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之下，1964年到1965年期间，中国发生了一系列引人瞩目的事件，而这些事件背后，毛主席与外国友人斯诺的会面更是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
1964年12月28日晚上，那是一个看似平常却又暗流涌动的夜晚，毛主席身处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兴致勃勃地观看京剧《红灯记》。京剧那独特的唱腔和表演形式，吸引着毛主席的注意力，沉浸其中。然而，就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意外的消息从陶铸口中传来，这个消息犹如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泛起层层涟漪。原来，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未经毛主席同意已经结束了。毛主席的不悦之情显而易见，他果断要求陶铸和汪东兴把相关人员重新召集起来，继续开会。这一决定反映出毛主席对工作决策程序的重视，他希望所有重要事务都能在充分沟通协调的前提下进行。
于是，这个重要的会议从1965年1月3日下午便重新召开了。毛主席在1月3日和5日分别做了两次讲话，他的讲话犹如灯塔，为中国当时面临的各种事务指引方向。而这些讲话内容在各小组进行传达、讨论，也体现了当时中国内部积极的讨论和交流氛围，大家都在积极学习和领会毛主席的思想理念。
在这个时间段内，一位远在大洋彼岸的著名美国友人斯诺也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斯诺在1964年10月8日来到中国，他此行有着特殊的目的。在周恩来的授意下，他马不停蹄地在中国各地进行参观访问，试图考察中国在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后经济复苏的情况。当时的中国，正从自然灾害的阴影中逐渐走出，斯诺的到来，就像是一个来自远方的观察者，想要近距离了解新中国的恢复活力之路。
1965年1月8日，斯诺回到了北京。而命运的安排使得他在1月9日晚上，于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与毛主席有了一次隆重的会面。
斯诺此次会面可是有备而来，他还带了随行摄影师。见到毛主席后，他恳切地提出希望将这次会见的全过程拍成电影记录片。他滔滔不绝地说起：“1936年，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时我提出要把你的生平全部说出来，然后由我向全世界介绍你，你当时对这个提议很抵触。但我想告诉你，这么做是有好处的。一旦外界知道你的为人、你的理想以及你所从事的工作，你将会获得更多、更大的支持。后来，我们真的这么做了，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支持。所以，这次也请你接受我的提议，通过银幕，让全世界知道你。”从斯诺的话语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曾经成功促成对毛主席报道的自信，他渴望再次通过媒体的力量向世界展示毛主席，让更多人了解中国。
毛主席听到后笑了笑，呈现出一种“悉听尊便”的神态。摄影师见毛主席同意，手脚麻利地架设好了拍摄机位。在摄影师正式开拍前，斯诺像是导演要叮嘱演员一般叮嘱毛主席说：“从现在开始，我是导演，你要听我的，你演你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随性发挥，向观众展示出最真实的你。”毛主席点了点头，点着了一根烟，他的表情放松，就像一个在自己人面前自然畅谈的老友。
就这样，拍摄开始了。斯诺为了打开话题，从当时中国刚刚成功试爆的原子弹谈起，他兴致勃勃地问毛主席：“主席，你们的手里已经拥有原子弹了，你现在还会说它是纸老虎吗？”这个问题可是相当的尖锐，毛主席却毫不慌张，他思索了一下回答道：“说它是纸老虎，不过表明我对它的一种态度罢了。讲真，它的破坏力惊人，真用于战争，是会死好多多人的。这个东西，一旦你有我有全都有，全都拿出来用，那只能是全部人同归于尽。所以，它最终是要被唾弃的，从这个角度上说，它可不就是纸老虎了？”毛主席的回答既体现了对原子弹这种超级武器巨大杀伤力的认识，又展现了中国在核武器问题上理性而超前的态度。拥有原子弹的中国并没有被武力所带来的强大威慑力冲昏头脑，而是看清了这种武器的本质。
