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百余年来,他一直是众多学人研究的对象,但是对他的评价却始终充满争议,难求统一。
那么,曾国藩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为何说他肇建的湘淮系军阀的鼻祖?

曾国藩,生于湖南湘乡白杨坪。原名叫子城,中进士后改名“国藩”。
别看曾国藩优秀,其实他的父亲曾麟书屡试不中,无奈之下便开馆授徒,让幼年的曾国藩跟着在塾中读五经。
14岁开始,曾国藩走上了应试之路。曾国藩也不是那种天生具有禀赋的人,但贵在努力、敢于坚持,因此,最后在应试之路上获得成功。
道光十三年,终于考取秀才。一年后,进入岳麓书院学习,又在湖南乡试中考取举人,便前往北京城参加会试和恩科会试,都同样名落孙山。

但曾国藩并没有放弃,继续备考,终于在道光十八年考中,后来被道光帝提拔,他作为庶吉士,入翰林院深造,接着又提拔为秩从七品。此后,曾国藩仕途一路畅顺。
曾国藩在京为官,十年之中七次升官,共升十级。一方面是由于曾国藩的兢兢业业、吃苦能干,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满族权臣穆彰阿的栽培提拔。
在京官时期,曾国藩标榜“内圣外王”之学,立志要成为一代圣贤,要做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
他追随唐鉴、倭仁、吴廷栋等人讲习理学、修身养性,在士林中颇有名气。
道光帝对其十分信任,屡加重任。正因如此,曾国藩对他屡怀“感恩”“知遇”之心,以后他为大清死忠效命也就成为必然了。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在广西爆发,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
为了平定起义,挽救清王朝的命运,以曾国藩为代表的理学士人纷纷投笔从戎,积极参与平定太平天国的活动。
于是,曾国藩组织湘军进行武力平定;另一方面打出“卫道” 的旗帜,呼吁振兴孔孟程朱之学,以对抗太平天国的“异端邪说”,恢复被起义打乱的封建秩序。
后来,洪秀全领导的起义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爆发。太平军一再击败清军,夺取了大片土地,清统治摇摇欲坠。
为了挽回败局,清廷发布诏谕,令各省举办团练,平定太平军。

咸丰二年,咸丰下旨让曾国藩协助湖南巡抚团练。他对此十分犹豫,既想借此一展身手、建功立业,又担心居丧期间出面参战会被时人抨击。但不久太平军西征军攻占武汉,战祸蔓延至湖南,加之好友郭嵩焘和父亲曾麟书的劝说,曾国藩决定前往长沙办理团练。
曾国藩到任后,认为当务之急是迅速平息造反民众。曾国藩实行“就地正法”的严刑以杀一儆百的方式,震慑任何敢于反抗统治的民众。
然而,此时清军用于与太平军作战的八旗、绿营等官军军纪涣散,战斗力低下,完全无法抵抗太平军的进攻。
曾国藩曾尝试对湖南绿营兵进行改造,为此特别提拔选用了会打仗的低级将官塔齐布。但绿营兵害怕辛苦,不肯训练,对此曾国藩想进行处罚,但湖南的地方官员们也对曾国藩处处掣肘,他在长沙难以立足,于是前往衡州,打算在那里另起炉灶,编练一支真正能听其指挥、效命打仗的新式军队。这便是湘军。

在素质方面,曾国藩明确要求,选入的兵丁,要保留了乡民固有的诚实和勇敢,未曾沾染军营浮华的习气,因而比较容易训练。
在编制方面,乡民属于没有编制的队伍,他比较好管理。
在训练和风纪上,曾国藩仿明代骁将戚继光的训练法,每日操练各种阵法、技击。国藩希望打造一支纪律严明、不扰百姓的队伍。然而,湘军在这一点上最后做得并不好,留下了劫掠百姓的污点和罪名。
在用人方面,曾国藩选择营官非常慎重。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
在粮饷方面,曾国藩也是多番谋划。
在军中关系方面,湘军每一营内都是同县人,且各营人又都是湖南人,他们之间有同乡、同里、同族的关系,所以能齐心作战。而且还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

咸丰三年,湘军赴江西救援南昌,主动向太平军发起攻击,虽然被打得伤亡惨重,但湘军拼死不退,展示了远强于八旗、绿营的战斗力。此战极大增强了曾国藩的信心,从此更加用心扩军、练军,增强湘军力量。
在此期间,战局几度紧张,朝廷一再催促曾国藩出兵。但曾国藩非常慎重,认为湘军必须彻底整训完毕方可出击。为此他甚至坐视友军败亡而不顾。
最后咸丰皇帝忍不住试问他:“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
对此,曾国藩郑重地回答:我必等到船炮造齐才能出兵。目前饷乏兵单,谁能担保有什么成效?从此事也可以看出曾国藩谨慎、稳重行事风格。

不久,战况再度恶化,很快,湘军便与太平军交上了手,双方各有胜负。在湘潭,湘军击败了太平军,取得大捷。但在靖港,曾国藩亲率的水陆各营却遭到大败。
曾国藩对湘军进行了整顿后,很快使湘军恢复了战斗力,重新向太平军发起攻势。
咸丰四年,太平军被湘军从武汉逐出。太平军连续失利,并没有就此罢休。后来,太平军转败为胜,重新掌握了主动权,随即开始了反攻。

