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殿英，这个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备受争议的人物，以其“盗墓”“汉奸”的恶名为人熟知。
1947年，他在汤阴战役中被解放军活捉，原以为自己难逃一死。
可他没想到，当他被送到解放军指挥官刘伯承面前后，刘伯承却表示：
“此人不可杀，他对我们有恩。”
刘伯承为何这么说？孙殿英究竟做了什么让他得到宽容？
军阀之路孙殿英出生于河南省永城县的一个贫穷乡村，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在一次与旗人的争执中被打死在狱中。
少年时期的孙殿英，凭借着不拘小节的性格，逐渐融入了当地的地痞流氓圈子。
那时的他，和那些流浪的年轻人一同混迹在社会的底层，靠着直觉和强悍的生存本能一路闯荡着，最终成了“庙道会”中的一员。
1922年，随着时局变化，孙殿英决定投身军队，当时的中国，军阀割据、硝烟弥漫。
孙殿英看准了这一局势，投奔了冯玉祥，成为冯玉祥麾下的一个小兵。
在冯玉祥的军队中，孙殿英凭借着自己出色的处事能力，逐渐崭露头角，很快升任为排长、机枪连连长等职位。
孙殿英善于察言观色、结交上级和同僚，因此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他已经能够在冯玉祥的军队中站稳脚跟，成为冯的得力干将之一。
孙殿英并不满足于现状，1926年，他见机行事，投靠了当时与冯玉祥结盟的张宗昌。
张宗昌是另一个位于中国北方的重要军阀，统治山东一带，孙殿英当时加入张宗昌的军队，迅速晋升为师长。
但在1927年，冯玉祥的北伐军与张宗昌的军队展开了激烈的战争，孙殿英的部队再次陷入了混战。
冯玉祥最终取得了胜利，孙殿英投降并接受了改编与调整，他的部队被撤销，重新整编为一个“杂牌军”。
这一过程中，孙殿英渐渐认识到，若想在这场纷争中脱颖而出，必须要具备极高的政治敏感性和灵活的适应能力。
随着军阀势力的不断更迭，他不断地在政治和军事的漩涡中游走，不断地更换阵营。
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他迅速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兵成长为一名有着不小影响力的军阀。
盗墓丑闻1928年，孙殿英的部队因为是杂牌军，不受重视，蒋介石甚至多次拖延军饷。
孙殿英深知如果无法解决这一问题，自己的军队很可能会陷入士气低落，甚至出现叛乱的局面。
为了维护自己手中的权力，他决定自己想办法搞钱，在经过一番调查后，他的目光锁定了清东陵。
孙殿英影视形象
这座陵园中埋葬着清朝的历代帝王，包括乾隆帝、慈禧太后等，也埋葬着大量的金银珠宝和历史文物。
清东陵地处偏远，长期无人管理，孙殿英便以“军事演习”为名，调动自己的军队，封锁了清东陵的外围。
为了掩人耳目，孙殿英甚至还制作了虚假的演习公告，声称自己是为了备战而进行的军事训练。
在安排好一切后，孙殿英指挥手下对清东陵进行了大规模的掘墓行动。
这些墓穴中，埋葬着许多宝藏和历史遗物，都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为珍贵的物品。
孙殿英的部队盗掘了乾隆帝的裕陵和慈禧太后的定陵，两座陵墓中埋藏着大量的黄金珠宝、古董器物、稀世珍宝。
尤其是乾隆帝的裕陵，其中不仅有价值连城的朝珠、金龙、翡翠等陪葬品，还有乾隆帝亲自使用过的珍贵物品。
得手之后，孙殿英命令部队将这些宝物搬走、转移，甚至还将一些重要文物送往国外销赃。
孙殿英在盗墓时，为了加速挖掘过程，他命令士兵使用炸药爆破墓穴的结构，直接炸开金刚墙，进入地下宫殿。
这样的暴力手段破坏了陵墓的完整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清东陵被盗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巨大的舆论风暴。
但孙殿英利用自己在军阀之间的关系，成功地“收买”了部分官员和军队高层的支持，最终他并没有受到处罚。
孙殿英的盗墓事件，成为了他一生中无法抹去的污点，也让他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留下了一个永久的负面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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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孙殿英依旧更关注自己的利益，而非真正站在国家与民族的角度去思考。
但随着战争的深入，尤其是在华北地区日军的进攻愈加猛烈时，孙殿英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复杂。
他深知，单靠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合作，无法带来实质性的胜利，而与日军的直接对抗，又让他陷入两难境地。
在抗日初期，孙殿英被张学良招募，加入了东北军，并被任命为第41军军长。
当时的东北军正处于对抗日军的最前线，张学良作为东北的统治者，虽然在政治上有着明确的立场，但在军事行动上却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
孙殿英在东北军中的表现并不算出色，但他的一系列行动确实减缓了日军的推进速度，并为华北地区的抗战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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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3年，日军对热河的进攻愈加严峻，孙殿英的部队被派往前线与日军作战。
他和其他将领共同协防热河与赤峰一带，在数次激烈的战斗中，成功牵制了日军的主力。
抗日战争期间，孙殿英的另一大贡献是他与共产党地下党员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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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殿英在与张学良的联系中，意识到在这场战争中，各方势力的联合对于抗日至关重要。
正因如此，他与中共地下工作者的接触逐渐增多，并且他为红军提供了物资支持。
尤其是在长城抗战期间，孙殿英曾向八路军提供过一部分枪支与弹药。
八路军当时正面临极大的物资缺乏，而孙殿英的支持为红军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尽管他在后期投降了日本，甚至为日军提供了不少帮助，但他在抗日初期对中国抗战的贡献也让他变得不那么完全恶劣。
抗战胜利后，孙殿英投靠国民党，但蒋介石并未完全接纳他，他被编入新编的第五军，在内战中继续为蒋介石效力。
被俘之后1947年的汤阴战役中，孙殿英的军队已被解放军围困，他自知大势已去，曾试图自杀，但在部下的劝阻下放弃了这一计划。
最终，孙殿英兵败被解放军活捉，随后被押送到解放军的指挥部。
在所有人都认为他难逃一死时，指挥官刘伯承却表示：
“此人不可杀，他对我们有恩。”
刘伯承所说的，自然就是孙殿英曾在抗战时期为八路军提供枪支弹药这件事。
虽然孙殿英的背叛行为不容忽视，但刘伯承认为，功与过必须要区分对待，而不能以过去的错误来全盘否定他在抗战期间的贡献。
尽管外界对刘伯承这一决定有所非议，认为他过于宽容和理性，但刘伯承并没有因此动摇。
他深知，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任何人的选择和立场都可能受到时代的影响，不能仅仅依靠一时的判断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解放军的宽容政策，让孙殿英在监禁期间开始反思自己的一生，逐渐意识到自己曾经的错误。
但由于长时间吸食鸦片，孙殿英的身体已经到了不堪重负的程度，在被解放军俘虏后不久，他就去世了。
孙殿英去世后，他的名字仍然与“盗墓”、“汉奸”等负面标签紧密相连，成为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段令人痛惜的插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