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房内小憩的潘汉年听到前台来电：“有客人到访，请您下楼接待。”他立刻起身，趿拉着拖鞋快步下楼。
潘汉年刚进门，罗瑞卿便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最高法院已经批准，现在正式逮捕你。”
潘汉年正懵着，突然被俩警卫架着塞进了车里，车子一溜烟就消失在黑夜里了。
潘汉年这次来北京，是以上海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然而，随着他突然神秘消失，负责他安全的警卫员相其珍感到格外不安。
相其珍向上海代表团的陈丕显和夏衍打听潘汉年的下落，但两人均表示未曾见过他。
1955年4月5日，也就是潘汉年被捕后的第三天，陈毅公开谈及了潘汉年失踪一事。
陈毅提到："潘汉年已经被抓了，原因是他涉嫌内奸，这事发生在1943年。在此之前，他一直执行党中央交给的各项任务，没有表现出任何背叛的迹象，大家不必过分担忧......"
陈毅的言辞显然有所保留。
潘汉年出生于1906年，家乡在江苏宜兴。他在19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期间，凭借早年的知识积累，他跟随郭沫若在北伐军中负责宣传事务。后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件，潘汉年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1931年，顾顺章作为中央特科的核心人物突然倒戈。周恩来在接到钱壮飞的情报后，迅速采取行动，成功阻止了党组织遭遇重大破坏。紧接着，党中央对特科进行了全面重组，确保其工作得以延续。
潘汉年之前从未涉足过情报领域，但他天生具备出色的才能。接手情报科后，他迅速适应并掌握了相关工作。在短时间内，他成功构建了一套独特的情报网络。
华克之、关露、黄慕兰等人，都是潘汉年手下的得力干将。他们当时在潘汉年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各自承担着重要任务。这些人在潘汉年的指挥下，共同完成了许多关键工作。他们的身份和职责，与潘汉年有着直接的上下级关系。在华克之、关露、黄慕兰等人的协助下，潘汉年得以顺利推进各项任务。这些人的贡献，与潘汉年的领导密不可分。
抗日战争全面打响后，上海被日军占领。在这段时间里，我党迫切需要掌握上海地区的情报动态。潘汉年多次秘密潜入上海，为我党在上海构建情报网络提供了关键性的指导。他深入敌后，亲自部署和指挥，确保了我党在上海情报工作的有效开展，为后续的抗战行动奠定了重要基础。
这段时间里，潘汉年与汪伪政权核心人物李士群建立了联系。李士群当时担任76号特工总部的主要负责人，这个机构是汪伪政府的重要情报机关。通过这次接触，潘汉年得以深入了解汪伪政权的内部运作情况。这种交往为后续的情报工作提供了重要渠道，也为分析敌方动态创造了条件。值得注意的是，76号特工总部在当时具有特殊地位，其活动对局势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
潘汉年对李士群相当熟悉。早年，李士群加入共产党，并被组织选派到苏联学习。学成归国后，他被分配到特科工作，而潘汉年恰好是他的直接领导。
1932年，李士群被中统组织抓获，这次被捕成了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面对国民党的审讯和压力，他最终选择背弃了曾经效力的共产党，转而投靠了敌方阵营。这一事件不仅改变了他个人的命运轨迹，也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李士群的叛变行为，成为了国共两党斗争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反映了那个特殊历史时期地下工作的艰险与残酷。
上海失守后，李士群在国民党内部遭遇不公待遇，心灰意冷之下，他决定投奔日本势力，走上了叛国的道路。
李士群因为受到汪精卫的重用，被提拔为汪伪政权特务机构的负责人之一。
上海地下党迅速将情况汇报上级，叶剑英、廖承志和潘汉年立即决定派遣关露前往李士群处，担任我党与李士群之间的联络人。
李士群在这段时间里，他的承诺还算靠谱，真的给我党送来了不少关于日本人的消息，甚至还帮忙把我党的一些同志安全送出了上海。
1943年，潘汉年注意到李士群与中共的接触明显减少。
潘汉年为了与李士群会面，专程前往上海，但多次被对方找借口推辞。他随后辗转苏州，再赴南京，最终才得以与李士群见面。
