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吃饱，乞讨不能成习惯
父亲重返南京的消息很快传开了。父亲在北京期间，住在中南海，受到毛主席给予的殊荣与关怀，这些事仿佛在江苏政军各界早就家喻户晓了。所以，父亲回到南京后，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夹道欢迎。每到一个地方，市民们为了看他一眼，经常挤得连公共汽车都开不动了。这其中，尤以各处军营和工厂对父亲的欢迎最为热烈！
实际上，社会上“倒许”的人倒了半天，“保许”的人也保了半天，但他们中很多人连许世友长什么样子也没见过，所以都想亲眼看一看。一看，是脚下穿着一双“布草鞋”的矮胖老头。父亲身高1.66米，几乎是一辈子身着军装，无论冬夏春秋，脚下大多是用布条编的“草鞋”！父亲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大会堂、工厂、农村和部队，他脚下基本上都是那双鞋，那双鞋成为他的特殊标志。
每当人潮推拥、万头攒动时，警卫人员总会担心父亲的安全，父亲却非常高兴。无论视察工厂、学校、机关还是部队，都不准警卫人员阻挡群众，谁愿意上前都行！
父亲到了下面各个单位，免不了讲几句话，做些“指示”。但工作人员写给他的稿，他总是念几句就撇开，之后就“以我为主”地尽情说话。不过，一旦有报纸要发表他的讲话，父亲就会把那份准备好的讲稿给他们，并且严肃交代“以它为准”。
记得有一次，父亲在一家工厂讲道：“工人阶级是社会的主人，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大家要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建设我们的国家！过去，有些人要打倒我、抄我的家，甚至想要我的命，我都不计较。但是现在，不管是保我的人还是反我的人，都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抓革命、促生产！工厂绝对不能停产。假如有人再胡闹，继续搞派性，我就把他抓起来。如果有人以‘革命’的名义破坏生产、破坏设备，告诉你，我不光要把你抓起来，还要判刑、枪毙！”
父亲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出席什么活动，最喜欢穿自己打的“布草鞋”
父亲讲到严肃处，真的是声色俱厉，很吓人。
可能“文革”动乱以来，人们从未听到哪个“当权派”敢这样直来直去地讲硬话，台下的人们全部听呆了。之后，一部分人垂头丧气，更多人则是高声欢呼、疯狂鼓掌！
我后来看见有些关于父亲的书，上面写着父亲在什么文件上批示“谁再造反，先杀后报”之类，我在这里必须澄清，这是胡编讹传、捕风捉影，父亲没有说过那样的话。
的确，父亲坚决反对动乱，主张稳定，而且对各种各样的造反派极为反感，但他并没有因为个人深受造反派之苦，而以感情代替政策。他坚定地表现出治动乱、求稳定、发展生产力的鲜明态度，实施了许多有力措施，在当时的南京和江苏其他各地，影响与作用都是相当大的。
经过一番艰苦深入的工作，造反成性的头头们不敢公开闹腾了，武斗风也煞住了，社会秩序趋向正常，南京市乃至江苏省渐渐出现了相对安定的局面。
父亲的出身与经历使他深知民间疾苦，他同老百姓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血肉联系。父亲后来虽然职务高了、地位变了，但和民间底层那种天然的联系不仅没有割断，反而成了他竭诚尽心于国计民生的原动力。
担任省革委会主任之后，父亲经常下乡视察，以至南京周边一些村庄的老乡们都记住他的车牌号了。每次父亲的车一路过村口，好些小孩子就对着车敬礼、拍手，抢着叫：“许司令好！许司令你好……”
我时常跟着父亲下乡。有一次，我抓了几把糖果放在军用小挎包里，到了村头，就分给那些欢呼的孩子们。这事儿不光得到糖果的农村孩子们开心，更高兴的是父亲，他竟然大大地表扬了我一回，说我“想得周到，很懂事理”。受到表扬的我当然也开心，从那天起带糖果就成了惯例。每次下乡，父亲只要看我跟着，都要提醒我：“多带些糖果啊！你带上没？”逼得我后来不得不经常跑到鼓楼百货商场，用自己的钱给农村小孩儿买糖果，有时一买就是5斤，这在当时是我很大的一笔开销。
父亲还喜欢到老乡家里坐坐，对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会问：“快过年了，家里有没有苞米啊？割了几斤肉？娃儿们有没有新衣服穿……”我记得当时农村条件很差，老乡家的最年长者坐一把椅子，父亲坐另一把椅子，其他人，无论男女老幼都站着或者蹲着。只要父亲到了哪一家，哪一家屋里屋外就会被乡亲们围好几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聊得十分开心！
有一次在行车路上，遇见两个讨饭的。父亲立刻令司机停车，他下车后亲自走到讨饭者面前，问他们是哪里人、为何出来讨饭。两个讨饭者，家乡在淮阴地区的农村。第二天，父亲就安排，亲自视察淮阴。
