以事业编制上升至国家机关，以完成上一代的权力交接。

这便是典型的，通过公共影响力和钻公权力空子，将自己的后代培养成新的门阀。

9.而董小姐根本不是个案，通过“4+4”这个特殊渠道，有学地质、学土木、学园艺、学艺术的特招进入医学博士系统，当然他们也知道自己无法跟真正的医学高手过招，主要是意图通过这个途径转正，一步步走向医疗高层或国家机关的重要岗位。

这种特殊渠道的医疗与政治资源继承，跟唐朝时“刑家之子、工贾殊类”限制科举一样，给上一代权贵们开了一道口子，最重要的是，他们侵犯了平民阶层的上升通道。

医生是一路升级打怪的高技能专业，一个医学生，至少需要5年本科或8年本博连读，5年或8年毕业后，都要参加3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

成为执业医师才拥有处方权，这还只是刚刚开始，后面还有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从毕业到成为主任医师，普通人最少也需要花费15年时间。

而且医学院本来就难考，中国顶尖医学院录取分数线，集中在550-680分，只有愿意吃苦、勤奋、好学、聪明的年轻人，才配成为医生。

而现在有人想抄近路，先去哥伦比亚大学下面的野鸡学院买个文凭，再通过“4+4”特殊渠道混入医疗体系，在各路大佬一路打招呼的关照下，预备转入医疗体系行政岗，成为医疗体系领导人，或者伺机进入国家机关。

再说一遍，这便是典型的，通过公共影响力和钻公权力空子，将自己的后代培养成新的门阀。

10.其实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有门阀，像日本、菲律宾这样，医生的儿子是医生，政客的儿子是政客，其他国家对此早就麻了，按照国家发展规律，要完全杜绝门阀形成是不可能的，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区别是，在其他国家，公共系统的门阀也可以继承，但中国不可以。

在中国，商人的儿子继续做商人没问题，但你要是一个大学校长，你想通过一系列操作，让自己儿子也接着做大学校长，那就不可以，因为公共系统必须公开竞争，给平民阶层留下升迁的空间和希望。

越是专业的公共领域，包括公务员、科教文卫这种，越不能一代代权力化、特殊化，因为这么做，不仅仅助长了权力的世袭，更让一群饭桶抄近路成为精英的领导，如果让一群饭桶去领导精英，这国家还怎么可能有竞争力？行业技术精英们又怎么会服气？

董小姐真的要成为中国一流医院的领导，请问有几个人服她？就她那野鸡学院的水平，又怎么领导无比专业的医疗体系？

11.回到文章的开头，新中国是一个以“左派公平+民族主义”而建设起来的国家，尽量保障公平、坚决保障国家自主权，是新中国不可动摇的两块地基，凡是违反这两块地基的行为，一旦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会遭到社会舆论的激烈批评。

无论是谁，意图通过特殊渠道传承公共权力，都是动摇国本的事情，那也就怪不得民众，会出离愤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