随后，斯诺的话题又转向国内政治局势。斯诺又谈到赫鲁晓夫，他问毛主席：“赫鲁晓夫下台，对中国有什么影响呢？”毛主席若无其事地说：“最大的影响，就是使我们丧失了一个写文章批评的对象。”这个回答既幽默又深刻，从中我们可以窥探出中苏关系紧张背景下，毛主席的一种独特视角。毛主席并不因赫鲁晓夫的下台而表现出过多的波动，反而从一种辩证的角度看待了这个事件。
斯诺紧接着趁机问：“新上台的苏共领导的工作成就怎么样？可不可以说是三七开，三分错，七分对？”毛主席悠然地吐了口烟，说：“恕我不方便评价苏共现在的领导，但有一点是可以公开的，那就是社会主义兄弟国都在说他们要搞‘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毛主席的回答表明了中国在新中苏关系格局下的态度，既不会轻易对新苏共领导做出片面评价，又暗示了苏联内部仍然存在的一些问题倾向。
接着，斯诺将话题由中苏关系转向了中美关系，这个问题在当时国际局势中可是相当的尖锐。他问毛主席：“你觉得中美关系有希望改善吗？”毛主席沉思片刻后说：“希望是有的，但我年纪老了，或许看不到了。”这个回答中，我们能感受到毛主席对中美关系未来改善抱有希望，但又因年事已高可能无缘看到那一天的无奈。随后，毛主席又针对生命的有限和宇宙的无限发表了发人深省的看法，他的话语仿佛让整个会面场景都充满了一种哲学性的思考氛围。
四个小时的会面就这样在轻松而充满深度的对话中悄然过去。斯诺自我感觉收获满满，不虚此行，便愉快地提出结束本次谈话。在临走之前，斯诺还不忘提醒毛主席：“我回国之后，可能会见到约翰逊总统，你有什么话让我转达给他吗？”毛主席有些遗憾地说：“算了吧，我已多次告诫美国人不要把手伸得太长，但他们根本不听。”从毛主席的话语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当时中美之间存在的矛盾和隔阂。随后，斯诺耸了耸肩，两手一摊，优雅地告辞。
1965年1月19日，斯诺带着在中国的满满收获启程回国。回到美国后，他将拍摄好的电影以《人类的四分之一》为名进行传播。这部电影很快就像一颗种子，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部片子如同一扇窗户，让世界透过斯诺的视角看到了毛主席，看到了当时中国国内的发展状况、领导人的态度以及中国对国际关系的思考。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处在国际格局的重要转型期。国际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冷战对峙的局面越发紧张，中苏关系也出现了裂痕。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重要力量，一方面要应对来自苏联内部变化带来的影响，如赫鲁晓夫下台及新苏共领导的政策走向；另一方面也要在国际舆论场中展现自己的形象，争取更多国际理解和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与斯诺的会面及其传播的电影《人类的四分之一》，无疑是中国向世界发声的一个重要方式。
毛主席通过坦诚地回答斯诺的问题，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对核武器的理性态度、对苏联内部局势的看法以及对中美关系改善的期许。这种在镜头前毫不掩饰的态度，彰显了中国的大国风范和坦诚直率的形象。而斯诺的传播，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领导人的智慧和风采，有助于打破西方部分势力对中国的歪曲和误解，为未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舆论基础。
回顾这一事件，从1964年12月28日晚毛主席得知刘少奇会议情况的那个夜晚，到1965年1月19日斯诺回国传播电影，这一系列事件串联起了当时中国国内事务、国际局势以及中美、中苏关系等多方面的复杂情况。它是当时中国走向世界、与世界沟通的一个重要片段，也是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中塑造自己形象的一次成功尝试。这一事件也提醒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积极主动地展示自我、表达立场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总的来说，1964 - 1965年毛主席与斯诺的这次会面，不仅仅是一位中国领袖与一位美国记者的普通会面，更是在特殊历史时期，中国与世界对话的一个重要契机，它所产生的影响深远而广泛，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