到了淮阴地委，父亲就对当地领导讲：你们要安排好群众生活啊，从抓生产入手，不要让社员穷得没饭吃，更不能拖儿带女出去讨饭……
没想到，那位领导非但不觉得自己有责任，反而解释说：苏北老百姓历来有外出讨饭的习惯。
父亲一听这话就火了：你怎么没有这个习惯？你去讨饭我看看！父亲把他狠批了一顿。
父亲最后说：古话说，饱暖生骨肉，饥寒起盗心。老百姓没有饭吃就会闹事，就会影响社会治安。再说，百姓寒苦，政府责任何在？
这一路上，父亲每到一地，都从上到下视察各级政府部门，一直看到那里的乡村和大队，并再三告诉相关干部：丰产要丰收，不要浪费一粒粮食。有粮无钱好办，有钱无粮不行！如果农业搞不好，农民没饭吃，我看他早晚要用锄头挖你祖坟！
今天看来，父亲是把粮食当产品而不仅仅是商品。而在当时，他是诚心诚意替老百姓着想，想的就是让所有百姓都能解决温饱问题。
在下乡视察中，父亲发现苏北有的农村缺吃少穿，长年靠政府救济，原因是“一大二公”的公社所有制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父亲看出来了原因，但事关国策，他根本解决不了。但农民种些自留地，养些鸡鸭，从事家庭副业，中央并没有统一规定，所以可以鼓励当地农民搞起来。父亲认为，这是他职权范围内的事情，应当搞好，也必须搞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政府部门要尽可能改善农村生产状况，为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多开几条路子。
父亲在农村
父亲的司机探亲回来讲，东台革委会规定每家只准养一只鸡，如果有第二只，就要割“资本主义尾巴”。
父亲听了很生气，说：“马列的书上没写不让农民养鸡，也没写不让他们种自留地和搞家庭副业。党的政策很明白，就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养个鸡就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是养个猪、养个牛怎么办？这纯粹是教条主义嘛！”
父亲立刻决定召开全省县以上干部会议，专门就发展农村生产生活开展讨论，统一各级领导的认识。
在会上，父亲点名批评了东台革委会的做法，大讲农村家庭副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强调，要让社员养鸡、养鸭。他说：“如果农村百姓过年连个蛋都吃不上，城市还有蛋吃吗？这算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鸡屁股就是社员自家的‘小银行’，一家的零花钱，一家的油盐酱醋，全靠几个鸡蛋去换！我就不相信养几只鸡就能变成资本主义了。”
这次会议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各级干部头脑里的条条框框，江苏省农村的家庭副业很快搞了上去，农货市场繁荣起来，物价也稳定了。全省的副食品不仅能够自给自足，还能销往全国各地。
豫剧《七品芝麻官》里有句台词：“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句台词用在父亲身上，应当说是恰如其分。
早在三年困难时期，父亲视察上海警备区，没打招呼，自己去看望“南京路上好八连”，而且不进连部荣誉室等处，径直来到伙房，看当天的战士伙食。他看见伙房是用“增量法”蒸出来的开花米饭，看见菜无荤腥、清汤寡水，立刻询问匆匆赶来的连长：这样的伙食，战士能吃饱吗？
连长犹豫一下说：还可以。
父亲生气道：你讲假话，我看战士根本吃不饱。
连长无奈，吞吞吐吐地报告：粮食定量不够，菜金也少……
连队吹响开饭哨了。父亲走进食堂，一桌一桌地问过去：“你们吃得饱吗？”
“吃得饱！”每桌战士都这样大声回答。
父亲心痛地大声说道：“不，你们没吃饱！你们可以骗我，但绝不可以骗自己的肚子啊！”
那一天，父亲和“好八连”战士们一起吃了顿午饭，吃得好几个战士掉下泪来……
父亲回去就指示上海警备区领导：立刻在郊区给八连划出一块菜地，再建个养猪场，让八连干部战士自力更生，解决副食补助问题。至于其他部队，他再想办法。
这个决定很快使连队伙食有了明显改善。
1985年3月11日，父亲到上海看病，被诊断出不治之症。这时离他去世还有半年，但是父亲执意要到“好八连”再去看看。
到了八连后，见到新一代的干部战士，父亲非常高兴，兴致勃勃地给官兵们讲光荣传统，最后还和官兵们一起合影留念。那天，父亲主动提出来：照相，照相！连队有干部家属没有？要有，叫你们老婆孩子一块来，大家一起照！这才像个家嘛……
父亲与“南京路上好八连”合影
这是父亲生前看望的最后一个连队。当时八连的官兵，无人知道父亲已经身患绝症，他其实是来做临终告别的。
离开营门时，父亲留下这样一句话：好八连，将来一定要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