南京失守后，潘汉年作为中共情报系统的核心负责人，独自进入敌占区，此举风险极大。当时的南京已被日军控制，潘汉年作为中共情报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孤身前往，面临的危险可想而知。他的行动不仅关系到个人安危，更涉及整个情报系统的安全。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潘汉年的决定充分体现了其作为情报工作领导者的担当与勇气。这一行动也为后续的情报工作奠定了基础，对中共在抗战时期的战略部署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时，潘汉年完全没有预料到，这次前往南京的行程会彻底改变他的命运轨迹。他并不知道，此行将成为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深刻影响他未来的道路。
李士群在南京与潘汉年会面时，特意提到：“汪先生最近情绪低落，他正在考虑推行联合政治。得知你到访，他非常期待，希望能与你深入交流。”
听到这个提议，潘汉年心里一惊，原本打算推辞，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出于谨慎，他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关于潘汉年与汪精卫会面的具体谈话内容，如今已难以查证。但从潘汉年后续的革命活动来看，可以明确的是，他并未背叛党组织。他的行为始终与党的立场保持一致，坚守了革命信念。
作为情报人员，私下与汪精卫会面本身就是一项重大行动。这种接触不仅风险极高，而且影响深远，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严重后果。情报工作讲究隐秘性，与这样的人物直接碰头，无疑突破了常规操作的界限。这并非普通的外交活动，而是涉及国家安全的敏感事件，每一步都需要谨慎考量。
出乎意料的是，潘汉年回来后并未公开此事，而是选择保密，这一瞒就是整整12年。在这期间，国民党特务发现了蛛丝马迹，并利用报纸对我党进行了攻击。
针对此事，毛主席特意向潘汉年进行了核实。然而，潘汉年并未如实相告，反而对相关情况予以否认。
毛泽东对潘汉年给予了充分信任，并特别要求时任中央社会部负责人的康生对此事进行公开回应。这一决定体现了毛泽东对潘汉年的坚定支持，同时也通过康生的官方表态，进一步表明了党中央的立场。这种直接而明确的处理方式，既维护了潘汉年的声誉，也展现了毛泽东在用人方面的果断决策。
1954年，高岗与饶漱石因策划分裂党和国家政权的活动被揭露并受到严厉批评。随着他们的阴谋被曝光，两人被依法逮捕。由于他们在党和政府中曾担任要职，此次事件导致众多相关人员受到波及。
在饶漱石担任华中局书记期间，潘汉年负责情报部门的工作。作为情报部的负责人，潘汉年对这个职位极为重视。
在那个特殊时期，党内氛围紧张，大家心里都不踏实。为了避免矛盾激化，毛主席下达指示，要求所有党员干部如实汇报革命时期的历史问题，写成书面材料提交给组织。只要态度诚恳，承认错误并愿意改正，党组织会根据具体情况考虑不追究过去的事情。
面对新的形势，潘汉年认为有必要公开十二年前与汪精卫秘密会面的实情。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不再隐瞒这段往事，选择向组织坦诚交代。这一决定既是对历史的负责，也是对自己政治立场的澄清。潘汉年意识到，只有如实陈述当年的情况，才能消除外界对其政治立场的疑虑，维护自身的清白。
潘汉年完成文件撰写后，将其递交给陈毅。
陈毅得知此事后，当即严厉批评潘汉年："你太糊涂了！这么重大的事情，为什么不及时向中央汇报？和汪精卫私下接触，这可不是小事，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完全不能容忍。"
陈毅随后把文件递给了毛泽东审阅。
毛主席得知情况后极为愤怒，指出潘汉年在清楚自身问题的情况下，仍然选择向组织隐瞒事实。他随即下令，表示潘汉年不可再被信任，并命令罗瑞卿立即执行逮捕。
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描述的情景。
潘汉年被秘密逮捕后，最初被关押在功德林监狱。到了1960年，他被转移到秦城监狱继续关押。
经过两年的审理，最高人民法院最终作出裁决：潘汉年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并永久剥夺政治权利。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潘汉年遭受了严重的打击，最终于1977年离世。
在潘汉年逝世五年后，中央正式发布文件，为其恢复名誉。
经过长期的努力，潘汉年重新赢得了作为杰出情报人员的声誉。然而，他未向组织报告与汪精卫会面的事实，无疑构成了严重的政治失误。这一行为违背了党的纪律要求，给其革命生涯留下了不可忽视的污点。尽管他最终恢复了名誉，但这一事件始终是其政治生涯中的重大瑕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