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到吧？他和粟裕元帅当年是战友

“我是粟裕的朋友”这样一句令人错愕的话，它牵扯出一段尘封二十余年的往事，将两位日后分属两个阵营的高级将领联系在了一起。时光回溯到1927年8月的南昌城。彼时，轰轰烈烈的南昌起义爆发，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端。

年轻的粟裕，当时是叶挺将军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教导总队里的一名普通班长，正满怀革命激情地投入到这场划时代的武装起义之中。而与此同时，区寿年已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十师麾下第七十团的上校团长。

尽管军阶相差悬殊，但在起义的那一刻，他们都汇入了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领导的洪流，枪口一致对准了他们共同认定的反动力量。区寿年所属的第十师，由其舅父蔡廷锴担任师长，也是参与起义的重要部队之一。南昌城头的枪声，是他们短暂的共同战斗经历。

起义之后，部队南下广东途中遭遇重重困难，战局失利。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时任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十师师长的蔡廷锴对起义的前途产生了动摇，最终选择率领其相对完整的第十师（包括区寿年所在的团）在江西会昌附近脱离了起义军主力，转而接受了国民党方面的改编。

当朱德得知蔡廷锴部离开的消息时，曾望着他们远去的方向感叹，意指彼此选择的道路已然不同。自此之后，粟裕跟随朱德、陈毅转战闽粤赣湘边界，最终上了井冈山，成为红军的中坚力量；而区寿年则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队体系内，凭借其才干和其舅父的影响力，步步高升。

二十一年的时光，足以让当年的班长成长为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也让当年的团长成为国民党军的兵团司令。当蓬头垢面的区寿年被押解到粟裕面前时，面对这位昔日的“战友”和眼前的“敌人”，粟裕并没有过多地纠结于过往的恩怨或战场上的胜负。

他下达了一道特殊的指示：将区寿年送往华东军区解放军官教导团学习，并且要按照“投诚将领”的标准来对待。这一安排，远超出了对待普通战俘的规格，其中固然可能包含着对那段南昌城头短暂共事的些许念及，但更重要的，恐怕是基于对区寿年复杂经历和其所代表的十九路军派系特殊性的政治考量。

淞沪战场上，他可是响当当的“铁血师长”

区寿年作为粤系军队的翘楚——十九路军的核心将领之一，区寿年的名字与1932年那场震惊中外的“一·二八”淞沪抗战紧密相连。十九路军，其前身是北伐劲旅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一部分，以英勇善战著称。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悍然向上海闸北的中国驻军发起攻击，蓄意挑起事端。

面对突如其来的侵略，时任京沪卫戍司令长官陈铭枢、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决心奋起抵抗。区寿年当时担任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师长，奉命扼守闸北、吴淞炮台等上海防御体系中的核心要地。面对装备远胜于己、并得到海空火力支援的日军，区寿年亲临前线，与士兵同甘共苦，指挥部队依托简陋的工事，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

在长达三十三天的激烈战斗中，第七十八师官兵伤亡惨重，但阵地始终未被日军轻易突破。尤其在吴淞要塞保卫战中，区寿年指挥部队顽强抵抗，给与日军重大杀伤，有效迟滞了日军从侧翼登陆包抄的企图。

当战事胶着，后方传来南京国民政府方面出于种种考虑（包括期望国际调停、避免战事扩大等）下达的撤退命令时，区寿年当场表示坚决反对。据称他将自己的军帽猛地拍在桌上，厉声说道：“要撤你们撤，我带着弟兄们死守吴淞口，绝不后退！”。

正是因为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包括区寿年师在内的浴血奋战，迫使日军三易主帅，数次增兵，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最终也未能达成其速战速决占领上海的战略目标。这场战役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日士气，也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抵抗侵略的决心。区寿年因此役而声名鹊起，被誉为“铁血师长”，成为家喻户晓的抗日英雄。

即便是后来他兵败被俘，这段为国血战的历史，依然是衡量其功过是非时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对其日后能够获得相对宽大的处理起到了关键作用。

既打鬼子又反老蒋，这立场有点“拧巴”

区寿年作为抗日英雄的声望达到顶峰之时，他的人生轨迹却因卷入一场重大的政治事件而再次发生转折，这一次，他站在了曾经效忠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立面。这便是1933年底爆发的“福建事变”。淞沪抗战后，英勇抗敌的十九路军并未得到国民党中央的应有嘉奖，反而因功高震主以及与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矛盾，被调往福建“剿共”。

