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冬，朝鲜盖马高原的寒风裹挟着冰雪，将长津湖变成一片死寂的战场。志愿军第九兵团以血肉之躯对抗零下40度的极寒，将美军王牌陆战一师逼至溃退。

然而，这场被美军称为“路程最长的败退”的战役，却让志愿军付出了减员近5万人的惨痛代价。

战役结束后，司令员宋时轮在鸭绿江边脱帽鞠躬，泪流满面。

究竟是怎样的指挥失误，让这位久经沙场的名将自责至此？面对未能全歼美军的遗憾，宋时轮又该承担多少责任？

长津湖战役中，志愿军第九兵团因冻伤减员高达3.3万人，远超战斗伤亡。许多战士在潜伏时被冻成“冰雕”，全连成建制牺牲的案例比比皆是。

这一惨状的背后，暴露出后勤保障的致命短板。

宋时轮并非毫无准备。据史料记载，第九兵团原计划1951年春季入朝，但因战局突变，仅用20天便从山东急调朝鲜。部队在沈阳短暂停留时，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曾紧急调拨3.5万件棉衣，但杯水车薪。更关键的是，美军对运输线的轰炸切断了后续物资补给，许多战士仅着单衣投入战斗。

客观条件固然艰难，但宋时轮也难辞其咎。作为兵团司令员，他未能在山东整训期间提前筹备御寒物资，也未充分预估朝鲜的极端气候。一名老兵回忆：“若战前能教我们用雪搓手脚防冻伤，或许能少死一半人。”

战役初期，宋时轮对美军部署存在严重误判。他认定柳潭里、新兴里之敌各为一个团，实际却是美军陆战一师两个主力团加炮兵支援。这种误判导致志愿军平均分配兵力，未能集中优势围歼一处。

最受争议的是预备队26军的调度。宋时轮原计划以20军、27军为主力，将26军置于百里外的江津地区。当发现前线兵力不足时，26军被迫在风雪中强行军，途中遭美军轰炸，最终迟到战场。军长张仁初被宋时轮怒斥为“高山顶上倒马桶——臭名远扬”，但张仁初反驳：“若兵团指挥部能提前部署，何至于此？”

战后检讨中，宋时轮坦承：“26军南调过迟，由我负主要责任。”这一表态，展现了他作为军事主官的担当。

战役尚未结束时，宋时轮便向中央发出检讨电报，列出六大失误：战场环境不熟、侦察不力、后勤组织不足、部队教育欠缺、预备队调度迟缓，并明确表示“由职负主要责任”。这封电报成为后世评判其责任的关键证据。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并未公开追责。毛主席甚至发来嘉奖令，肯定第九兵团“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军威”。这一矛盾背后，是历史的多重维度：一方面，宋时轮的指挥确有疏漏；另一方面，第九兵团仓促入朝、物资匮乏的困境亦属客观现实。

美军陆战一师作战处长包泽上校战后感叹：“若非志愿军后勤受限，我们一个人也逃不掉。”

1952年，宋时轮回国前专程在鸭绿江边停车，向长津湖方向脱帽鞠躬。这一场景被随行人员记录：“将军低头伫立良久，泪流满面。”

这一鞠躬，既是对牺牲将士的告慰，也是对自身责任的无声忏悔。

历史学者评价，宋时轮的军事生涯充满矛盾：他是淮海战役中的“阻击专家”，却因长津湖的冻伤减员饱受争议；他敢于主动担责，但指挥风格的固执也曾酿成苦果。

正如其晚年所言：“我们会永远记住这段历史，因为它是中华民族的辉煌。”

长津湖战役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战争的多重面相。宋时轮的责任，既在于对极端气候的预判不足和战术失误，也受制于时代背景下后勤体系的脆弱。

然而，正是这场惨烈的战役，迫使美军首次在朝鲜战场转入防御，成为抗美援朝的转折点。

历史从未简单非黑即白，宋时轮的功过，或许正如那冰封的长津湖——寒冰之下，奔涌着热血与忠魂。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二十六集团军军史》《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二十七集团军军史》《血战长津湖》（何楚舞、凤鸣著）《抗美援朝战争史》（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