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湘的“大后方”蓝图与抗战西迁

1937年秋，随着淞沪地区战火燃起，中国东部沿海精华地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战争威胁。在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一项大规模的战略转移计划开始酝酿并实施，目标是将维系国家工业命脉的工厂、设备和技术人员迁往相对安全的内陆地区。四川盆地，凭借其独特的地理屏障和战略纵深，成为了承接这一历史性转移的首选之地。

时任四川省主席的刘湘，在此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尽管他出身行伍，且其早年推行的“防区制”在历史上存在争议，但在民族大义面前，他展现出了建设战略大后方的决心与行动力。据其军事秘书李铁夫后来记述，刘湘的办公室里长期悬挂着一幅他亲自参与绘制的《长江航运图》。

长江，尤其是三峡航段，水流湍急，暗礁密布，大型工业设备的运输极为困难且风险巨大。为了确保这些宝贵的工业“火种”能够安全抵达，刘湘动用其在四川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与当时主导长江航运的民生实业公司进行协调。民生公司在其主持下，克服万难，调集了大量船只投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抢运工作中。

为了保障运输过程的绝对安全和码头秩序，尤其是在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这样的关键转运节点，防止可能出现的混乱甚至破坏活动，刘湘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军事部署：将他麾下一支刚刚完成换装、配备了新式德制火炮的精锐炮兵旅调往当地，负责维持秩序和警戒任务。

实际上，刘湘对于四川的现代化建设早有规划。早在1933年，他就提出了旨在发展地方经济、改善基础设施的“建设新四川”构想。抗战爆发后，这一构想迅速与国家战略需求相结合。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除了全力支持工业内迁，他还大力推动了省内基础设施建设。其中，连接川渝两大核心城市的成渝公路建设尤为突出。

在他的强力督促和有效组织下，这条对战时运输至关重要的陆路通道克服了资金、技术和地形等多重困难，最终比原定计划提前了八个月竣工通车。这条公路的提前建成，其意义远不止于交通本身。它使得位于重庆的兵工企业，如生产捷克式轻机枪的第21兵工厂（原金陵兵工厂迁川部分），能够将其生产的武器装备，通过公路转运，更迅速地送往华北等急需武器的抗日前线。

江上“狡兔”与江边“土法”：迁徙中的智慧与坚韧

日军为了摧毁中国的战争潜力，对长江航线实施了频繁的空中打击，使得工厂和设备的运输过程险象环生。上海大鑫钢铁厂作为一家重要的钢铁企业，总经理余名钰深知这些设备的价值以及运输途中可能遭遇的巨大风险。为了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确保核心设备不至于在一次袭击中全军覆没，他制定并执行了一个审慎的分散运输策略。在组织技术骨干护送设备溯江而上时，他没有将所有关键部件集中在一条或少数几条船上，而是有意识地将高炉等核心设备的关键组件拆分开来，分别装载到三条不同的船只上。

当运输船队不幸遭遇日军飞机的轰炸时，虽然有部分船只受损或沉没，但由于核心设备被分散装载，最重要的炼钢设备部件得以幸存，为工厂在重庆重建并迅速恢复生产保留了根基。抵达重庆后，余名钰和他的技术团队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利用四川当地的资源进行生产？他们注意到四川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但其特性可能与上海使用的煤种不同。

为此，他们积极展开技术攻关，研究如何利用当地煤炭改进原有的冶炼工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取得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技术突破——成功研发出一种性能优良的新型锰钢装甲板。这种锰钢装甲板具有较高的强度和韧性，特别适合用于制造防护装备以应对山地作战的需求。

