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的面积为489万平方公里，而金朝的面积361万平方公里，辽朝的面积大于金朝的面积，金朝未能完全继承辽朝在漠北（今蒙古高原及周边地区）的版图。

金朝灭辽后，逐步将重心转向中原地区，尤其是迁都中都（今北京）后，对漠北草原的关注度下降。其统治体系更适应农耕地区的汉制，而对草原游牧社会的治理经验不足。

辽朝实行南北面官制，分治汉人和草原部族，而金朝未有效继承这一制度。金朝在草原地区沿用猛安谋克制（军事化部落管理），但对游牧民族的灵活性和传统联盟关系重视不足，导致漠北部族离心。

西夏与高丽的趁势扩张，金朝与辽朝交战时，西夏趁机占据前套平原（今内蒙古河套地区），削弱了金朝对漠南的控制。

高丽则蚕食东北边境，迫使金朝分兵应对。

蒙古诸部的崛起，金朝中后期，蒙古高原的塔塔儿部、汪古部等逐渐强大，尤其是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持续南侵金朝，导致金朝在漠北的势力范围被压缩，最终失去对草原的实际控制。

辽金对草原治理理念不一样

金朝以女真族为核心，原为渔猎民族，后逐渐汉化并转向农耕经济。而漠北草原以游牧经济为主，金朝未能像辽朝那样通过灵活的政策（赋税减免、部族联盟）维系草原部族的忠诚。

漠北地域辽阔，金朝在后勤补给和军事驻防上面临极大压力。相比之下，辽朝通过设立“捺钵”（移动行宫）制度与草原部族保持密切联系，而金朝缺乏此类适应性措施。

金宣宗时期为躲避蒙古威胁迁都汴京（今开封），进一步放弃了对北方草原的军事投入，导致漠北地区彻底脱离控制。

金朝对契丹、蒙古等部族采取高压政策（如强制迁徙、征发兵役），激化了矛盾。契丹人在蒙古崛起后大量投奔成吉思汗，削弱了金朝的边疆防御。

金朝未能继承辽朝在漠北的版图，本质上是其统治模式与草原社会脱节、外部强敌崛起及内部战略失误的结果。相比之下，辽朝通过“因俗而治”的策略有效整合了草原与农耕地区，而金朝则因过度依赖中原治理体系，最终失去对漠北的控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