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之前，王应絮在南京新京汽车行开出租车。1937年，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到达南京，随后王应絮被南京八办聘用为司机，这也成了他人生中最大的转折。
在随后的一段日子里，王应絮为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办事处的领导都开过车，陪同他们走过了许多艰险而又充实的路程，也为自己留下了一辈子最为美好的回忆。
进入车夫这个行当，王应絮所碰触的多是一些悲惨境遇，但他遇到这些共产党人给他的感觉完全不同，他常被他们带来的温暖所感动。如果了解旧社会里车夫的地位，就可以想象一些小事对王应絮的冲击有多大。
有一次，他送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三人外出办事，因跑的地方比较多，不知不觉就忙到中午吃饭时间了。他将车停在一家饭店门前，准备在门外等领导们吃完饭再回八办。按照当时出租车车行的规矩，客人上饭馆时，司机只能在门外等着，是不能进去的。
可没想到，三位同志都在门外等他一起进去吃饭。王应絮没答应，但周恩来硬是把他拉进了饭店。他说：“怎么能叫你饿着肚子开车呢？”即使上了餐桌，他也很拘束。一个车夫和大人物一张桌子吃饭，这是天方夜谭，他做梦都不敢想。
三位领导看他放不开，就不停地给他夹菜，周恩来还再三嘱咐他一定要吃饱。餐食虽然简单，可他内心却被共产党人平等待人的态度和行动深深打动。
在他的记忆中，每次有中共代表团的出车任务，领导们都是自己动手开车门，没有当时国民党官老爷的派头，下车时也都是自己带走废品、关好车窗。因为汽车质量不好，有时候发动不起来，叶剑英还亲自用手摇柄去发动汽车。这些，都是他在遇到共产党人之前所不敢想象的。
这些小事，对于王应絮这个车夫来说，就像在平静的湖面砸下了数块巨石。虽然和中国共产党人才接触数日，他已经舍不得离开八办的同志们了。恰好当时有爱国华侨给八办捐献了一辆汽车，李克农找到他，问愿不愿意到办事处为周副主席开车。他毫不犹豫辞掉了车行的工作，正式成为了八办这个革命大家庭中的一员。
由于战局的不利，中共中央已开始未雨绸缪。1937年9月，中共中央派董必武回湖北工作，恢复和发展湖北（主要是武汉）地区的党组织，开展民运和统战工作，筹备成立八路军武汉办事处。
1937年11月中旬，日军侵占上海，直逼南京。国民党各重要部门纷纷内撤，南京办事处工作人员也决定分两批撤到武汉，并入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工作。
日寇逼近，南京城内一片混乱，交通完全瘫痪。虽然南京八办已决定撤离，但仍有大批民主人士和群众到办事处寻求交通上的帮助，李克农和袁超俊想尽一切办法安排他们离开南京。
当在南京八办坚持工作到最后的七位同志（叶剑英、李克农、廖承志、袁超俊、吴志坚、童小鹏和王应絮）离开时，日寇的炮火已经在南京通西门炸响。王应絮和袁超俊各驾驶一辆小车，沿着芜湖、屯溪、南昌、岸乡、长沙这条线路驶向武汉。
这是两辆很破旧的小车，加上路面常年失修，因而不断出现故障。每次车辆熄火，叶剑英就下车用手摇柄重新发动。他风趣地对王应絮说：“小王，没有我，你这辆车就开不走，要我给它扭鼻子才走。”
车在路上边修边走，大家的衣服早已布满油渍，可谁也没有抱怨，一直保持着乐观向上的态度。在王应絮的回忆中，最令人恼火的是一路上国民党军队的层层盘查，特别是对于共产党人的百般刁难，为此耽搁了很多时间。李克农为了缓解大家的怨气，常常劝诫大家，此刻不同于在南京，要学会忍耐。
经过一路颠簸，到达长沙时，两辆小车都无法再使用了。在叶剑英和李克农的协调下，七位同志分成两批，只托运了破旧小车，带上了简单的行李，就乘火车先后向着武汉再次出发了。当他们到达武汉时，已经是1937年12月底了。
南京八办迁到武汉后，在原日租界128街89号的大石洋行大楼内办公，门前挂牌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代表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武汉的工作地点。
大石洋行在中日战争爆发后被遗弃，因为怕日本人撤离时在建筑物内埋放炸弹，国民党各机关都不敢在那办公。南京八办工作人员转到那里时，还在里面发现了地道和不少枪支弹药等物资。通过地道里散落的文件判断，那里曾经是日本驻武汉的特务机关。
武汉办事处的房子比南京的大，里面工作人员也比南京的多，除南京办事处原班人马外，还有董必武、徐特立等几位老一辈革命家和王明、博古等人，人多了，工作也更忙碌。
周恩来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在王应絮的印象中，周恩来事必躬亲，忙着与各界、各方面的人士打交道。他的生活十分简朴，刮胡刀片是用了再磨，直到不能磨了为止，牙刷和毛巾用得都烂了、破了还在继续用。
周恩来是国民党的中将军衔，国民党当局按规定发来一套呢子军装和一双皮靴，可他立即退了回去，仍穿着布军装到政治部办公。国民党军政机关每周一都要举行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活动。每到这天，国民党军政要员都是西装革履，秘书、警卫前呼后拥，非常“气派”。而周恩来依然简朴着装，他的这种生活作风就连一些国民党将领也十分敬佩。
