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4月6日，北京西郊的京西宾馆迎来了一场特殊的会议，教育部召集全国36个单位的41名代表，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这场会议原本是为讨论当年的招生政策，却意外成为废除高考的导火索，有人直接在会上提出：“高考制度是资产阶级的产物，工农子弟被分数卡在门外！”

新中国的高考制度始于1952年，自设立以来，为党和国家输送了大批人才，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也引发了诸多争议。因为高考升学是当时就业的主要渠道，国家对高校学生采取“包下来”的政策，高考的竞争相对比较激烈，因而基础教育存在追求升学率的现象，学生的课业负担确实比较沉重。

1964年3月10日，北京铁路二中校长魏莲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关于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的信，信中指出，教育部规定中学生每天的上课时间是8节课，实际上中学生每天必须学习9到10小时，负担很重，而且某些学校和教师片面追求升学率，侵占了学生的休息时间。魏莲一认为，当前的教育体系急需改革。

魏莲一（左）

毛泽东对魏莲一的来信非常重视，他在信上作出批示：

此件应发给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各正副部长以及北京市委和管教育同志，请他们加以调查研究。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3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这就是教育领域的“310”指示，此后相关部门发出3份减负文件，这在我国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7月5日，毛泽东和在哈军工上学的侄子毛远新谈话时，提出学生应该参加阶级斗争的主张，他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学生要离开课堂、到课外去从事阶级斗争的看法，他认为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必须通过大风大浪、阶级斗争的方式进行培养。

毛泽东和毛远新

1966年，红卫兵组织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支持下，很快遍及全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批判和大革命的背景下，6月6日，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三（四）班的学生为废除高考制度，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们是中学生，是即将毕业的高中毕业生，高考是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的，是造就新资产阶级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的工具，因此砸烂高考制度是他们的责任。

毛泽东对这封信的内容非常赞赏，他后来在谈话中多次强调：“高考把学生当作敌人，公开袭击，定期袭击。高考助长学生死记硬背，不是引导学生活泼主动的发展。高考按平均分数录取，要学生门门功课都好。高考超出中学课程范围，高考出难题，学生家长抱怨。学生紧张，高考每年总有人晕倒，把学生考焦了！”

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

从今年起，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办法。高等学校选拔新生，必须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

这个通知的发布，标志着从1952年以来全国统一高考制度的取消，尽管通知指出取消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并没有取消高校招生，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从1966年至1969年，全国高校全面停招，1079万本应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被送往农村“接受再教育”。

1970年，部分高校重启招生，但规则已变：学生必须来自工农兵，还需要经过“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但这一新制度很快暴露出问题，某高校的调查报告显示，部分学员的文化水平仅小学程度，课堂需从四则运算教起，一位数学教授私下感慨：“这哪是大学？分明是扫盲班！”

1977年8月，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正式拍板决定恢复高考。1977年冬天，全国举行了至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570万学生报了名，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达到了1160万人。这些考生从山村、渔乡、牧场、工厂、矿山、营房、课堂奔向考场，一个貌似可以通过公平考试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又回到了亿万民众的中间……

1966年的高考废除，是特殊年代政治逻辑的产物：阶级斗争的需要、平均主义的理想、对实践经验的神圣化。它改写了一代人的命运轨迹，也留下教育公平与质量的深刻教训。1977年的恢复高考，则标志着中国重回理性选拔人才的轨道。两场转折，映照出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平衡理想与现实。

学生进行高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