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维度看，"扶老困局"折射的社会信任危机始终未能有效解决。就现实情况而言，山东临沂王先生遭遇的典型案例显示，即便有行车记录仪和手机录像双重证据，仍需民警介入才能自证清白，这种维权成本显然超出正常社会预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提出的敲诈勒索罪适用建议，确实为制度突破提供了可行方向。

未来可能需要构建更完善的三重保障机制：首先在法律层面确立诬告反坐原则，参考新加坡《反骚扰法》对虚假指控设立分级惩处制度；其次建立紧急救助免责条款，如天津市实施的《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中"救助人无重大过失不担责"条款；最后应推行社会救助保险，通过第三方机构承担潜在纠纷调解成本。

值得警惕的是，此事暴露的深层次矛盾在于社会道德成本转嫁机制缺失。数据显示，每10起扶老事件中就有3起涉及纠纷，但仅有不足5%的诬告者受到治安处罚。这种失范状态若持续，将导致"理性冷漠"逐渐取代传统美德。当救人者需要专业取证才能自保时，本质上已经消解了善意的自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