为了处理好中共和各方的关系，他常常四处奔波，从白天一直忙碌到深夜。很多次王应絮在凌晨两三点将客人送走后，回来时发现周恩来办公室的灯还是亮着的，有时候一直亮到天明。
邓颖超身体不好，还经常在外为革命工作奔忙，有时一天要外出办事好几次，但她一次也没要过车子。遇到车子空着时，王应絮主动要求送她，她都婉言谢绝了，生怕耽误了周恩来的工作。办事处内其他同志外出办事基本也是步行，因为办事处只有从南京带来的两辆破旧小车。
去国民党的机关办事，步行进去会遇到更多的刁难。为了节省时间，小车基本上都用于进出国民党机关和机要交通。
廖承志在武汉八办工作一段时间后，按照中央指示去香港开展工作。王应絮在送他去机场的路上，经过一个铁路交叉口时，由于工人疏忽未放下栅栏，等看见火车时已经快撞上了。虽然通过紧急制动避免了事故，但小车又熄火了。为了赶飞机，王应絮和廖承志只好轮流用摇杆发动汽车，幸好在最后时刻赶上了。
上飞机前，廖承志郑重地对王应絮说：“小王，这辆车太旧了，你好好干，等我想办法弄辆好车来给你开！”他到香港后做了大量宣传和动员工作，广大民众被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决心和信念所感动，纷纷捐钱捐物，为武汉八办添置了一辆1938年产的“福特”牌汽车和两辆救护车。当时《新华日报》还对此事有过详细报道。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除了向八路军和新四军输送各种物资外，还有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革命输送人才。王应絮回忆，李克农将招收的大批先进青年安排送往延安去学习或工作。
由于各种原因，当年经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介绍送往延安学习或参加革命工作的总人数已无法进行精确统计。据当时在武汉八办工作过的老同志回忆，1938年5月至8月，由武汉八办介绍经西安到延安的人数即达880人之多。有很多人后来成为革命队伍中的重要骨干。许多老同志回忆时，都感慨说，当年是武汉八办帮助他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王应絮的回忆中，钱之光是武汉八办的处长，负责后勤工作；袁超俊等负责交通运输工作。他们两人杂事最多，工作最不显眼，外出办事经常都是步行前往，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不可缺少的工作。
童小鹏负责电台通讯工作。机要电台一般都设立在秘密地点，并且只能在夜深人静时工作。工作劳累不说，而且针对共产党人的暗杀时有发生，就是在来往电台的路上都要冒着生命危险。
虽然工作条件差、物资匮乏，可办事处对待每一位同志都十分关心。王应絮有一次住院，正蒙着被子休息时，感觉到被子被轻轻拉开。他一下子惊醒，翻身看到叶剑英、李克农、廖承志三人特意抽空来探望他。
廖承志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三位同志不断地安慰他，要他好好休息，安心治病，临走时还留下两个大苹果。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苹果已经算是奢侈品了。王应絮将这份感动一直深深藏于心中。
1938年10月初，日寇已逼近武汉，国民党军政机关早已撤离，形势十分危急。迫于形势，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也开始转移，由袁超俊等具体负责转移家属工作。
他们从汉口向湖南湘乡转移，除了行动不便的老人们有一辆破旧大巴外，其他人都是步行。家属转移后，形势更加危急，来办事处求助的人越来越多，连周恩来都参与到接待工作中来。他对同志们讲：“我们共产党人要时刻想到群众，撤退要走在最后。”
在多方协调下，李克农和袁超俊通过社会关系租用了一艘轮船“新升隆”号，专门运送群众转移至后方。轮船启程时周恩来和李克农还特意去探望了大家，但这艘船离开汉口不久就遭到日寇飞机攻击，被炸沉在湖北嘉鱼附近。
10月25日凌晨，王应絮与办事处内的工作人员在周恩来、叶剑英带领下准备转移。李克农和童小鹏则冒着生命危险，带着电台分散转移到其他秘密通讯地点。直到深夜，办事处的转移准备工作才完成。
在日寇的隆隆炮声中，办事处全体人员连夜转移到法租界。在万国旅馆稍作休整后，趁着夜色的掩护离开了武汉。
从1937年10月成立到1938年10月撤离武汉，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积极为八路军、新四军筹备粮饷和各种军需物资；输送大批爱国青年奔赴延安和各抗日前线；接待国内外各界人士，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应絮同办事处其他工作人员一样，作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在周恩来、董必武等带领下，满怀救亡图存的赤子之心，为民族大义和国家存亡做了大量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