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关纪新] 可以说，18岁到21岁是人生中无比珍贵的时光，每分每秒都价值连城。然而，我却将这段寸金难买的青春岁月，寄托在了遥远的前霍日里。 1968年夏天，我成为了一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从北京来到了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腾克公社的前霍日里大队。 当时，国家正处于极度动荡的时期，即便是我们那个看似“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其行政区划也在不断变更。莫力达瓦旗曾一度划归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管辖。在那个年代，从中央到地方，全国上下都陷入了一种近乎狂热的混乱状态。然而，唯有前霍日里，仿佛超然于尘世之外，很少受到风浪的冲击。 在我们抵达那里之前，内蒙古的运动热潮已经平息，几位队干部虽被定了“罪案”，却依然勤勤恳恳地组织村里的生产生活。尽管气氛略显沉闷，但整体并无太大异样。 前霍日里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达斡尔族村落。直到公元1968年，这里从未有过外族人居住。我们到来时，村民（当时仍被称为社员）们敲锣打鼓，热烈地欢迎我们进村。 我们十几个知青原本被分配到汉族农区，但为了深入山区体验少数民族的生活——骑马、喝鲜奶、探寻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坚决要求“与少数民族群众融为一体”，最终来到了这个半农半牧的前霍日里。也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了对偏远地区少数民族乡野生存状态的鲜活体验与见证。 不到三年后，我应征入伍，离开了莫力达瓦，没能在此地停留太久。然而，这短短的两三年，却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和深远的影响。 前霍日里村坐落在一片宁静而狭长的草甸上，西边倚靠着绵延数百里的大兴安岭余脉，东边七八里外便是水流湍急、碧蓝清澈的嫩江。而即将汇入嫩江的霍日里河，则如同一条银色的缎带，依偎着我们的村庄，昼夜不停地流淌，奏响着自然的乐章。 夏日，草甸上百花盛开，争奇斗艳。那景色，那气息，足以让人沉醉其中。外乡人很难想象这里的草甸竟会如此肥美，水草丰茂得令人惊叹：草长得最高的地方，甚至能将我这个一米七八的个头完全淹没。在村子斜后方，一片开阔的草滩与山岭相接的地方，五棵高耸入云的松树巍然矗立，宛如大自然馈赠给这个小小村落的壮丽徽标。 前霍日里的冬天漫长而凛冽。 农历八月十五，鹅毛大雪便已席卷天地，寒意刺骨；直到阳历五月初，大江才缓缓解冻，懒洋洋地苏醒。我们初到那里的那年，小麦的打场工作尚未结束，夜间温度计已直指零下40摄氏度。 对于我们这群来自北京、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来说，前霍日里，美得酣畅淋漓，冷得也酣畅淋漓！ 达斡尔人的性格同样古朴而豪爽。全村43户人家，大多姓鄂、郭、敖、孟等该民族常见的姓氏。他们世代生活在高纬度地区，越寒冷越显精神。每逢隆冬，他们身着各种野兽皮缝制的皮衣，头戴皮帽，脚蹬皮靴。 当时尚未禁猎，但狩猎用的枪支已被收走，他们对此抱怨道：“这不是怕出事吗？”言语间流露出狩猎传统民族特有的落寞。 村民们用达斡尔独特的生存文化方式，教会了我们几乎一切。 我们的生活是从建造自己的新家开始的。直到现在，我对当地建房所用的特殊材料——塔头，仍记忆犹新。 在那些历经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河流冲刷的沼泽地里，盘根错节的多年生水草根早已结成了厚重绵实的墩状形态，每簇直径约一尺。人们将其切割成尺把长的一块块，运回后晾干，便成了最理想的建房材料。 用它建造的房屋，质轻耐久、冬暖夏凉，即使是人工烧制的砖块也难以匹敌！达斡尔人何时开始用塔头垒房已无从考证，但这无疑是世代生活在东北亚水草地带的民族独具慧眼的智慧结晶。 在他们的生活中，处处可见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的景象。 我们的房屋已经建成，与当地传统的达斡尔民居别无二致：主室内三面都设有火炕，西屋不仅开设南窗，还设有西窗（据说这是阿尔泰语系民族古老神灵观的遗留痕迹）。 烟囱的设计也别具一格，它不像普通房屋那样直接从屋顶伸出，而是从房屋的东西两侧引出，沿地面延伸数尺后，再拔地而起。 我们与达斡尔族的乡亲们共同生活，一同劳作。 队里饲养着成群的牛马，供大家使用。我们也像当地村民一样，嘴边常常谈论着哪匹马温顺，哪匹马暴烈；哪头牛拉车时倔强，哪头牛又拖拖拉拉。 实际上，队里的牛马并非全部用于劳作，这里也不像蒙古族牧区那样以纯粹的畜牧业为主。然而，当一大群牛马在草甸上自由觅食时，达斡尔人心中便会涌起一种满足与骄傲。