与此同时，国民党内部以李济深、陈铭枢为代表的部分反蒋力量也在积极活动。多重因素交织下，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十九路军主要将领，联合国民党内其他反蒋派别及部分中间力量，在福建福州宣告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打出“反蒋抗日”的旗号，试图建立一个新的政权。

作为十九路军的核心将领和蔡廷锴的外甥，区寿年在这场事变中扮演了重要的军事角色。当时，十九路军经过扩编，已拥有五个军的番号，区寿年担任其中一个军（番号或为第四军）的军长。福建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迅速调集其嫡系中央军十余个师，由卫立煌等人指挥，兵分几路向福建进攻，意图一举扑灭这个新生的反叛政权。

区寿年奉命率领其所辖的四个师，在闽北的古田、延平（今南平）一线布防，承担起阻击北路中央军进攻的重要任务。面对装备精良、兵力占优的中央军，区寿年指挥部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尽管双方同属“国军”序列，但此刻已是兵戎相见。

区寿年部的奋力阻击，虽然未能从根本上扭转福建政权军事上的劣势，但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中央军的推进速度，为福建事变的核心领导人物如陈铭枢、李济深等人最终能够安全撤离，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福建事变本身存在诸多先天不足，如内部意见不一、未能有效联合共产党及其他反蒋力量、缺乏稳固的经济和群众基础等，最终仅坚持了五十余天便宣告失败。十九路军被蒋介石强制解散改编，其高级将领或流亡海外，或被削去兵权。区寿年也因此次事变而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蛰伏。

高墙之内，昔日将军咋就“想通了”？

豫东战役兵败被俘后，区寿年的人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在战犯管理所接受学习和改造。在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保存着大量关于国民党高级战俘改造情况的档案，其中关于区寿年的记录颇具戏剧性。

与一些思想上比较顽固、对改造持有抵触情绪的战俘，例如坚持要写《北平反省》（暗示北平和平解放是被迫）的杜聿明等人相比，区寿年的态度显得异常积极和主动。他不仅认真参加学习，还主动提笔撰写了《我的军阀思想改造》等反思材料，深刻剖析自己过去的错误。

根据管理所的记录，区寿年常常对同监的“狱友”们说：“抗日的时候，我确实是杀了日本鬼子，那是为国尽忠。但是后来打内战，尤其是和红军打仗的时候，手上也沾了不少革命同志的血，这是罪过，现在进行赎罪是理所应当的。” 这种坦诚认罪、积极改造的态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周围的人。

据说在一次学习讨论会上，当谈到过去的战争经历时，区寿年指着毛泽东的军事著作《论持久战》，对旁边以“战术呆板”著称的黄维感慨道：“要是当年我们能早点读到这本书，搞明白持久战的道理，恐怕淞沪会战就能少牺牲好几万弟兄啊！”他的这种能够结合自身惨痛经历来批判旧军队、反思旧思想的表现，得到了管理所工作人员的肯定。

背后有人？原来是他那位名将舅舅出手了

区寿年之所以能够成为第一批被特赦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除了他自身的抗战功绩、复杂的政治背景以及在改造期间的良好表现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他的舅舅、著名抗日将领蔡廷锴的积极斡旋。

此时的蔡廷锴，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率部脱离南昌起义队伍的军长，也不是福建事变的发起者之一，而是作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在新中国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得知外甥区寿年被俘后，蔡廷锴心急如焚。

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影响力，多次向中共中央统战部等相关部门反映情况，为区寿年进行申诉和担保。他反复强调：“寿年虽然在解放战争中走错了路，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但他本质不坏。

当得知区寿年在战犯管理所中主动揭发国民党军队内部贪腐、走私军火等内幕情况时，蔡廷锴激动得热泪盈眶，对身边的秘书说：“这孩子，总算没有彻底糊涂，还记得自己是十九路军出来的人，没有辱没我们十九路军当年抗日的名声！”正是这种特殊的亲情网络，加上蔡廷锴作为爱国将领和新政权合作者的特殊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区寿年的特赦进程。

经过大约两年的学习和改造，鉴于区寿年的历史贡献、改造表现以及各方面因素，他获得了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回到广州后，他的人生开启了新的篇章。1951年，他被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华南临时工作委员会吸纳，担任了宣传委员会委员。

1954年，他又被推选为广州市第一届政协委员，并在次年（1955年）当选为广州市政协常务委员。1957年1月15日，区寿年因长期患有的胃溃疡救治无效，在广州病逝，终年60岁。

参考资料：[1]陈兴.粟裕将军军事谋略艺术纪事(之十五)──睢杞巧布兵　活捉区寿年[J].党史文汇,1997,0(7):37-3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