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是红军成立的第二个方面军，红一方面军因为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致使红一方面军在长征初期损失惨重，红四方面军后成为红军人员编制最多的一个方面军。

至1936年三大方面军会师时，红四方面军共编有红4、5、9、30、31军，其中红5军是原红一方面军第5军团，懋功会师后划属红四方面军。红4、9军各编有四个师，除了各有三个数字师，还分别编有独立师、教导师。

红5军编有三个师，红30、31军则各编有两个师，此外红四方面军总部直辖一个方面军骑兵师，因而此时红四方面军共编有16个师，这16个师的时任师长分别为：

红4军第10师师长余家寿、红4军第11师师长周仕元（周时源）、红4军第12师师长张贤约、红4军独立师师长徐应忠。

红5军第13师师长李连祥、红5军第14师师长吴代朝、红5军第15师师长郭锡山。

红9军第25师师长王海清、红9军第26师师长刘理运、红9军第27师师长陈家柱、红9军教导师师长张道庸（陶勇）。

红30军第88师师长熊厚发、红30军第89师师长邵烈坤。

红31军第91师师长徐深吉、红31军第93师师长柴鸿儒。

红四方面军骑兵师师长董俊彦。

三大方面军会师后不久，红四方面军总部奉命率领红5、9、30军及骑兵师先行西渡黄河，以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不久国民党军关麟征部隔断了河东红军增援河西红军的通道，同年11月西渡黄河的3个军合编为西路军。西路军在西征作战中损失惨重，红5、9、30军的师长大多在西征中牺牲。

红5军是牺牲最为惨重的一个军，几乎全军覆没，三个师长，两位牺牲，一位叛变。红13师师长李连祥曾参加宁都起义，1936年底在西征中的山丹暗门滩战斗中壮烈牺牲。红14师师长吴代朝亦在西征中牺牲。

红15师师长郭锡山在西征中叛逃投靠了马家军，后马家军在利用完他后，觉得他没啥价值，便将其处决。

红9军亦是损失惨重，仅古浪战役一战便伤亡了三分之一，红25师师长王海清就是在此场战役中牺牲的，红26师师长刘理运在二十里铺战斗中身负重伤，不久因伤重不治而壮烈牺牲。红27师师长陈家柱在梨园口战斗中壮烈牺牲。

红30军是西路军三个军中损失最小的一个军，但情况也仅仅比其他两个军好一点点。红88师师长熊厚发当时还担任红30军副军长，在战斗中熊厚发负了伤，因行动不便，便主动要求留下来在祁连山打游击，不久在与敌战斗中牺牲。

红89师师长邵烈坤在梨园口阻击战中被俘，后英勇就义；而骑兵师长董俊彦在1937年初奉命率部驰援坚守高台县城的红5军，在与敌作战中壮烈牺牲。

红四方面军留在河东的两个军后来被编入援西军，其中红4军第10师师长余家寿后来被安排在抗大学习，在后来“批张”中，余家寿被关了一阵子，放出来后，选择了离队回到了大别山地区。

原本是打算投奔留在大别山地区的红军，但余家寿一直没找到，便只能回到老家务农，因为有了之前擅自离队的行为，余家寿后面也没敢重新归队，就一直留在老家务农，后来还曾担任过生产队长。红4军独立师师长徐应忠在抵达陕北之后的情况不详。

红31军第93师师长柴鸿儒在三大方面军会师后不久，奉命指挥红93师在会宁县慢牛坡阻击敌25师，在指挥战斗的过程中不幸中弹牺牲。

红4军第11师师长周时源、红4军第12师师长张贤约、红9军教导师师长陶勇、红31军第91师师长徐深吉四位师长则均参加了1955年大授衔，其中周时源仅授大校，其余三位均授中将。

周时源之所以发展不如其他三位师长，主要是因为在抗战时期犯了错误影响了之后的发展，建国后曾任福安军分区司令员，1955年授大校，1964年时任第28军副军长的周时源晋升为少将。

张贤约建国后先后担任西北军区后勤部部长、总后勤部副部长，1955年授中将；徐深吉建国后先后担任华北军区副参谋长、空军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授中将。

陶勇在西征失败后，曾在祁连山打了一段时间的游击，后不幸被俘，经过上级积极营救于1937年回到延安，建国后曾任东海舰队首任司令员，后又先后任海军副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授海军中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