这无疑与他们传统的经济文化观念息息相关。 你或许想不到，我在那里最惬意的时光是什么。嘿，是独自赶着牛车进山砍柴！ 沿着蜿蜒山道间深深浅浅的车辙，一个人，一头牛，一辆大轱辘车，清晨进山，辛苦劳作几个小时，将砍好的柴禾装满一车。 然后穿过夕阳映照下的桦树林和柞树林，口中哼着歌谣小调，返回山下炊烟袅袅的小村庄。那种感觉简直妙不可言，仿佛自己已经与这片山川大地融为一体，也成了一个淳朴、能干、无忧无虑的达斡尔人。 多年以后，我偶然在一部电视剧中听到两句歌词：“高高的白桦林里，有我的青春在流浪。”瞬间，我的眼眶湿润了。 1998年，我和几位曾经一起下乡的“老插”朋友约定回去看看，然而由于当地洪水泛滥，未能成行。次年，这种回乡的渴望愈发强烈，我们终于踏上了归途。 一切都变了，变得如此陌生。 当年从旗府尼尔基到前霍日里，那条两三米宽的狭窄小路，乘坐牛车需要整整两天的路程，如今我们乘坐旗政府派来的吉普车，沿着宽阔平坦的公路，不到两个小时便顺利抵达。 三十年前，村里尚未通电，每至夜晚，人们只能依靠熏得鼻孔黑乎乎的煤油灯照明；而今，这里不仅电力充足，几乎每家每户也都配备了彩电和洗衣机。 旗领导、乡领导以及乡亲们热情地款待了我们。尽管当初我们并未为当地做出什么值得称道的贡献，却享受了如同英雄凯旋般的礼遇。与多年未见的达斡尔族伙伴们重聚一堂，把酒言欢，无疑是令人无比开心的事情。 我们共同经历过的生产场景一一浮现：割塔头、盖房子、种小麦、收黄豆、打山火、出民工。 还有那些我们始终难以忘怀的村里的人和事——谁干活最卖力，谁家的酸奶最香，哪首歌儿唱得最动听，谁最爱与大家逗乐儿，以及谁家闺女抽烟最凶，这些记忆一时间全都涌上心头。 一个令人颇感意外的现象终于引起了我们的注意：30年前那个仅有百十来人的小村庄，那些曾经与我们年龄相仿或年长一些的熟人，如今健在的已寥寥无几！我们询问的许多人，都已不在人世。 曾几何时，尽管生活艰辛，人们却个个身强体健；如今，大米白面成为日常饮食，羊肉牛肉也不再稀罕，家家户户日渐富裕，但长寿者却不多见，这究竟是何原因？我们仿佛置身于五里雾中，难以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在这个既熟悉又略显陌生的村庄，我们逗留了将近一周。渐渐地，一些新的感受开始浮现。 30多年来，禁猎政策一直在严格执行，加之山林的大量开发，山间的野生动物早已难觅踪迹，家家户户再也见不到昔日达斡尔式的皮服。村民们的服饰已经与中原地区无异。 值得庆幸的是，年轻人的民族母语大多还能说得流利。 如今，用塔头建造房屋的方式已鲜有人采用，大家都认为用砖瓦建房更能彰显富裕的生活。家里购置彩电也具有类似的意义，即便信号不佳的电视无人观看，也要让它整天开着，任由荧光屏上的“雪花”不断闪烁。 昔日草甸上草高没人、充满生机的景象，如今已沦为无人相信的童话。更令人失望的是，草甸上早已不见了曾经成群结队撒欢的牛马。 近年来，黄豆的种植效益持续攀升，因此，像我们过去常吃的稷子米（据称在清朝是进贡给皇上的粮食，去壳后比大米粒小、比小米粒略大，口感干爽香甜且富有嚼劲）便因产量较低而无人种植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心中泛起一丝苦涩。或许，这种被当地淘汰的粮食作物，在地球上也不再有人种植了。 昔日的达斡尔族与许多东北亚民族共同缔造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桦皮文化圈”。桦树皮因其质地精良、柔韧且经久耐用，备受古代东北亚民族的喜爱。 人们根据不同的需求，制作出种类繁多的日用工艺品，从盛放酒类和奶汁的小型随身容器，到古朴舒适的育儿摇篮（即著名的“生下孩子吊起来”的摇篮），不一而足。这些工艺品即便算不上巧夺天工，也足以令人爱不释手。 三十年前，这类物件在前霍日里和莫力达瓦地区可谓随处可见。 此行我们的心愿之一，就是能再寻觅一两件精美的桦皮工艺品作为纪念。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这些物件早已难觅踪迹，甚至连会制作它们的民间手艺人也都销声匿迹了。 多年来萦绕在我们心头的，是达斡尔山乡的大轱辘车（又称“勒勒车”）。这种车曾载着我和许多同龄人的青春，在林间乡野中颠簸前行，也承载着东北亚民族几个世纪以来在崇山峻岭中穿行的记忆。然而，它竟悄然消失了！ 这种消失是彻底的。我们四处寻觅，在村庄、乡镇乃至旗县中苦苦搜寻，最终只找到两辆：一辆陈列在旗博物馆，另一辆停在旗民俗村，同样无法再行驶。 回想30年前，几乎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停着一两辆这样的车，凡是家里有壮劳力的，谁不会亲手打造这种带有工艺技术含量的车子呢？可如今，一切都变了。车没了，那些会制作的工匠也难觅踪影。 三十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民族文化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山水也悄然改换了容颜。 由于种植黄豆的经济效益可观，大片山林被砍伐，取而代之的是黄豆田。