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在食品安全危机频发、环境污染触目惊心的当下，各地扫黄专项行动却频频登上媒体头条。这种社会治理的优先序列看似吊诡，实则折射出复杂的治理逻辑。当东莞扫黄行动单日出动六千警力时，某地毒大米事件却仅由三名市场监管人员处置，这种反差恰是社会治理选择性的真实写照。

道德治理的优先性源于其政治正确特质。在传统文化中，黄赌毒被视为败坏社会风气的"三害"，对其进行打击天然具有道德正当性。某地公安局长曾坦言："端掉一个涉黄窝点，第二天就能上央视新闻。"这种立竿见影的治理效果，既能彰显执政者的治理决心，又避免触碰复杂的利益格局。相比之下，食品安全涉及农业、工商、质检等多部门协调，环境污染治理更需要面对GDP增长与生态保护的深层矛盾。

执法成本的差异塑造了治理优先级。扫黄行动具有明确的执法对象和清晰的证据链，一次突击检查即可人赃并获。而食品造假往往涉及全产业链，某地假奶粉案就牵扯到奶农、运输商、检测机构等十余个环节。环境治理更需要持续投入，太湖治污连续十五年投入超千亿才初见成效。这种投入产出比的悬殊，使得地方政府更倾向选择"短平快"的扫黄行动作为政绩工程。

社会注意力的分配机制强化了治理偏向。涉黄案件因其桃色元素天然具有传播爆点，某地扫黄行动的网络讨论量曾单日突破两亿次。而雾霾治理的技术讨论、食品检测的专业报告，往往淹没在信息洪流中。这种注意力经济的运行规律，无形中放大了扫黄治理的显示度，形成"越治理越重视"的循环强化机制。

这种治理优先级的偏差，实质暴露了现代社会治理的深层困境。当我们在霓虹灯下围观扫黄战果时，不应忘记餐桌上的农药残留和口罩后的呼吸之痛。社会治理需要走出"选择性治理"的舒适区，在道德治理与技术治理之间寻找平衡点，让每个公民既能享有洁净的社会风气，更能获得安全的食品和清新的空气。这或许才是现代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真正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