这项成果很快被应用于实际，大量用于加固在艰险的滇缅公路上执行运输任务的车辆，显著提升了车辆的防护能力，为保障这条维系中国抗战的国际补给线的畅通，以及支援中国远征军在印缅战场的作战，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与大鑫钢铁厂依靠精密策略和技术革新不同，中央电工器材厂的西迁和建设则展现了另一种因地制宜、艰苦奋斗的智慧。该厂厂长恽震是一位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工程学位的归国专家。面对战时后方物资极端匮乏，特别是钢筋、水泥等现代建筑材料严重短缺的困境，恽震和他的团队需要为工厂寻找可靠的电力来源。

他们决定利用当地的水力资源，在綦江边自行建设一座水电站。在缺乏常规建材的情况下，恽震带领工人们，充分利用当地易于获取的自然资源——竹子。他们砍伐了大量的竹子，通过传统的编织工艺，将其制作成巨大的竹篾围堰，用来拦截江水，形成建设水电站所需的水头落差。

最终建成的水电站，成为了整个西南地区的首座水力发电设施，其建成发电的时间，竟然比原计划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设计方案提前了整整半年。这座水电站的及时投产，为战时首都重庆以及周边迁川工厂提供了宝贵的电力支持，成为了支撑后方工业运转的重要能源基础。

三线建设的“铝业明珠”与技术拓荒

时光荏苒，二十余年过去，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再次发生深刻变化。进入1960年代，面对日趋紧张的国际形势和潜在的战争威胁，国家为了加强国防、改善工业布局、建立可靠的战略后方，启动了一项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战略工程——“三线建设”。

其核心是将一大批关系国计民生的国防工业、核心科技项目和骨干企业，从沿海和一线地区迁移到地处西部内陆的“三线”地区。成渝地区，凭借其在抗战时期已初步奠定的工业基础和依旧重要的战略地位，再次成为这次大规模工业布局调整的重点区域之一。

1964年深冬，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主管核工业和相关配套产业）总工程师的李觉，承担了一项关键任务：为国家规划中的大型铝加工联合企业寻找合适的建设地点。铝，特别是高性能的航空级铝材，是现代航空航天工业和国防工业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

李觉带领的考察队经过多方勘察，最终来到了位于重庆市郊的西彭镇。在专业眼光审视下，这里的地质条件、水源保障、水陆交通潜力以及相对隐蔽的地理位置，都显示出其作为大型工业项目建设基地的优越性。

按照国家规划，一座代号为“112厂”的大型军工企业在此破土动工。经过艰苦的建设和技术攻关，这座工厂不负众望，成功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它不仅掌握了复杂铝合金的冶炼和加工工艺，更重要的是，成功地为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二代高空高速战斗机——歼-8，提供了机身所需的关键蒙皮铝材。

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军工任务的调整，“112厂”积极响应国家“军转民”的号召，利用其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优势，大力开发民用铝材产品。其生产的高质量铝型材、板材等产品，不仅在国内市场广受欢迎，还成功打入了国际市场，产品一度远销包括欧美发达国家在内的27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了中国铝加工行业的一张重要名片。

历史轨道的“神同步”

重庆和成都，作为西南的重要城市，自古以来便是战略重地。重庆位于长江上游，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长江水道贯穿全境，既能便于物资运输，又能借助江水和附近的山脉形成天然的防护屏障。

重庆的电力资源同样丰富，水电站的建设为城市提供了稳定的能源供应，这些因素使得重庆成为中国西南的经济和军事重心。而成都则位于四川盆地的平原上，四周被群山环绕，是一块易守难攻的天然屏障。由此可见，成渝地区的地理优势在古代就已注定了其在中国西南的军事和经济重要性。

随着国家整体战略重心的转移和区域经济的再布局，建设成渝经济圈已成为大势所趋。成渝经济圈的发展将为全国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资供应，不仅支撑起西南的经济发展，也为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因此，成渝地区的大崛起是历史的必然，随着经济持续发展、人口不断聚集，它将成为国家大后方的超级大城市，向全国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与支持，成为中国西部经济的引擎。

参考资料：[1]司嵬,樊丹,王冲.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旅游共生水平测度及协同发展研究[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5,48(1):94-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