花丽哨山，这座离我们村不远的秀丽之地，曾拥有广袤的白桦林。我们特意前往寻访，却发现那片白桦林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地里劳作的外来承包人指着不远处告诉我们，白桦林被砍伐后烧掉了，那些树根不易燃烧，至今还堆在那里。 此次与我们同行的，有一位当年的女知青，她后来有幸游历了世界各地，却始终对花丽哨山的大片白桦林念念不忘。此刻的所见所闻，令她眉头紧锁，忍不住爆出一句粗话。无奈之下，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走近那堆“难以燃烧”的树根，挑选了两块，准备带回北京，作为纪念。 还有那条三十年前碧蓝清澈的嫩江，同样令人难以忘怀。在农活闲暇时，我们常去江中游泳。尽管江水湍急，但只要站在江心踩水，低头仍能清晰地看到自己的脚趾。 然而今日，这条我最早熟悉的大江，已然面目全非。江水不仅浑浊，还散发着刺鼻的气味，被冲刷到岸边的各种化肥和农药包装瓶，正是这异味的源头。为了追忆青春，我们还是硬着头皮跳入江中游泳，但心中却仿佛堵着一块巨石。 此次返乡，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便是即将建成的大水库。几年之后，包括前霍日里村在内的腾克乡多个村落将被几十米深的尼尔基水库所淹没。 政府为此提供了优惠政策，计划将附近几个村子整体搬迁至山上，建设一个全新的腾克镇。镇上将矗立起数百座整齐划一、红砖灰瓦的住宅，等待着库区移民们的入住。 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村里的这些未来移民们似乎对这件事并不热情，甚至可以说，他们的消极态度已经影响到了当前的生活规划。他们选择搁置一切正常的生活安排，只是消极地等待着那个难以称之为喜事的搬迁时刻的到来。 隐隐约约中，我们似乎触及到了达斡尔乡亲们内心深处的想法。我猜想，这些我们相对熟悉的少数民族同胞，当然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越来越好。 然而，对于他们来说，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民族传统文化的依托是不可或缺的，这正是他们内心深处最为珍视的部分。 然而，前霍日里山村所经历的故事，犹如一把只顾经济利益的锄头，曾经属于一个特定民族、承载着从物质到精神层面的独特传统，却在这二三十年的变迁中被轻易地遗弃了。 毋庸置疑，任何民族都渴望实现电气化和现代化，摆脱落后的经济状况势在必行。 然而，若像倒洗澡水时连同孩子一起倒掉那样，在追求生存改善的同时，将曾经支撑和陪伴一个民族千百年的文化氛围彻底废弃，那么不难预见，这将会让这个民族的成员们感到迷茫和无所适从。 30年，达斡尔山乡的村民经历了巨大的文化变迁。他们曾经熟悉、依赖和引以为豪的一切都已消逝无踪，眼前的景象变得陌生而无序。 他们的心中少了温馨，也少了安宁。 或许有人会反驳：发展是压倒一切的任务，难道还有人愿意永远点着煤油灯、赶着勒勒车生活下去吗？这种观点只对了一半。究竟什么是民族，什么才是不同民族幸福的精神家园，或许同样值得我们深思。 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生活的接轨，理应有多重选择和多种路径。仅仅以人们钱袋的厚薄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恐怕是行不通的。 具体到前霍日里村民们过去的物质与精神文化，我认为，也需要以科学的态度、从长远的角度来对待，绝不能将其一股脑儿地抛给历史的尘埃。 达斡尔族与我国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天生热爱饮酒。1968年我们前往前霍日里时，这个特点就已十分突出。 而1999年再次到访时，发现这一特点又被无形中放大了许多倍。饮酒虽让他们的生活水平看似有所提升，但更多的酒却让他们的生存质量直线下降。古往今来，心灵失重的生存状态，往往都与酒为伴，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或许不该提及的是，在我们返乡之前，许多英年早逝的乡亲与朋友，大多是嗜酒的。 在临别前的几天里，我们中的一个人紧紧握住村里一位挚友的手，反复叮嘱：“你可千万别再那样喝酒了，不然，下次我回来，还能去看谁呢！” 一年多后，我们终究还是得到了那位被叮嘱者的消息。逝者比我们年轻，享年仅四十七八岁。 1999年我们前往前霍日里的经历，实在令人唏嘘不已。 今年，距离我们下乡插队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 据说，两三年前尼尔基水库已经蓄水，前霍日里已成为被深水淹没的一个永远不再使用的地名，村中原有的居民也已搬迁至腾克镇定居。 哦，我远在千里之外的达斡尔乡亲们，愿你们都能生活美满，幸福安康。 #说知青,你们当过知青吗?##你有知青生活阅历吗?##历史回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