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方靖所在的监室是相当团结的，张淦的领导能力、鼓动能力再一次得到了验证，他得意洋洋地给大伙讲解着，自己要用他们坐监狱的方法，来对付他们的监狱，要和他们斗争到底，直到取得最后之胜利。午饭的钟点过去了好长时间，管理员才过来看了看，没有吱声，把饭菜给收回去了。惹得张淦又是一阵狂喜，叫嚣道：“他们不是天天宣传，坚持就是胜利吗？那好，今天，我们就是要用他们的理论，来战胜他们，不到最后的、完全的、让他们心服口服的胜利，我们绝对不收兵。”

我们的文字写到这儿，不得不再絮叨上两句。本文的底色，来自方靖、邬靖南等人的回忆材料，也有武汉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的回忆材料，以及一些其他辅助材料。有关他们在大孚银行、刘家花园及其后的硚口看守所等处关押的情况，大体上是一致的，这里说的是“关押”，而非是“学习改造”，也是可能理解的。因为在这些地方，管理所所表现出来的职能，最主要的便是关押，除了泛泛地安排些认罪的活动之外，并没有大面积、系统性地开展学习改造活动，更不可能是深入细致的教育。笔者还是那句话，在对战犯的改造过程中，各地公安部门、各野战军管理部门（社会部或者军法处等）的认知水平、施用的政策、采取的手段、取得的效果都有极大的差异性，这是现实存在的。这些管理部门的头头脑脑们，未必都是“王英光”、“贺春年”式的“开明者”、“创造者”，他们中间，绝大部分都是“工作者”。作为看守所的看守人员，他们尽到了他们当尽的职责，“看”而“守”之，不让被管理的战犯做出苏州监狱战犯逃跑那样的大事来，已经尽到了他们的职责，不能强而求之的。然而，对于方靖等人的思想和命运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而和此时已经开始热情高涨地研究起朝鲜战事的杨伯涛、吴绍周等人相比而言，方靖等人的心，仍然在冰封之中，甚至有逐渐加厚的趋势。而杨伯涛等人所在的总政治部解放军官教导大队的大队长马啬和政委杨持生所付出的心血以及创造性的工作，是值得肯定的，就目前笔者所掌握的材料来看，这个教导大队的学员们的觉醒、开化、进步，是较早的，也是效果较好的，至少十人以上，是提前释放或者直接参加工作的。而此时，方靖、张淦等人学习改造道路，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启航。再多说一句，杜聿明此时还在被单独关押，每天要一片安眠药，然后偷偷地塞进棉衣缝内，等候着最后来个痛快的。他，没有参加所谓的系统的抗美援朝研究，不仅他没有，王耀武、邱行湘也没有，《美军战术之研究》一书，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真正研究朝鲜战争的，倒是有两个人，一个是被关押在功德林里的文强，他得出来的结论是志愿军必败，联合国军必胜；另一个是被关押在天津看守所的杜建时，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联合国军败了，本人愿意输掉项上人头。

就在众人的饥肠再次叫起来的时候，晚饭送来了，管理员没有说什么，更没有劝解他们，放下饭菜，便走开了。张淦坐在那里，依旧在教训着他的室友们。而此时，他的阵线已经动摇了，首先是刘嘉树，骂骂咧咧地走到门口，拿起碗筷，说道：“你们不吃，老子吃，就是死了，也不当饿死鬼。”说完，便盛了满满一大碗，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看上去是那么的香甜。张淦怒视着刘嘉树，大骂道：“党国之败类，军人之耻辱也！”

米文和也早已忍不住了，说道：“算球了吧，人家领导已经服软了，再这样熬下去，有球用。”说完，还不忘回头看了方靖一眼，小声说道：“老方，吃罢，咱又没有吃亏，消消气，这点小事，算个球毛衣。”说着，便给自己盛了一碗，又给方靖盛了一碗，方靖没有说话，低头端起了饭碗。

其他几个人一见，当事人方靖已经开始端起饭碗来，也就纷纷过来，盛饭了。而气急败坏的张淦依旧在大叫着：“精诚团结，精诚团结……”

等到张淦终于停止了愤怒，拿起饭碗的时候，盆里早已是空空如也了。张淦看了他的室友们一眼，大骂道：“败类，败类，委员长咋看中你们这些败类了……”骂完之后，倒头蒙被而睡。

刘嘉树打了个饱嗝，拍了拍肚皮，说了声：“委员长的败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