咸丰五年,太平军第三次占领武汉,再次控制了湖北大片土地,又分兵攻江西各地,江西全省动荡不安。
为了打出一条出路,曾国藩派罗泽南回援武昌,会合湖北巡抚胡林翼的队伍去反攻。罗泽南想着尽快将武汉攻下来,日夜在战场一线督战,结果被击中,重伤而死。这时,无疑是曾国藩大有山穷水尽之势。
然而,曾国藩并未放弃,咬牙励志。后来,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也从家中出来,招募了一支两万人的队伍前来救援,成立“吉字营”,攻吉安。这支部队后来成了曾国藩倚仗的嫡系,是湘军中最强悍、凶残的一部。至此,湘军才大有起色。
咸丰七年,曾国藩收到父亲死去的噩耗,立刻就率曾国华、曾国荃回籍奔丧。曾国藩就此在家住了一年多。

咸丰八年,曾国藩接到谕旨,率湘军应战石达开。重回官场,曾国藩汲取以往教训,圆滑地处理与各方的关系,如对他一直肆口攻讦的左宗棠,他也表示“甘拜下风”。
此番再次出战,曾国藩仍坚持早年确立的控制天京上游,再围攻天京的战略方针。
然而,太平军后期的将领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在三河镇击毙湘军悍将李续宾、曾国藩六弟曾国华,全歼湘军精锐六千人,再次给了湘军沉重打击。痛失爱将和兄弟,曾国藩只有忍着悲痛,继续与太平军鏖战。
咸丰九年,曾国荃部占领景德镇,江西太平军被全部肃清。这成为曾国藩此后取得成功的又一个转折点。
咸丰十年,太平军围困天京数年之久后,李秀成和陈玉成率太平军进军苏南、浙江。江南大营也因此彻底崩溃,标志着清廷在南方直接控制的绿营已基本瓦解。

此后,曾国藩与胡林翼制定了分进合击计划。不久,安庆完全被清军合围。
曾国藩加紧围攻安庆。咸丰十一年安庆终被攻下。这一时期,紫禁城的局势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咸丰帝在热河去世,慈禧太后和奕訢杀死了咸丰帝生前安排的肃顺等顾命大臣,夺取了政权,改年号“同治”。
同治朝一改咸丰帝苛刻寡恩的做法,先后赏曾国藩加太子少保衔、协办大学士,曾国荃也受封布政使衔,曾国藩至此更得以放手平定太平军。
同治三年,淮军从太平军手中攻夺了整个苏南,使太平军的东部疆域极大缩小。淮军也在战斗中发展壮大,成了与湘军并立的又一支武装。
当然,淮军崛起难免对湘军的利益造成冲突。左宗棠攻克杭州,基本扫平浙江。至此天京城内的太平军彻底成为瓮中之鳖。

后来,天王洪秀全在万般绝望中病逝。随后,湘军炸开太平门附近城墙,蜂拥入城,与太平军展开惨烈的巷战。李秀成掩护幼天王突围出城后,与幼天王失散,在方山被捕。幼天王等随后也在江西被俘,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此失败。
天京既克,曾国藩立刻向北京发红旗报捷,清廷动容相庆。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立此大功,受到清政府丰厚懋赏。即便在此殊荣面前,曾国藩也没有得意忘形,他十分清醒,知道此时恰恰是危险的时候。
于是,曾国藩自削兵权,并开始努力恢复江南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恢复民众正常生活。为刺激经济文化的恢复和繁荣,他还带头游览南京秦淮烟花之地。这一系列举措极大提升了曾国藩的威望。

同治四年,曾国藩又奉命攻剿捻军。但这一次却被他视为平生的一件遗憾。
早在咸丰二年,捻军各部公推张乐行为盟主,统一行动、作战,并成为太平军的忠实同盟军。天京陷落后,太平军残部与捻军继续合作抗敌,在高楼寨一战中一举击毙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率领的清廷嫡系部队,给清军以沉重打击。所以,急召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平捻”。
经过精心准备,曾国藩正式展开“平捻”作战。但是,“平捻”的困难程度依然远超想象。由于战线拖得太长,各部很难协同,无法对捻军进行有效的合围,捻军可以轻易突破包围而去。
湘军、淮军长于南方水陆战斗,对北方平原地区的骑兵作战不熟悉,其骑兵部队无法与捻军骑兵相抗衡。

经过一段时间的苦战,曾国藩见分区进剿和骑兵追歼的方法皆难在短期内奏效,于是改变战术,采取“河防”之策,即利用自然河道限制捻军的活动。
但是捻军依然破坏了曾国藩的防堵计划,突围而去。这无疑是对曾国藩的沉重打击。“平捻”军事行动一再受挫,同治下旨,令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本任,改以李鸿章为钦差大臣专事“平捻”。
曾国藩不得不无比遗憾地离开了。但他依然全力支持李鸿章的作战行动,在后勤上全力以赴地进行保障。
李鸿章继续坚定执行曾国藩的战法,稳扎稳打,最终获得了成功,分别剿杀了东、西两支捻军。曾国藩虽再次受到朝廷封赏。但始终将“平捻”战事视为自己平生的一件憾事。

在曾国藩的身上,体现了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复杂性。他肇建的湘淮系成为近代军阀的鼻祖,他力图通过洋务新政来为清王朝续命,并使汉族官僚崛起于清朝政坛,但曾国藩虽然一只脚迈进了近代化的进程,但他终究是个旧士大夫,只能被埋葬在封建王朝的暮气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